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集团所以能够较快形成并长期固结不解，除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因外，还靠一些封建关系作为纽带，从中加以维系。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种。
同乡关系。这是该集团最重要的纽带。其赖以起家的湘淮军，尤为如此，简直成为他们的最高组织原则。湘军从一开始就以地方武装面世，其最初的组建目的，就是保卫长沙，保卫湖南。而其最初兵源，也是从各州县抽调的。不过，开始时尚出自自然，但很快发现这种同乡关系的重要维系作用，于是便自觉加以利用。所以，湘军出省后无论到了何地，也不管将领籍隶何处，一旦需要扩充队伍或另建新军，都必须到湖南招募。后来因湖南兵源枯竭，将才缺乏，曾国藩才不得已而另建淮军。他们不但注重同省关系，还注重同县、同里关系。故湘军内部又有湘乡勇、平江勇、新宁勇、宝勇诸名目。曾国藩曾说：“沅浦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李鸿章初建淮军，也主要在庐州地区招募。这个集团的骨干成员，多籍隶湖南、安徽，且又以湘乡、合肥所占比例最大，与此有很大关系。这个集团的首脑人物也主要集中于湖南，只有李鸿章一人例外，且属第二代。有人说湖南人最重乡谊，事实上亦的确如此。他们能够集结成团，牢不可破，这是一条重要原因。可以说，是该集团赖以生存的组织基础。虽亦由此产生一些副作用，如湘淮矛盾等，但毕竟是次要的。
亲族关系。在曾国藩集团中，兄弟从军、姻亲同列者不为鲜见，如曾国藩兄弟、李鸿章兄弟，李续宾、张树声、周盛波、刘腾鸿兄弟，以及江忠源家族、王錱家族，皆属兄弟从军的例子。而刘长佑与刘坤一，刘松山与刘锦棠，则属侄叔相承或叔侄相承之例。至于姻亲，曾国藩与刘蓉、郭嵩焘、罗泽南，以及李续宾与曾国华都是亲家，曾国藩与彭毓桔、江忠源与邹寿章都有中表关系，而江忠源与刘长佑则是郎舅关系。其曾家军、李家军、江家军、刘家军以及左湘军的形成，皆基于此。湘军纠集之初，既以戚家军为榜样，结死党为目的，亲族关系也就不能不成为其立军之本。
师生关系。李瀚章、李鸿章兄弟曾在曾国藩门下受业，李榕、钱应溥、庞际云等曾为曾国藩所取士，汪士铎曾为胡林翼所取士，刘秉璋系李鸿章门生。于是，他们也就具有了师生关系。罗泽南受业弟子更多，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杨昌浚、蒋益澧、刘腾鸿等都是他的学生。在科举时代，“师”与“天地君亲”并列，更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据说，罗泽南带兵，全以自己的弟子充任营、哨官，李续宾以下及早期战死的谢邦翰、易良干等都曾是他的部下。李鸿章奏调刘秉璋赴上海军营，并很快即令其募勇五千，独任一路，亦为师生之故。这样，师生关系就直接变成了上下统属关系，其重要维系作用亦不言而喻。而有的师生关系，如赵烈文拜曾国藩为师，李续宾称曾国藩为先生，则系后来建立的。然既有此层关系、其亲密程度也就加深了一步，同样可以起到维系作用。
同年关系。毛鸿宾、胡大任、王德固、王延长、史致谔、刘于浔、李沛苍都是曾国藩的同年，他们追随于鞍前马后，并借以攀升高位，与此有很大关系。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丁未同年，即道光二十七年同榜考中进士的那批人，如李鸿章、沈葆桢、何璟、郭嵩焘、李宗羲、刘郇膏、陈鼐、黄彭年、黄淳熙、蔡应嵩、李孟群、丁寿昌、祝垲、张韶南、姚体备、陈浚、帅远烟土及薛福辰、薛福成之父薛湘等。其中李、沈、何、郭、帅、陈浚还同入翰林院庶吉馆深造，而李、郭、帅、陈鼐则有所谓“丁未四君子”之目。他们互通信息，彼此关照，共同编织了一张关系网。郭嵩焘得任苏松粮道并为李鸿章筹办粮饷，陈鼐入李鸿章幕并很快补授直隶清河道，皆因同年之故。李鸿章离开祁门后长期滞留江西，不肯赴福建延建邵道任，就是因为接受了沈葆桢的劝告。沈葆桢为人耿介，官场中朋友很少，极难与人相处。他所以肯为李鸿章设身处地地着想，为之提供实情，出谋划策，主要还是同年之故。薛福成兄弟得以分别进入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府，并得到特别眷顾，亦与之有很大关系。
此外，还有同僚关系，部属关系，私人恩谊等，不再一一列举，但都或多或少地对这个集团起过维系作用。
§§§第一节 集结始末
曾国藩集团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它在历史上虽然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但既无固定的组织形式亦无明确的组织章程，故带有很大的隐蔽性。由于它不具有合法性，当事人对这一事实又有意加以回避，所能收集到的资料有限，这就给从组织方面确定它的上下时限带来困难。但这个集团却是一个不容怀疑的客观存在，根据大量事实仍能画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只是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属于学术上的探讨。所以，关于这个集团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时限，又有狭义和广义之说。