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索拉娅虚弱的身体让她无法为王室添丁。无法生育在王宫中就难以获得地位，在众多非议之下，索拉娅只能同意离婚。
巴列维的第三个新娘是一位21岁的留法学生，她和国王在巴黎相识并相爱，在短暂相处后就步入婚姻殿堂。这位新王后就是后来一直跟随巴列维的法拉赫·迪巴，她也许就是国王命中注定的伴侣，在婚后不久便生下一名男婴，法拉赫王后成了王室的功臣。这位王后无论做什么都有条不紊，稳重聪慧从不拖泥带水。一个年轻富有活力的王后赢得了宫廷内外的好评，她关心伊朗女权问题，热爱文化艺术，还举办过艺术节和国际电影节。对于巴列维来说，一个好的贤内助可以省去他很多烦恼。
尽管法拉赫在尽力帮助巴列维排忧解难，但是宫廷之中的那些事端还是让巴列维伤透了脑筋。在巴列维周围除了孪生妹妹阿什拉芙公主之外没有一个兄弟姐妹肯平静度日，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团体，钩心斗角。王室内斗严重影响了巴列维的统治，这是内忧之一。
巴列维最大的内忧还是伊朗的经济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的伊朗经济就像一堆泡沫，毫无根基。
伊朗是个产油大国，大部分国家收入来源于石油，西方国家从摩萨台执政时就增加了购买金额，但还是满足不了政府官员以及王室的贪婪。凭石油挣的钱悉数落进了贪污腐败人员的口袋里，老百姓根本无法从中获利，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一些人忙着数钱，一些人则忙着四处借钱，银行利息跟失业率一样都只增不减，人们的生活伊朗的末代皇帝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和皇后法拉赫·迪巴。
质量一落千丈。
为了避免社会动乱，巴列维于1963年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想借此使伊朗在2000年成为“世界第五工业强国”。然而这个现代化、世俗化的计划，一开始就遇到以威望极高的霍梅尼为领袖的什叶派的强烈反对，以致双方于1963年初夏在德黑兰街头发生流血冲突。结果当然是以国家军队对教会力量的血腥镇压而宣告结束，霍梅尼被迫流亡国外。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此举已摧毁了什叶教派的抵抗运动，神职人员已经就范，曾任美国驻伊朗大使的沙利文写到：“国王自己也认为，从此可以放手推行他的现代化、西方化以及世俗化计划，不再会遇到什叶派的严重抵抗了。”此后，巴列维便开始了长达15年、给伊朗带来巨大变化的“白色革命”。
巴列维在《白色革命》一书中对这一“革命”作了详细的说明。他声称：“导致这场革命的根本思想是：权力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指出建设新社会行之有效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也要与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国家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民族特点、民在巴列维统治时期，他一直受到美国的支持，并几次访问了华盛顿。包括1963年与约翰·肯尼迪（右）的这次会面。
族精神和历史传统相适应，并能尽快地达到和赶上当代世界前进步伐的目标。”当然他意识到“这些方法和计划有两个因素对我们来说是基本的和神圣的：一、依靠精神和宗教信仰——当然对我们来讲是伊斯兰教。二、维护以至于增加个人和社会自由，使之能得到空前的巩固和发展”，“我们这场真正的革命，全部都遵循我指出的两个神圣总原则，即：考虑精神的宗教的因素并维护个人与社会的自由，消灭一切剥削的痕迹，消灭只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不利的现象”，所以要“进行土地改革来消灭封建主义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妇女地位、消除文盲等”。具体来说，就是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佃农制，把可耕地的1/4分给3万多农户。在城市把一些工厂和企业出售给合信社和个人、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兴办大量现代学校、培养大批现代知识分子、对妇女的各种规定进一步放松。不可否认，这些措施使伊朗经济、社会得到迅速发展，许多巨型现代化工厂魔术般地出现在原本荒凉的田野上，德黑兰由一座肮脏破败的小城而成为举世闻名的繁华大都市，贫穷的伊朗突跃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几乎成为财富的代名词，仅1974年就给国外贷款上百亿元，并在两年内购置了价值6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国力迅速增强。
