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频繁的冲突中，更多的非穆斯林民众一步步靠拢过来，人民主动参与进来并接受霍梅尼的领导。
冲突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城市也越来越多。
伊朗当时的局势的确不容乐观，住房紧缺、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物资匮乏，这些难缠的问题让更多人由于无法生存而加入到暴乱队伍当中。巴列维根本没有考虑过这样的局面缘何而成，还在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天下无敌。
这种自大让伊朗人民缺乏安全感，他们只能倚仗宗教势力来争取自己的基本权益。一场遍及全国的革命蓄势待发。
事态发展到8月，当局对于时局的掌控已经感到十分吃力了。8月5日，巴列维发表全国广播讲话，表示要扩大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举行公众示威自由，并且保证1979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的绝对自由性。巴列维发表讲话的这一天正好是穆斯林斋月的第一天，这种承诺和保证已经不像原先那么容易打动民心了，这一点从穆斯林在斋月里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从斋月开始，清真寺里每天都能传出霍梅尼传经授道的录音声，所谓的传经授道无非是渲染反王权氛围，讲述什叶派反对暴政和殉道的指导思想。在此期间，伊朗各地仍旧继续爆发暴乱。
巴列维把宗教当作了敌人，把人民当作了傻瓜，他以为自己几个信誓旦旦的保证就能蒙混过关，不知王权已经病入膏肓。局势发展到那一步，暴乱者已不仅仅将袭击目标锁定在一些盈利性商业场所，而是直接把目标对准了当地政府部门，控制政府才是他们暴乱的目的。暴乱就像病毒一样侵蚀着巴列维的王权。
8月19日，一场大火烧掉了人民对国王仅存的好感。这一天是巴列维1953年重新执政的纪念日，政府为此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纪念仪式。仪式结束后不久便传出一个噩耗，伊朗油城阿巴丹一家影院突然起火，造成上世纪70年代后期，伊朗民众反对巴列维国王政权的运动日益高涨。
430人死亡。这场大火烧得诡异，偏偏烧在了这一天。政府立即跳出来指称这是宗教狂热分子所为，而且还声嘶力竭地批判纵火者丧尽天良，宛如失去孩子的父母。可是，政府这番深情却没有感动任何人，反而被认为是贼喊捉贼。大多数人认为，这场火十有八九是政府所为，宗教教徒是反国王的，他们需要人民的支持，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去得罪人民。而且，在大火燃烧的4个小时内，消防队员到达现场救援的速度极其缓慢。
一系列的猜想都对政府和国王不利，这场火没把人民和宗教之间的关系烧断，倒是烧断了人民对政府所剩无几的信任。公众舆论认为国王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不惜以这种方式嫁祸伊斯兰教，企图分裂反王权势力。这种残暴已经超过公众的忍耐限度了，国王难道不是人民的保护者吗？国王为了权力就可以屠杀百姓吗？巴列维难道看不到那430名无辜丧生者家属的痛不欲生吗？激烈的情绪使悼念者恨不得烧死巴列维，这样的领导者缺乏起码的人性和良知。
霍梅尼抓住机会出面抨击政府和国王，宣告了“伊朗革命”即将迎来高潮。
危险一步步向巴列维逼近，他只能暂时让步来缓和剑拔弩张的局势。8月27日，国王再一次重新解构政府，任命谢里夫·埃马米为新首相。埃马米跟很多温和派宗教领袖有着不错的关系，而且他的爷爷曾经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阿亚图拉（伊斯兰教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高级教职人员的职衔和荣誉称号），这些关系让埃马米的身份不至于遭到宗教的厌恶。他上台后立即着手缓和国王与宗教界的矛盾，成立宗教事务部、释放被关押的宗教领导人、关闭以巴列维名义开办的赌场、调换了在几次镇压中伤害教徒性命的警察、重申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地位，这些措施的确暂时压制住了宗教界的反抗情绪，这个斋月也逐渐平和下来。
埃马米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缓和国王与宗教矛盾的工作中，却忽视了人民跟王权之间的矛盾。非伊斯兰教徒的人民不会因此而罢休，他们斗争的目的就是推翻巴列维，即便埃马米对伊斯兰做出再大的让步，人民也不会停止战斗。
埃马米忽视了非教徒们的情绪，可霍梅尼却没有忽视，这正是霍梅尼比巴列维高明的地方。霍梅尼要的也是政权，不会因为政府给的一小点甜头就放弃革命，他也十分了解非教徒人民的需求，所以更受人民爱戴。政府重组之后，霍梅尼便公开演讲称这不过是巴列维保住王位的手段而已，穆斯林不能被这种把戏欺骗，应该以更加激烈的示威对抗国王。9月7日，德黑兰爆发了50万人的游行，他们高喊着“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的口号要求组建一个伊斯兰政府。
