王守仁的儒学精神是人世的，甚且是世俗文化的升华。徐爱《传习录序》说，王守仁“和乐坦易，不事边幅”，特别是“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在商业发达的吴越长大的王守仁有着和吴中才子相类的文化体验。王世贞《弁州史料》谈其“幼特好逸游、走狗、斗鸡、六博，诸所从为，非不肯补博士弟子，毋亦无耐任之耳。”如果说，唐寅等人对伪道学的质疑里肯定身体欲望，向着《金瓶梅》式的世俗文化的方向发展，那么，王守仁则努力提升世俗伦理中对本心体验的肯定。他说：“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无有有过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过，当时即得本心。”又谓：“凡人之为善者，虽至于逆理乱常之极，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诚，而卒人于小人之归。”王守仁把本心视为德性的源泉和内在超越的依据，如何辨识和向上提升本心的伦理意向，是心学的思想起点。在对科举文化的解蔽和对江南世俗文化的提升之上，他试图对科举文化与商业文化熏陶而成的“已无还淳返朴之机”的社会风俗，做出精神上的清理与救赎。
古学复兴为明代思想文化的大变局。明人董其昌以为：“成、弘间，师无异道，士无异学，朱子之书立于掌故，称大一统，而修辞之家墨守欧曾，平平尔。时文之变而师古也，自北地（李梦阳）始也，理学之变而师心也，自东越（王守仁）始也。”以前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和以阳明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思潮，极大改变了明代思想的形态和走向，在文学思想的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前者拒斥宋学，后者要提升宋学的精神内涵，两水分流，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对抗，构成了嘉靖时期文学思想的主要文化资源。正嘉以后的文人，大都有苦攻时文的经历，徘徊于时文与古学之间，但进士及第后往往改弦易辙，投身文学与思想复兴运动。当然，科举制艺仍然是嘉靖文学思想的基本背景。唐宋派的古文家无不是时文大师，他们不但关注风俗问题、文学问题，而且以古文改造时文，推动了时文写作的发展。复古运动的新领袖李攀龙“益厌时师训诂学，间侧弁而哦若古文辞者”，坚持以“古文辞”反对“时师训诂学”。这表明古学复兴以后，举业和时文仍以某种方式规约着文学思想的发展方向。
三、嘉靖时期士大夫的境遇与心态
嘉靖初始，朱厚熄励精图治，号称“右文之朝”。皇甫汸说：“今上御极之初，端冕右文，侧席求士，遂企弓旌之招，膺珪璋之荐，待诏金马，给札兰台，亦一时之奇遇也。”其“右文”的政策首先体现在对科举的重视。据张朝瑞《皇明贡举考》所言，嘉靖八年会试，“时上方励精求贤，益亲文学士。于是大学士杨公一清等以罗洪先、程文德、杨名、唐顺之、陈束、任瀚六卷进览，上一一品题卷首，各有批语。”嘉靖十四年下记载：“上凡廷试策题多出自宸衷，不假臣下之手。是岁上亲制策题，欲以法天法祖立意。”并且“复亲为品题，首三卷各有批语。”这种御笔亲题的赏鉴，无疑是帝王对举子最高的恩宠和鞭策。朱厚熄希望通过科举考试选拔那些在议礼问题上与自己意见一致的“天子门生”，藉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这也有效地调动了文人的知遇之恩和创作热情。但随着大礼议和更定祀典事宜尘埃落定，对文教事业的关注逐渐地淡出朱厚熄的视野，再也看不到关于他“亲制策题”或“亲为品题”地记载了。