然而，在这举世公认的成就之下却潜伏着深刻、巨大的社会危机，这点不仅巴列维没有意识到，大多数观察家也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白色革命”使伊朗经济飞速发展，1968—1978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6%至1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1961年度的160美元跃增为1977—1978年度的2250美元，特别是1977年伊朗刚从西方财团手中收回主权，恰逢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国家每年的石油收入从40亿美元猛增至200亿美元，从债务国突变为债权国。许多人都认为国内容纳不了如此巨大的资金，政府开始放肆花钱，不计成本、不顾发展平衡大上项目，仅军费就从1970年的9亿美元猛增至100亿美元。而许多巨大项目又因不配套而搁置，反而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经济环境的高度紧张引发高度通货膨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是贫困，而是这种巨大的财富吞噬了巴列维王朝。
另外经济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脱节，尽管有现代化机器，却严重缺乏合格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更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人员，由于发展不协调，形成了种种“瓶颈”。沙利文写到：“缺乏充分的准备就投入建设的庞大的工业企业，肯定会形成‘瓶颈’问题。这些‘瓶颈’问题往往是同官僚机构打交道时碰到的。按照古老的波斯传统，官府的关节只要用钱就能买通。鉴于这些计划规模宏大、投资巨万、稍有拖延就会造成严重损失，因此行贿金额十分惊人，结果贪污盛行，涉及政府最高层，事实上也涉及了王室成员。据我看来强行推行工业化计划所带来的贪污之风，是对国王用其政权的一个重大威胁。正是种种骇人听闻的贪污之风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并逐渐对巴列维政权产生离心力。”
经济的发展虽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总体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造成了惊人的两极分化，对于一小撮富有冒险精神的买卖人来说，“白色革命”
就好比一个聚宝盆，简直堆满黄金似的。结果富有者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而且人数还在成倍增加。当后来国家因为财政危机要降低通货膨胀而对新富阶层进行诸如加强税收、制止投机等某些限制、要求他们略为牺牲少许利益时，他们居然也加入到反对巴列维的行列中了。
由于注重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造成了农村发展的停滞，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找谋生之路。他们来自保守的农村并受到过严格的伊斯兰传统教育。他们来到西方化的现代化城市，对违背他们的基本是非观念的事物看不惯。他们的收入虽然比他们有生以来期望的还要高得多，但各种开支也使他们非常不满。他们眼巴巴地望着为进行投机买卖而建立起来的待价而沽的高楼大厦空着没人住，而自己的德黑兰南部的平民区，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乘坐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轿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自己却因公共交通工具严重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挤车。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是大量的，而能使他们感到宽慰的事情又太少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吸毒成瘾，许多人以盲目性的流氓行为来发泄心中的怨恨，这些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霍梅尼，巴列维王朝的梦魇重要的是巴列维一直与教会的关系非常紧张，教会在霍梅尼领导下一直坚决反对世俗化、西方化和现代化，与巴列维势不两立。霍梅尼虽然长期流亡国外，但在国内影响极大，始终坚持真主、真理、正义、道德在自己一边，他以“简朴、自由和公正的生活”为号召，坚持进行反对国王的“白色革命”。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为要净化信仰、纯洁道德、在人世间提供完美理想社会的“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愈是破败不堪，“原教旨主义”的吸引力就愈大。对完美社会的追求，是深植于人类社会的天性之中的。
这样巴列维就不得不面对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要求恢复传统的宗教人士这两方面的反对。曾经支持“白色革命”、现在进一步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民众认为巴列维此时过于保守，过于强调伊朗传统和特色，拒绝政治改革而反对他，力量强大。一直反对“白色革命”的宗教界人士和一部分民众却认为他的社会、经济政策完全违背了传统，违反了教义而反对他。当他面临这两种力量从相反方向的共同反对时，“白色革命”就岌岌可危了。
暴风雨终究是要爆发的，巴列维费尽心机也没能逃过人民力量的崛起。1977年3月的一天，伊朗《世界报》上刊登出了一封批评政府的致国王的公开信，打破了巴列维苦苦支撑的平静，伊朗媒体顿时沸腾了，碎片如利刃般向王权飞去。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类似的文章和报道不断出现，伊朗很多专业领域的着名人士公开表达自己对政府的不满，并要求改变现行政策。6月，又一封致国王公开信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伊朗全国炸开。这封信的作者是卡拉姆·桑贾比、沙普尔·巴赫蒂亚尔以及达理奥沙·福鲁哈尔，这三个人都是原民族阵线的领导人，是具有丰富经验的老政治家。