霍梅尼的演讲让巴列维感到自己的让步根本得不到应有的回应，失望之余巴列维放弃了通过妥协来缓和矛盾的想法。就这样，两个不同集团的首领又开始了针锋相对。
面对霍梅尼革命的坚定决心，巴列维也动用了强硬手段，他下令伊朗12个城市进行为期6个月的戒严。9月8日，戒严正式开始的日子，德黑兰南部的贾莱赫广场聚集着15000名示威者。巴列维下定决心动用武力来解决所有反国王运动，这批示威者将是最先尝到国王强硬手段的人。
装甲部队很快包围了示威人群，而且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向人群扫射。枪声、尖叫声持续了5个小时，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了，近千人死在了军队的子弹下。这一天正好是星期五，于是又被伊朗人称为“黑色星期五”。事后，政府没有丝毫愧色地宣布，军队的行为完全是合法的，是被形势所迫。
“黑色星期五”彻底暴露了巴列维的暴君本色，也让人们看到了他维护王权的急切心情。有了一次屠杀先例，就可能有更多次。人民绝望了，他们这才彻底明白国王从来都没有想过改变专制，他之前所做出的所有让步都不过是在拖延时间罢了。巴列维跟民众的对立立场完全形成了，他成功地将自己从民众中孤立了出来，然后眼巴巴看着他的子民去对霍梅尼顶礼膜拜。
“伊朗革命”进入最关键的时期，这种明显化的对立形式只有两种可能：巴列维卷铺盖走人、霍梅尼成为牺牲品。
这个时候，霍梅尼已经成为民众心中的领袖，一呼百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巴列维就成了一个光杆司令，他的存在对于靠封建制度捞取好处的人来说还很有价值。社会重要阶层对政府和国王依然心存希望，期待着国王能够实行改革措施平息动乱，这其中也包括温和的宗教领袖。巴列维是一个人民厌恶而上流社会阶层拥戴的君王。从这个角度来看，君主制的根基十分扎实，不是几场暴动就可以将其连根拔起的，最起码在“黑色星期五”发生之前是这样的。
然而，巴列维的残暴扼杀了自己身边所有抱着希望的眼神，他把那些想通过改革来息事宁人的派别都激怒了，上流社会阶层就是想保巴列维也力不从心了。革命的熊熊烈火被点燃，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霍梅尼成为万众敬仰的大英雄。
巴列维做梦都没有想到霍梅尼会享有比自己高出百倍的声望，他一直认为自己竭力保住王位就是胜利者，却没想到这世上还有比王位更加重要的东西。其实，霍梅尼的成功并不意外。他很早就为“伊朗革命”
创造了理论条件，而且一直积极地宣扬“伊朗革命”精神，调动穆斯林的革命斗志。在霍梅尼看来，只要有了固若磐石的信仰，就所向披靡。
因此，霍梅尼针对“伊朗革命”废除了信徒们在面临危险时可以隐瞒自己真实信仰的规定，这样一来，信徒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忠于并维护自己的信仰。这种伊斯兰精神成为霍梅尼受人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废除此项规定之前，穆斯林对待政治的态度都是不闻不问，从未有人像霍梅尼这样热切地希望实现伊斯兰政权。霍梅尼就是要让全体穆斯林打破沉默，为了发扬伊斯兰精神而勇敢战斗。有了政教合一的想法是穆斯林从幕后走到台前的重要因素，霍梅尼之所以成为宗教领袖也正是因为他率先提出了宗教政权的理论。
在霍梅尼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很多穆斯林认识到了宗教政权的重要性，这是“伊朗革命”的一个重要助力。当然，霍梅尼的成功离不开一个人的功劳，这个人就是巴列维。如果不是巴列维的残暴，如果不是巴列维的贪婪，如果不是巴列维的逆民意而行，恐怕霍梅尼也没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可以让人民站在自己这边。在民众眼中，霍梅尼和巴列维，一个生活简朴、性格坚韧，拥有灵敏的政治嗅觉和出众的政治智慧；一个骄奢淫逸、喜怒无常，政策制度与历史趋势背道而驰，不体谅民生民意，如此鲜明的区别很容易做出选择。有了巴列维的衬托，霍梅尼这样的人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如果说伊朗在巴列维的统治下逐渐失去生气，那么霍梅尼就是伊朗的兴奋剂，是伊朗人苦苦等候的希望。
作为一个宗教领袖来说，霍梅尼不仅唤醒了穆斯林对政权的渴望，也唤醒了社会各界满足自身利益的希望。在宗教人士眼里，霍梅尼就是神圣和纯粹的信仰代表，他身上聚集了一个虔诚穆斯林该有的全部品德；在传统中产阶级眼中，霍梅尼是私有财产和市场的维护者，他不会危及腰缠万贯的传统富豪们的根本利益；在现代中产阶级眼中，霍梅尼跟当年的摩萨台十分相似，都是现代社会的积极探寻者，他的出现为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的伊朗提供了机会；在工人阶级眼中，霍梅尼坚定不移地为他们讨回公道，是一个正义使者；在左翼联盟眼中，霍梅尼坚持伊朗独立，是个不错的合作者。这些就是霍梅尼的魅力所在，他能虏获各个阶层的民心，甚至让人们心甘情愿配合他的任何言语和行动。