狭义说起于咸丰十年闰三月左宗棠入曾国藩幕，曾、胡、左联手图皖，止于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曾、左争闹。广义说起于咸丰四年春曾国藩率湘军东征，胡林翼率勇投其麾下，左宗棠入湘抚骆秉章幕，止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辛丑条约》签字，李鸿章病死。或许还有其他折中之说，如起于咸丰四年春曾国藩率湘军东征，止于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去世等等，限于时间与篇幅，恕不一一尽述。本书拟暂取广义之说，理由是，前说过于拘泥于个人交往的疏密，后说过分强调曾国藩个人，往往与该集团的主要发展脉络不符。例如，自咸丰四年春曾国藩率湘军东征以来，曾、胡、左即相互支援，存在着一种非同寻常的特殊关系。左宗棠虽心高气傲，不断向曾国藩的领袖地位挑战，但只是个人行为，并未拒绝在事业上的合作，也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其领袖地位。故而，胡林翼虽兵多粮足，战术精妙，一旦同孤悬无依的曾国藩联手图皖，立刻将其推为盟主，自己甘居次位。所以，从历史事实上看，从那时起，这个集团即在形成之中，将它的起点推迟至左宗棠入幕之时是不尽妥当的。又如，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左之间虽曾相互攻讦、断绝书问，但当左宗棠西行时，曾国藩仍将湘军中较为可恃的老湘营交给他，并由江南源源供饷，使之获得圆满成功。尤其当有人自西北来，赞扬“左公之所为，今日朝端无两”时，曾国藩“击案曰：‘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公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原，亦恐不能为之继也。君谓为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宣统三年版，第4卷，第29页。）正因为如此，左对曾极为感激，自表甘服，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以下简称《左文襄公奏稿》），萃文堂刻刷局光绪十六年版，第28卷，第29页。）。并在家信中进而解释说：“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锄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又说：“吾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值一哂耶！”（左宗棠：《左文襄公家书》，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下卷，第32、33页。）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所送“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左文襄公书牍》，第1卷，第19页。）的挽联，即据此拟就。因而，不能将此时此事视为曾、左决裂的标志，更不应看作曾国藩集团的分裂与终结。事实上，曾、左二人终身为一条纽带所维系，不仅利害一致，而且心意相通。否则，曾国藩决不会对左送兵送饷。骆秉章赴川、都兴阿赴吴，皆曾向胡林翼借兵，均遭拒绝。他们是靠军队起家的，兵与饷是他们的命根子，也是检验他们关系亲疏的试金石。此事足可说明曾、左没有分裂，这个集团仍然存在。再如，天津教案之后，曾国藩退居二线，李鸿章成为这个集团实际上的盟主，身居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要职，对清朝中央政府，尤其在军事、外交方面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左宗棠的表现也甚为突出。他在西北的事业越做越大，平回之后又收复新疆，成为近代史上少有的壮举和该集团的最大光荣。他回京之后又两度入值军机处，地位之显赫超越曾、李。所有这一切，都构成该集团整个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以，种种事实表明，曾国藩死了，李、左还在，数以百计的骨干成员还在，这个集团还在。可以将之称为没有曾国藩的曾国藩集团。它依然控制着很大一部分军政实权，依然是清朝政权中最大的实力派，若仅从满汉关系看，甚至可以说比曾国藩时代更得势。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所作所为，都是其既定方针的延续和发展，包括李鸿章的甲午战败和代表清政府签订一系列卖国条约，都是这个集团整个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李鸿章的做法，并未违背曾国藩所亲手制定的、体现在天津教案办理过程中的外交方针。其程度的差异，则决定于时局的不同而已。至于李与左在对待外侮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巨大差距，从方针政策上看，也是这个集团所固有。在对外问题上，曾、李祖述穆彰阿，胡、左师承林则徐，他们在集团内部分别构成两个派别，从来不同，一贯不同，各自坚持始终，无稍改变。惟曾国藩是这个集团的领袖，曾、李相承构成这个集团的轴心，他们的外交方针居于主导地位，成为该集团的主流。而胡、左的外交方针虽然大放异彩、值得称道，但无论在这个集团内，抑或清政府的外交活动中，都不占主流。更可悲的是，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曾、李传人屡见不鲜，而林则徐、左宗棠式的地主阶级抵抗派领袖却再未现世。这不仅是林、左诸人的悲哀，也是整个地主阶级的悲哀。总之，曾国藩之死亦不应成为这个集团的下限，其终止线似应延至李鸿章去世之时，以为这个集团保留一部完整的历史。
