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曾国藩在文员的培养上却获得很大成功，其效果大大超过武将。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赋予自己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之不仅成为治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既是长官也是业师，众幕僚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其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私塾约束，期共纳于规范耳。”（《曾文正公书札》，第9卷，第26页。）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说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曾文正公书札》，第33卷，第6页。）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建立幕府的一项宗旨。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此意，他还据此拟就对联，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镜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寮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105页。同治三年十月初十日《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所载对联最后四字为“乃尽我心”，文字稍有不同。）
曾国藩按照这种精神要求自己，也按照这种精神要求幕僚。他根据自己的阅历所得，将当时切于实用的知识学问概括为四项内容，令每个幕僚自选一项进行习练，并将之著为条令，人人必须遵守。他在《劝诫委员四条》之三《勤学问以广才》中说：“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则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他在《劝诫绅士四条》之四《扩才识以待用》中又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练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勉强学问则闻见博，勉强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强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用世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见充。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已知哉！”最后，曾国藩总结道：“圣贤之格言甚多，难以备述；朝廷之律例甚密，亦难周知。只此浅近之语，科条在此，黜陟亦在此。原我同人共勉焉。”（《曾文正公杂著》，第3卷，第10—11页。第12—13页。）若将以上内容结合起来便可看出，曾国藩的这几条规定，既有各位幕僚应当习练的具体内容和方法，也有对其必要性的说明，既是劝诫，也是命令，既有引导，也有鞭策。真是字斟句酌，费尽苦心。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方法约有三条：课读、历练、言传身教。曾国藩将天下要务分为兵事、吏事、饷事、文事四项，要求所有部属僚友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而对自己身边的人员抓得尤紧，要求尤严，既有布置，也有检查。在环境较为安定，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如曾国藩湘军大营进住安庆之后，曾国藩曾对身边人员进行定期考试，每月两次，亲自出题，亲阅试卷，以定殿最而别优劣。在曾国藩与赵烈文的日记中，皆有这类记载。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载：“夜，接课卷二十余篇。盖初六日余出策题一首，拟告示一道，令忠义局及各员应课，至是始交卷也。粗阅一过。”赵烈文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的《能静居日记》则详细载有按题应试的情况。二十二日载：“揆帅合试幕僚，每月二期，今当第二试，应教撰《对策》一首。”二十三日载：“应教撰议一首……《多将军会攻金陵或援陕西议》。”其后则全文录有卷稿，可见师生双方做得都很认真。曾国藩通过这种办法，既可督促幕僚读书学习，也可了解他们各自的功力和才能。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内容切合实际，形式生动活泼，使幕僚潜移默化，增长学问，扩大眼界。薛福成和李鸿章都做过此类记载或谈论。薛福成《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称：“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庸庵笔记》，第1卷，第9页。）李鸿章则事后亦对人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尾尾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吴永：《庚子西狩丛谈》，道德书局线装本，第130—131页。）