他们在信里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国王的无能，指责他的政策导致了伊朗的民不聊生以及他对人权和宪法的藐视，并要求尊重宪法原则重组政府。
这封信被当作传单一样在德黑兰四处散发，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话题。巴列维自然不会纵容负面新闻满天飞，他用残酷手段去镇压这些言论。可这些言论就像弹簧一样，越是用力它弹得越高，巴列维的镇压倒成了更多反对言论突起的动力。于是，整个伊朗都陷入了对国王的责骂声中。巴列维迫于压力解除了现任首相的职务，换了个新首相贾姆希德上台，新政府的组成是国王对反对势力做出的回应，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妥协。这种妥协更激发了反对势力的斗志，各种政治团体开始活跃在反独裁统治的一线。国王这下傻眼了，令他头疼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1977年12月20日，库姆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参与者遍及各个领域。这场大型示威游行的导火索还是霍梅尼。10月30日，霍梅尼一向健康的长子突然死亡，很多言论都把矛头对准了政府。于是，11月4日那天，库姆地区集中了很多前来为霍梅尼长子吊唁的人，他们义愤填膺，口口声声要向国王讨回公道。12月19日，政府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公开抨击霍梅尼，称他受到国外机构的控制企图颠覆国家。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便有了“库姆大游行”。
显然，政府用了一种极为不和谐的手段挑起了民众的怒火，此刻的民众就像晒干了的稻草，遇火就着。自己点了场大火，然后又心急火燎地要把它熄灭，可灭火还用错了方式。政府用一贯的简单粗暴的方式驱散游行队伍，甚至还开枪威胁。这样的暴力镇压换来的只能是民众的怒火中烧。
反正，巴列维是跟霍梅尼较上劲了，两个势力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了一场口水仗。
1978年初，国王派人匿名在《消息报》上刊登了一篇颇有文采的文章，抨击霍梅尼跟反动殖民主义勾结，称他有个不清不白的过去。文章中把霍梅尼塑造成了一个极易陷入自我感情的诗人，自怜自艾、多愁善感，文人身上的迂腐寒酸在霍梅尼身上都有所体现。不仅如此，文章还称霍梅尼是个具有印度血统的外国人，而且跟英国有密切来往，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殖民主义者提供控制伊朗的机会。
这篇报道的严重失实让伊斯兰教徒们大为不满，他们的信仰不容玷污，他们的宗教领袖神圣不可侵犯。文章刊登的当天，《消息报》的地方办事处就遭到了围攻，骚乱迅速蔓延到整个库姆。政府派出军队前去血腥镇压，70多人死亡，400多人受伤。
此次惨案引爆了全国人民对巴列维的反抗，人们在霍梅尼的带领下走上街头向政府兴师问罪。宗教界尤为突出，很多具有威信的宗教领袖纷纷出面谴责政府暴行，并呼吁民众为死难者举办葬礼。
一个国家在发生历史性转变时总是充满了骚乱和尸体，新制度通常都是在无数人的尸体上建立起来的。封建体制该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巴列维怎么挣扎都敌不过历史趋势。
“库姆惨案”成了后来伊朗“1978年革命”的导火索。
2月18日，针对“库姆惨案”掀起的新一轮示威活动轰然而至。来自伊朗12个城市的穆斯林停课、罢工，在各自的所在地举行游行，在大不里士地区演变成暴乱。暴乱者高呼口号，对政府和国王残杀穆斯林的行为表示抗议。他们拿起武器袭击当地的酒店、影院和银行，甚至开枪攻击警察。很多警察都不愿意与穆斯林为敌，一方面是因为了解这个宗教团体为了信仰舍生忘死的执着，一方面是因为对他们抱有同情。当地军队也一样，他们谅解这些极端行为，宁愿被上级批评也不愿伤害那些人。
两天之后，政府看当地警察和驻军都没能动用武力来平息暴乱，便派出装甲部队前去镇压。坦克、装甲车、武装直升机，这些都应该用来对付敌人的，可政府却用来对付自己的人民。又是一次流血事件，巴列维手上沾满了人民的血，这笔笔血债终将要得到偿还。100多人丧生，600多人受伤，暴乱所致的损失还不止这些，据不完全统计，将被袭击的银行、影院、酒店等换算成具体金额，伊朗在“大不里士暴乱”中损失了约1.7亿里亚尔，相当于200多万美元。
不知不觉中，巴列维已经将宗教、中产阶级、下层民众全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库姆惨案”和“大不里士暴乱”正是这种对立的表现。此类运动不能单纯用“自由化”来概括，自由化运动属于资产阶级运动，而“库姆惨案”和“大不里士暴乱”则带着明显的宗教意味。很显然，在反对王权的斗争中，以霍梅尼领导的宗教运动最为激烈，它不仅限于伊斯兰教，更广泛包括了中下阶层民众。于是，反对王权的斗争便发展成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
在伊朗，按照伊斯兰教的传统要为穆斯林死者在其死亡第40天的时候举行送葬仪式，这就意味着执行送葬仪式的当天不可避免地要跟政府发生流血冲突，然后又有不少穆斯林在冲突中丧生，这样周而复始伊朗便没有了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