与此相关的还有对诗文酬唱的兴趣。嘉靖三年大礼议事件以后，费宏、杨一清等温和派旧臣组成内阁。朱厚熄大体控制了政治局势，开始塑造和展现自己作为贤明君主的形象。陈田《明诗纪事》说：“世宗朝，先以议礼，次以斋醮，君子小人迭为消长。然其初政如费文宪、杨文襄、石文隐辈，未尝不倾心延接，君赓臣和。史称，帝御平台，赐宏御制七言一章，命辑倡和诗集，署宏衔曰：‘内阁掌参机务，辅导首臣。’叹其尊礼前此未有。”他们的酬唱之作大都无艺术价值可言，却是明代君臣在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点心”，装饰出人文辑熙的隆盛之世。嘉靖五年，受到宠眷的大学士费宏评价朱厚熄说：“自改元以来，日御经幄，留神古典，既取皋陶伊尹周公之谟训，亲加注释，以为书之三要；又欲择其大经大法，作为诗章，万几之暇，以写玩而自适焉。”“盖右文之主，近代所无，而遭际之奇，实出于望外也。然臣之私心则恐吟咏频数，圣虑过劳，每托散本官，转告司礼监太监，欲为上达天聪，保爱圣体，以锡福于天下。”皇帝亲自示范，咏诗弄赋，这是明前期帝王的遗风，也是台阁文风流行的政治保证。朱厚熄在这段时期“吟咏频数”，以至大学士要为皇帝的“圣体”担忧。从这些描述里，可以依稀看到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对这种诗歌仪式的热情。
然而，写诗并不能真正带来政通人和，元老重臣和议礼的新进贵人之间的权力冲突偏偏在君臣酬唱问题上凸显出来。王世贞说：“是时，上颇好赋诗，往往假宏润色，赏赐隆渥，一时以为荣，而萼、璁闻之不善也。萼至上言：‘诗文小技，非圣学所急，宏不当以此希恩宠。’于是萼、璁前后数上疏攻宏，大有所诽诋，宏亦自辨，因乞归。”沈德符则说：“世宗初政，每于万几之暇，喜为诗，时命大学士费宏、杨一清更定，或御制诗成，令二辅臣属和以进，一时传为盛事。而张璁等用事，自愧不能诗，遂露章攻宏，诮其以小技希恩，上虽不诘责而所出圣制渐希矣。”费宏、杨一清与张璁、桂萼的冲突显然是政治权力的角逐，文学沦为政治的工具。王世贞描述费宏与张璁、桂萼冲突的心理动机说：“萼、璁虽以当上心骤贵，而翰林诸臣皆贱之，不欲与共功名，宏亦不能异也。”费宏与杨一清等大礼议的温和派，仍然是资深望重的前朝元老，而张璁与桂萼不过是嘉靖前后甫入仕途新近贵人，五六年间，便平步青云。晋升的唯一原因就是在议礼过程中迎合上意，强力支持了朱厚熄的意向与权威。这难免获罪于大批保守的元老重臣，并引起士大夫对其道德品质的质疑。此后，弄文弄墨，粉饰太平的事儿，便被朱厚熄束之高阁了。
明代的文人也往往成为政治倾轧的牺牲品。正德初，士大夫与刘瑾的斗争中，前七子先后遭遇贬斥。嘉靖初的大礼议事件中。杨慎、薛蕙这两个六朝初唐体的双子星座，过早地从仕途上退出。嘉靖五年和嘉靖八年的进士群体闪烁出来的“嘉靖八才子”或“十才子”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成为张璁与元老们斗争中殃及的“池鱼”。所谓“八才子”是嘉靖前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文人。一般指嘉靖五年（丙戌）进士及第的王慎中、赵时春；嘉靖八年进士及第的唐顺之、李开先、陈束、吕高、熊过和任翰。他们是朱厚熜“亲为品题”的青年才俊，又是“史馆起家”的翰林文人，在嘉靖十二年前后，相与酬唱，刻励古学。这个年轻的文人群体没有经历早期的大礼议事件，却对青云直上的议礼贵人敬而远之。王惟中《王慎中行状》说：“天子向意文治，取才学之臣十人以充史馆，而先生为之首。权贵人欲致先生，使人语曰：得一见，馆职不足定也。先生固不往谒，乃点用九人，独先生竟沮不用。”这个“权贵人”就是指张璁。词林清议自然对新贵们迎合上意的作法充满“轻蔑”，与王慎中情同手足的唐顺之、陈束同样站在了清议一边，与张璁等保持着距离。《明史》指出，“盖顺之等出张璁、霍韬门，而心以大礼为非，不肯趋附。”张璁和内阁元老的斗争如法炮制地延伸为对翰林才子们的打击。崇尚气节、恃才自傲的嘉靖才子在“将顺其美”且“隗不能诗”的新贵执政的岁月里，注定了仕途坎坷的与命运。