对于不在身边的文员，则主要采取个别谈话或信函、批示的形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育。在曾国藩的《书札》、《批牍》之中至今保留着不少文字，于其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总是谆谆嘱咐，既有鼓励、鞭策，也有告诫。例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带兵期间，李瀚章在江西主持赣州厘金局期间，范泰亨、蒋嘉棫整顿厘务期间，以及程桓生主持江西盐务督销局期间，曾国藩都连连写信，有禀必批，有函必答，循循善诱，不厌其烦。曾国藩顾虑李榕难与武弁搞好关系，致函告诫说：“人之生也直，与武员相交接尤贵乎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曾文正公书札》，第11卷，第15页。）可说寥寥数语，切中要害。又如，有卡员禀报同事数人于工作之余一起读书论古者，曾国藩喜出望外，在批语中大加鼓励道：“该员在卡照常办事，又得陈守、李生读书论古，学问日新，至以为尉。兰生幽径，不以无人而不芳，本无待于外；而德无久孤之理，玉无终閟之辉，亦会有赏音也。”（《曾文正公批牍》，第3卷，第70—71页。）字里行间流露着望“僚友行修名立”的殷切心情。至于通过个别交谈启发、培养人才，曾国藩《手书日记》中亦不乏其例。如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载：“张廉卿来，与之论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工夫。”又如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载：“日内因人才缺乏，印、委各务往往悬缺待人，思所以造就之法，拟每日接见州县佐杂三人，与之坐谈而教诲之。”其后则连日记载接见桂中行等人的情形。
不过，尽管曾国藩考试甚勤，但却坚决反对借考试参革官员的做法。在他所管辖的三江地区，江西和江苏都曾这样做，苏藩丁日昌主张尤力。于是，他便致函制止此事称：“考试各官，近年唯江西最为认真，参革甚多，国藩颇不以为然。自唐宋以来考士属之礼部，考官属之吏部，《文献通考》中亦分立两门。前明及国初选官皆考一判，今虽不考判，亦尚进月官卷。是考官乃六部之权，非外省所得为政也。鄙人在皖每日接见三员，但令书履历数行，观其字迹而已。阁下本有综合之名，属员畏者较多，爱者较少，于考字尤不相宜。以后接见僚属，请专教以善言，不必考以文理，略有师生殷勤气象，使属员乐于亲近。则阁下无孤立无与之叹，而德量益宏矣。”又说：“考官将遍，有赏无罚，与江西昔年之动辄甄别休致者迥不相同。如此则陶成之意多，操切之意少，有才者乐于见长，无文者亦不至望而生畏。虽常考亦自无妨。”还说：“此间拟停期满甄别之考，因其事太无根据，非欲博宽大之名也”（《曾文正公书札》，第31卷，第13、16页。）这就是说，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曾国藩将考试绅士、委员的办法进一步推广于一般官员之中，用以取代过去令人望而生畏的期满甄别考试制度，变惩罚为主为奖励为主，以利于人才的成长。
总之，曾国藩在聚集和培养人才方面呕心沥血，不遗余力，正像他自己讲的那样，求才之道约有三端：“曰访察、曰教化、曰督责。探访如鸷鸟、猛兽之求食，如商贾之求财；访之既得，又须辨其贤否，察其真伪。教者，诲人以善而导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从于不自知也；督责者，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九日。）曾国藩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也正因为这一点，曾国藩幕府对士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正像有人评论的那样：“公任兼圻，虽于幕府外设书局、忠义采访局以安置士人之贤者，而给俸仅足赡其家，但能随人之才以成就之，故归之者如流水。”（姚永朴：《素园丛稿·见闻偶笔》，商务印书局，第4页，《曾文正公逸事》。）曾国藩集团人才济济，是毫不奇怪的，而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包括李鸿章、薛福成等在内的二、三代人物，多与曾国藩的教育、培养分不开。