曾国藩集团在近代史上的军政活动前后达五十年，大约经历了酝酿、形成、发展、兴盛、延续、终结六个阶段，现作一概述，以大致梳理出其发展变化的一个脉络。
一、酝酿期：时间约为咸丰元年四月至四年初，其标志是曾国藩上疏批评咸丰皇帝和湘军水陆练成、船炮齐备。
曾国藩集团大致由五部分组成，咸丰元年前他们是各自集结、分别活动的，其相互之间的亲疏远近亦不一样。他们之中以曾国藩发迹最早、地位最高、仕途最顺。他道光十八年考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检讨，由于权相穆彰阿的提携与自身的努力，一路顺风，节节提升，未及十年即位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又二年，即道光二十九年迁礼部侍郎。他最早结识的朋友是刘蓉、郭嵩焘。刘蓉字孟容，号霞仙，亦是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四年冬曾国藩考中举人后，于赴京会试途中与之相识。道光十七年又通过刘蓉结识郭嵩焘。三人气味相投，结为好友。胡林翼与左宗棠同于嘉庆十七年出生，比曾国藩小一岁。他们二人因有亲戚关系而结识较早、交往较密，思想感情也较为一致。胡林翼为两江总督陶澍之婿，道光十年即入赘陶家。左宗棠则是陶澍的忘年好友，儿女亲家。左宗棠道光十二年湖南乡试举人，三试礼部落第，只得效法先人，教书度日。道光十七年左宗棠主讲澧陵绿江书院，恰遇陶澍回籍“省墓，道出澧陵”，知县治馆舍，请左宗棠为其撰楹联。左宗棠挥笔而就，钦仰之情跃然而出。“联云：春殿语从容，廿载家乡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左宗棠年谱》，第15页。）陶澍“激赏之”，询为左宗棠所作，“因属县令延致，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左宗棠年谱》，第15页。）此次会见中，陶、左两家还订立婚约，以左宗棠长女孝瑜为陶澍子榥妇。胡、左之间的交游亦由此开始。道光十九年陶澍去世。道光十八年胡林翼为官京师，左宗棠赴京应礼部试，二人“游处极欢”（《湘军人物年谱》，第204页。）。道光二十年左宗棠移居陶家，受陶澍托孤之重，代理家务，教授其子。道光二十三年胡林翼回安化商议陶氏家事，二人再次相见。道光二十五年胡林翼再赴安化，奔陶澍夫人之丧，与左宗棠“风雨联床，彻夜纵谈古今大政”，“十日乃别”（《湘军人物年谱》，第204页。）。而胡林翼与曾国藩则很少来往，虽同为京官数年，据曾国藩《日记》记载，仅道光二十一年相见一次，还是因胡父去世，曾国藩以同乡之谊前往吊唁。而对曾国藩的挚友刘蓉，胡林翼更是冷漠，从不交一语。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关系则更差一些，咸丰二年之前尚未见二人交往之迹。
最初与曾国藩联系较多的是刘蓉、郭嵩焘、欧阳晓岑、罗泽南、江忠源等人。咸丰元年曾国藩贸然发起的那次政治尝试，主要是基于这些人的推动。罗泽南与曾国藩虽属同县，但在咸丰二年曾国藩丁忧回籍之前，二人并未见过面。曾国藩最早听到这个名字，仅为一件私事，时间大约在道光二十四年。缘罗泽南在长沙设馆授徒，曾国华欲前往附读，去信同曾国藩商量。曾国藩欣然同意，称“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其后，曾国藩在给父母的家信中催问过一次，大概事情没有办成。二人直接通信则始于咸丰元年。先是罗泽南托人捎信给曾国藩，促其上疏言事，后又致函一通，是为贺长龄之女与曾纪泽做媒。其时罗泽南正在贺家作家庭教师。曾国藩只回过一封信，现已收入书信集中。罗泽南那封以学术之名行政治之实的惊人之作，亦未收入其遗集中。曾国藩是在上疏七日后收到罗泽南那封信的，认为“适与拙疏若合符节”，感叹“万里神交，其真有不可解者耶！”（《曾文正公书札》，第1卷，第33页。）而在曾纪泽的婚事上，二人却发生了分歧。曾国藩先以贺长龄属长辈，认为两家结亲于辈分不合，继于其父曾麟书拍板订盟之后，又以贺女庶出、夫人坚决反对为由，要求取消这门亲事，并令其弟向罗泽南转致此意，不知是否会在二人关系中产生影响。惟咸丰三年五月之前，尚未见到二人交往的信函，若再考虑到咸丰五年罗泽南之弃曾投胡，即知二人虽在国事上神交万里，但私交似不深厚，难以同刘、郭相比。
曾国藩与江忠源相识于道光二十四年。这年八月江忠源试罢留京，因郭嵩焘求见曾国藩。曾“与语市井琐事，酣笑移时。”分别时，江出，曾“目送之，回顾嵩焘曰：‘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曰：‘是人必立功名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曾国藩年谱》，第9页，道光二十四年毫八月。）江忠源曾因会试落第之余，千里迢迢，将三位客死异乡的友人运回故里而受到曾国藩的称赞。及道光二十七年镇压湖南瑶民雷再浩起义，就更为曾国藩所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