嘉靖才子与“权贵人”的对立，从根本上是政治斗争与人格理想的冲突。李开先认为，张璁犹有可谅，稍后的夏言才是扼杀文心士气的主要责任人。其《潘春谷传》说：“以事触忤台臣，助而攻之者更有改宫僚未成之众，萋菲之谤，薏苡之疑，始之者一吠，和之者百声。同罢者又如张玄泉、王南江，皆齐名屡腾，荐剡者刘涵江。所谓虽出内批，孰不知为权贵人所为。前后如吕江峰、罗念庵、唐荆川、赵浚谷、谢右溪，以及不榖，事虽不同，同黜于一人之毒手，台臣竟以事败戮天之报应如此。”这个“权贵人”乃指夏言。同罢者中不乏罗洪先、唐顺之、赵时春、王慎中和李开先这些名动一时的嘉靖才子。嘉靖前期，制礼作乐，文质彬彬，但是嘉靖才子却命运多舛。作为当事人的王慎中在《岩居稿序》里说：“词学之士反锢于右文之朝，良有不可知者。昔之以才困者，往往挟持所能之过，凭恃傲睨，以干世怒，而犯神之所忌，故不有忤于人，则必有畸于天。而诸君无是也。君尤冲雅惠良不以才智先物，厚自处而薄责人，有君子长者之风，而亦以不容。呜呼！其尤不可知也。”面对故交零落的局面，王慎中喟然长叹而思之茫然。茅坤《与李中麓太常书》也向李开先追问了一个相同的问题：“圣朝以来，弘治及今皇上，海内文人学士，彬彬盛时矣。而今皇上丙戌、己丑之间，尤为卓荦数多，然往往不得擢用，间被用者，又不得通显，或且不久。其余罪废者，不可胜数。明公盖尝思其故与？”这是一代文人的精神困惑。茅坤把它归之于人格的悲剧。他在信里说：“盖人情乐软熟而忌奇伟，誉随诡而恶激昂。而间有名贤，独得薄日月，立功名者，非其偶会，必其能窃黄老短长之余以自便于世故也。若吾太常，自度其能之乎？吾间尝视太常不能为软熟而所骛者奇伟，不能习随诡而所自喜者激昂，毋乃世之所悦者在彼而明公之所持者在此与？由是言之，以明公之誉望，而不免退处林壑岩穴之间者，亦其势也，固无惑乎尔也。”软熟与奇伟是政治人格与士人理想的十字路口。天子刚愎自用，招揽“软熟”的辅臣，其内阁和省署里就聚拢了这样“随诡”的“人才”。薛碹说：“士之气节，全在上之人。奖激则气节盛，苟乐软熟之士，而恶刚正之人，则人务容身，而气节消矣。”古学复兴里成长起来的士人，依然顾念“致君尧舜”的政治期望与洁身自好的人格理想，但是，他们忽然发现圣人教导的政治文化理念与这个权力倾轧的现实世界竟然格格不入。
随着朱厚熄的注意力从礼议问题转向升仙斋醮，青词取代诗文酬唱成为皇帝所钟爱的文体形式。《明史·顾鼎臣传》说：“帝好长生术，内殿设斋醮，鼎臣进《步虚词》七章，且列上坛中应行事，帝优诏褒答，悉从之。词臣以青词结主知，由鼎臣倡也。”而夏言、严嵩、徐阶等无不因青词结纳主好，权倾一时。据《明史》记载：“初言撰青词及他文最当帝意。”但是夏言晚年“进青词往往失帝旨，严嵩闻，益精治其事”。“言去，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日久年长，年迈的严嵩在青词的写作上渐渐懈怠，“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积失帝欢”。而后，“帝察阶勤，又所撰青词独称帝旨，召值无逸殿”。并且在严嵩倒台后，“勒阶等必赞元如嵩，乃可”。嘉靖中后期权相的命运竟有赖于小小青词的流变。《袁炜传》说：“自嘉靖中年帝专事焚修，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时谓李春芳、严讷、郭朴及炜为青词宰相。”而“炜才思敏捷，帝中夜出片纸，命撰青词，举笔立成。遇中外献瑞，辄极词颂美”。