在用人方面，曾、胡诸人不仅有一套理论，也积累起不少经验教训。他们求才也好，培养人才也好，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用人却不限于解决具体问题，如带兵、筹饷、整饬吏治、办理文案，还包括更深一层的目的，如历练人才、考察人才，消弥隐患，釜底抽薪等。也这就是说，目前只是小用，将来有可能就是大用。其具体办法，就是把有用之才放在激烈复杂的斗争中进行锻炼。曾国藩认为，“求才必试以艰危，用人当责以实效。湖北军务迭兴，兵事饷事唯在办理得人。”（《曾文正公奏稿》，第11卷，第28页。）由于湖北用人得当，不仅扭转了危局，也在实践中培养出大批人才。这里讲的是胡林翼的成功经验。而实际上，曾国藩又未尝不如此。例如，一些书生投营之初，只有同太平军战斗到底的“一片血诚”，并无从军从政的实际才能，经过一段幕府生活，增长了办事才干，积累了实践经验，曾国藩就把他们派向四方，授以官职，甚至像方宗诚那样的书呆子，也堪任一县之长。这里的“用”就可分为两个层次，或具有两种含意：一是担任幕职或带有临时派遣性质的委员，一是充任国家实缺官员。
至于消弥隐患之说，则主要出自胡林翼之口，而有此用意者恐不只他一人。此说主要针对那些隐于民间的豪杰之士。他们政治上对清政府不满，生活上没有保障，为了谋求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于悲观失望之中，具有投靠太平军与报效清政府两种可能性。早在咸丰二年为官贵州之时，胡林翼就看到了这一点，认为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他在给贵州学政翁同书的信中说：“林翼所患者不仅在粤贼，而在内匪。内匪之可虑者不在此时，而在异日。”“黎平虽偏小，未尝无千夫之长，百夫之杰，抚而用之即为我用，而必不为贼用。古来成事败事之人，必在尘埃草野中。用之则为臣仆，弃之则为盗贼，其间操纵，间不容发。”（《胡文忠公遗集》，第54卷，第26页。）又在给贵州布政使吕佺孙的信中说：“富郑公言：‘凶险之徒，读书应试无路，心常怏怏，因此遂生权谋，密相结煽。此辈散在民间，实能始祸，要在得人而縻之。’苏子瞻云：‘穷其党而去之，不如因其才而用之。’明邱浚亦言：‘纷纷扰扰之徒一无定志，所虑者粗知文义、识古今者，在平时宜有以收拾之。’观诸公之所论，虽未必尽切今日之务，而要之驾驭人才即以销弥隐患。先为布置，得所生养，授以羁勒，范我驰驱，内蠹不生，外侮自息。故用士用民，实今日之先务。”（《胡文忠公遗集》，第54卷，第18页。）将这些有可能投身革命的民间头面人物拉到清政府一方，不仅壮大了反革命队伍，消除了他们自身的隐患，也给太平天国革命来了个釜底抽薪，使之难以在当地发展。这个办法可谓高明之至。不过，当时想到这一点的不只胡林翼，曾国藩就不仅这样想，也这样做。有人评论说，曾国藩创建湘军，既是锻造镇压太平军的利器，也是对太平军釜底抽薪。很大一批湘军弁兵，若不应募投效湘军，很可能参加太平军。跟他们类似的一批人，早在咸丰二年太平军途经湖南时，就参加了太平军，使太平军的力量壮大了好几倍。迨及曾国藩创建湘军之后，太平军就再也难以在湖南立足。其两次进入湖南均以失败告终，军事上的失误固难忽视，而缺乏当地民众的参加和支持，也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这毕竟只是他们使用人才的一个侧面，也不是主要的。他们在用人方面的主要业绩，是荐举和保奏了大批人才，将之推向各自岗位，为赢得这场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
曾国藩、胡林翼诸人奏保人才的目的大致有二，一是重奖人才，一是整顿吏治的需要。胡林翼认为“举人不能不破格”（《曾胡治兵语录》，第24页。），曾国藩也有“宏奖以育才之说”（《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曾国藩在给李瀚章的信中说：“大抵人才约有两种。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若是者则当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即薪水稍优，夸许稍过，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间，不妨略示假借。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稍宽则日肆。若是者则当以来示之法行之，俾得循循于规矩之中。”又说：“以官阶论，州县以上类多自爱，佐杂以下类多算细。以厘务论，大卡、总局必求自爱之士，宜用卑信之说；小卡、分局不乏算细之员，宜用来信之说。”（《曾文正公书札》，第13卷，第2—3页。）不过，这只是驾驭一般人员、日常使用的奖励办法，而对于其中的骨干分子、出色人才和立功人员则远远不够，需要给以更大的奖励以鼓舞士气。而鉴于当时财政拮据，筹饬困难，也不可能给予他们过多的物质奖励。这样，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就主要靠奏保官阶一法。当时的国家官员队伍，有实官与虚衔之分，而实官又有实缺、候补、候选之别。其服饰、名誉相同，但所受实惠有别。实缺官员有职有权有薪水，系实际上的政府官员，候补、候选官员则仅有任官资格，欲得实缺，还得等待机会。由于战争年代大仗小仗不断，立功受奖人员太多，所以，其中除极少数人可得实缺外，绝大多数只能在无望的等待中了此一生。而得虚衔者则仅有一副顶戴，连任官资格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