巴列维就是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出自己跟霍梅尼到底差在哪里，他的目光被权力遮蔽了无法放宽放远。权力能塑造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霍梅尼属于前者，而倒霉的巴列维则属于后者。
在“黑色星期五”之后，霍梅尼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地位更胜从前，一条反国王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在不知不觉中有了雏形。摩萨台之所以失败，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反对力量过于单薄，与其他反对派之间没有达成共识。霍梅尼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建立一条广泛的统一战线能够增加反国王反封建的成功率，这跟其他反对派一拍即合。
11月，以霍梅尼为中心的反国王统一战线形成，巴列维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
四沸腾吧，革命
碰到过鬼就会怕黑，在国王那碰了钉子的人们都为自己的将来担心。人人都有寻求幸福的权力，于是，人们不再沉默纷纷加入到“伊朗革命”当中去找回遗失的幸福。在很短的时间内，“伊朗革命”队伍就扩大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商人，还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本来是政府和国王积极拉拢的一个群体，但是巴列维没有给他们充足、自由的政治空间和富足的生活。无法得到满足的他们只能另寻依靠，“伊朗革命”的出现正好迎合了他们情感上的需求，二者的联盟便成了必然之势。
工人阶级的加入稍微晚一些，倒不是他们没有受到压迫，而是工人们始终对国王怀有一丝改革的希望。当装甲部队向广场上一万多普通民众开火的时候，他们再也无法沉默了。工人阶级的潜能得到激发，伊朗多个城市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取消戒严。
9月22日，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工人们宣布罢工。这次大罢工之后便有无数颇具规模的工人运动兴起，罢工的行业遍及石化、银行、矿业等主要工业部门，他们联合起来要求政府增加工资，并对霍梅尼表示了支持。至此，霍梅尼成功将工人阶级带进了宗教性质的“伊朗革命”当中，工人阶级逐渐从霍梅尼的同情者变成了“伊朗革命”的生力军。
到了10月份，工人运动已经遍布全国，整个伊朗到处都是工人抗议的呐喊。在这个时期，伊朗的整个运作机制几乎瘫痪：老师罢课、市场罢市、银行职员停止营业、铁路部门停止运输，报刊、航运、电台、电视台、油田、邮政等需要工人劳作的行业全部歇业。政府咬着牙同意给工人们增加工资，可是这种方式对愤怒的人群来说已经没有丝毫诱惑力了。其实，人们需要的东西很简单，就是吃穿不愁，拥有相对自由的活动范围。谁都不愿意每天生活在动乱之中，大家都是有牵挂的人，谁愿意整天面临着死亡危险在街头游行。而巴列维则活生生把乐于安逸的人民变成了不安现状的“猛兽”，一个统治者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
巴列维手中握着的不再是一个富有的国家，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残破体。握着这样一个国家没有丝毫意义，可巴列维却在挣扎着做困兽之斗。他撤下了埃马米，换上了莫拉姆·礼萨·爱资哈里担任首相。这位新首相是彻头彻尾的大军阀，没错，巴列维就是要组成一个军人政府来实行军事管制。国家一旦要靠暴力来治理，这个统治者就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地，巴列维的这个杀手锏成了他的催命符。如果暴力能够恢复伊朗社会秩序的话，那么早在“黑色星期五”之前大家就应该正常生活了。显然，人民的愤怒远比对死亡的恐惧更加猛烈。
11月23日，霍梅尼针对军人政府掀起了新一轮的反抗运动，他号召人们拒绝纳税，反对军人政府。信徒们受到霍梅尼的鼓舞，加紧了伊斯兰政权在民间的宣传，他们走向农村告诉农民伊斯兰政权在为他们争取土地，他们顶着政府的戒严令走上街头进行演讲反对君主制。
值得一提的是，在即将到来的12月是穆斯林什叶派的一个重要阶段。12月是什叶派第三代伊玛目侯赛因的追悼月。伊玛目是伊斯兰教领拜人的一种称谓，相当于领袖的意思。侯赛因是伊斯兰什叶派创派人穆罕默德的外孙，一位虔诚而坚定的穆斯林，680年为了反对封建王权而拒绝对国王效忠，结果被国王军队杀害，头颅被割下来送往大马士革，遇害那天是公元10月10日，恰好是伊斯兰教历年元月10日。而这一天又刚好是伊斯兰教的阿术拉日，阿术拉日意为“第十天”，传说真主在教历元月10日的时候创造了天园、火狱和人类，而且有10位伊斯兰先知在这一天遇难。于是，每逢教历年元月前后，穆斯林都会准备斋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