在嘉靖后期，宫廷出现了“白鹿真人密讲丹，青词宰相齐执笏”的局面。《万历野获编》有《嘉靖青词》条说：“世庙居西内，事斋醮，一时词臣以青词得宠眷者甚众，而最工巧最称上意者无如袁文荣炜、董尚书份，然皆谀妄不典之言。如世所传对联云：‘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丹凤两呈祥，雄声六，雌声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此袁所撰最为时所脍炙。他文可知矣”。这种以赞玄为内容，以将顺阿谀为主要精神的写作，成为皇室宫廷的一种政治丑闻与文化闹剧。吴人王逢年移书诉责袁炜说：“阁下以时文博会元，以青词博宰相，安知有所谓古文辞哉！”于慎行《平泉先生陆公树声墓志铭》说：“肃皇帝祠竹宫，儒臣竟进青词，公独无所预。执政间以尝逊谢不应。而日与同舍高文端公、毗陵荆川唐公、同郡中江莫公诸人以问学志行相切剧，大为清议所归。”儒者们的清议再一次与青词宰相们的阿谀站在了对立面上，“青词”与“时文”写作一样，与“古文辞”的复兴构成渭泾分明的文化意蕴。
茅坤、李攀龙和王世贞是比嘉靖八才子晚了一辈的文人，他们所处的时代更让其感到举步维艰。茅坤《上学士赵大洲书》说：“嘉靖以来，成都之罢，一变而为永嘉，再变而为贵溪，三变而为分宜，数十年间，矜恩仇，擅威福，一切睚眦爱憎，于今犹或流祸而未已也。”与张璁、夏言比较起来，严嵩更具文人气质，他曾于钤山读书七年，并且以诗人身份在词林享有声誉。但在嘉靖后期把持朝政的二十余年里，他结党营私，贿赂公行，虐杀异己，成为士人难以合作的公敌。《明史纪事本末》说他：“二十七年杀曾铣，是年杀夏言，三十四年杀杨继盛，三十六年杀沈炼，三十七年杀王仔，假令嵩早以贿败，士林不齿已矣。乃至朝露之势，危于商鞅，燎原之形，不殊董卓。非特嵩误帝，帝实误嵩。”朱厚熄与严嵩结成的政治共同体里，士人的生存处境更加恶劣。沈炼是茅坤与李攀龙、王世贞共同的友人。嘉靖三十三年，茅坤作《六子咏》，其序曰：“六子者，钱塘翁相、会稽沈炼、云间莫如忠、永嘉侯一元、王德，逮予坤而六也。”嘉靖十七年进士群体中结社唱和的“六子”，同样演绎了嘉靖八才子的人生悲剧。其中沈炼更是以生命的死亡成为政治斗争里一片微薄的祭品。嘉靖三十年，沈炼抗疏言嵩十罪，请戮之以谢天下，最后被杖责和谪迁边塞；嘉靖三十六年十月，在严氏父子的授意下，总督杨顺、御史路楷陷杀沈炼父子。嘉靖三十年前后出现在文坛的“后七子”，也深深卷入与严嵩的斗争中。最为显著的是嘉靖三十四年杨继盛案。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下狱，王世贞曾请托国子司业王材出面说情未果，王世贞、徐中行、宗臣、吴国伦等赴狱探望杨继盛，“间一相慰语，慷慨欷歔，泣下数行”。嘉靖三十四年十月，杨继盛被杀，王世贞、宗臣、吴国伦哭祭于刑场，为之料理后事。这场事变使得后七子与严嵩集团的对立明朗化。嘉靖三十五年，吴国伦、王世贞获谪离京；不久，宗臣、徐中行纷纷出任外职。这一系列事件，最后以嘉靖三十九年王世贞的父亲兵部尚书王仔被杀而推上高潮。后七子的文学活动是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回澜。从前七子在正德年间的政治命运。到大礼议事件中的杨慎、薛蕙，嘉靖中期的八才子，再到嘉靖后期的后七子，其政治遭遇凸显了嘉靖时期士人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这已经不是一个可以驰骋才情的时代，古学复兴及其文学复古运动还能保持其自身的繁衍与意义吗？当仕途里不再有才子们的“容身”之所，他们的精神出路在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