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官员缺额有限，尤其战争初期，不仅奏保实缺极难，即奏保候补、候选官员也大受限制，人数不能太多，也就使此种奖励方式的实际效用大打折扣。曾国藩为了提高当时这种近乎唯一的奖励方式的实际效用，增加受奖人数而又不被清政府所驳回，于是就根据清朝官员年终考察政绩优异者军机处予以记名，遇有空缺可优先晋升的办法，创立了记名官员的名目，从而使奏保官员的名额大大增加，士气为之大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曾国藩在一封奏折中说：“军营保举记名道府，实在微臣创始。臣于咸丰四年请保罗泽南、李续宾、彭玉麟三员，始照京察记名章程开用此例。缘三臣才能卓越，又建非常之功，是以破格请奖。记名后不过数月，均蒙文宗皇帝简放实缺。厥后各处仿照此例，武而提、镇，文而藩、臬，均保记名简放。”（《曾文正公奏稿》，第29卷，第68页。）
其初，曾国藩在奏保属员的问题上做得还是比较谨慎的，打过胜仗之后，奏保的人员并不多。故其难以达到宏奖人才的目的，来营投效者也并不踊跃。早在曾国藩统军“东征”之先，其好友刘蓉就曾针对人才匮乏的现象提出批评。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今天下英杰瑰伟之人，远在千里之外者未能遽及矣，近者如郭伯琛、左季高、邹叔绩、吴南屏之伦，固当罗之幕府以广忠益。比闻邮牍招延间及一二，顾未有起而应者。窃怪老兄光明俊伟之识，豁达渊深之量，盖非时彦所及。而豪杰之士或反不乐为之用，虽夙昔有相知之雅者，亦或思引避而无景附之情，可不一思其故乎？求之不竭其诚，遇之不优其礼，用之不尽其才，三者古今失士之大端也。”随之，刘蓉劝其改弦更张，尽弃学者积习，并警告说：“不然，则师未举而势已孤，军未成而情先涣，孤孑一身将谁与共功名，济艰险？”（刘蓉：《养晦堂文集》，思贤讲舍，光绪三年刊，第5卷，第27页。）这一意见，未被曾国藩采纳，其人才匮乏的问题也未能根本解决。迨其咸丰八年再出领兵，曾国藩才一变前志，改弦更张。他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说：“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花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时揣摩风会，一变前志。”又说：“仙屏在营，弟须优保之，借此以汲引人才。余未能超保次青，使之沉沦下位，至今以为大愧大恨之事。”（《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不过，曾国藩在奏保名额上仍不甚放手，对人才的吸引力也远不如胡林翼。咸丰十一年赵烈文再入幕府后，针对这一情况上书曾国藩说：“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苟非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使诚无求，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邪！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夫与人共患难之际，而务慎密于登进，殆自孤之道也。”故“自古英霸之略，汲汲不遑，唯有求贤自助而已。”“阁下奋其智勇，矫世违俗，恳诚拳拳，千里之外将共兴起。尤望敦尚儒者骨干之士，以佐不及，宽以纳才，严以责效，是实安危之大端，治乱之所存也。”（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册，第197、198页。）这些话入情入理，切中要害，不能不使曾国藩为之动心，用人策略为之一变。不过，他的汇保之案愈做愈大，荐举愈来愈滥，主要还是受了胡林翼的影响，效而仿之，遂成弊政。同治五年他在一封奏折中说：“臣向办保案极为矜慎。咸丰四年克复武汉，仅保三百余人。五、六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人。”（《曾国藩全集》，第9册，第5349页。）其受奖人数仅占百分之三。而咸丰六年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奏保三千余人，受奖人数竟至百分之二三十，几近曾国藩的十倍。故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保举太滥，官、胡创之，余亦因之，习焉不察，不复自知其非。”（《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二年正月元旦。）不过，无论首创属谁，曾、胡皆难辞其咎，而此风愈演愈烈，更是不争的事实。据说，“是时军中保案，动辄万余，武职奖札，多弃弗取，贱视可知。文职中以两司候补者，从不获简。”（《异辞录》，第1卷，第53页。）还有人说，其时“军功所保记名提督，部册所载近八千人，总兵则近二万人，副将以下汗牛充栋矣。故提镇大员欲得实缺，非督抚密保不可。”（《清朝野史大观》，第8卷，第39页。）虽则如此，但它在鼓舞士气方面毕竟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故直到同治五年，于吏部推出新章，明令禁止记名司员直补实缺之后，曾国藩仍坚决奏请保留“军功记名一途”。奏称：“滥竽冒进之弊诚所不免，而迈众之才，异常之劳，亦未尝不出于其中。现在陕甘、云贵兵事未已，沿海、沿江时局亦多隐患，仍属需才孔亟之时。部议新章保藩臬者一律先补道员，在各员不至遽而觖望。但求圣慈存记，每年简放实缺数人，俾知军功记名一途尚有得缺之日。则群彦争奋于功名之会，而军营愈以见鼓舞之神。”还说：“部章之除授有定，所以慎重名器；圣主之特简无定，所以驱策群才。二者互相为用，于振厉人才之道，更为详备。”（《曾文正公奏稿》，第29卷，第68—69页。）
战争期间，地方督抚或统兵将帅所办军营保案，有汇保与密保两种方式。汇保是汇总奏保的简称。汇保之案办理较易，受奖面较大，但仅能保荐候补、候选、记名、即用之类一般任职资格。上述愈保愈滥终成晚清一大弊政之事，即指此而言。故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欺骗性，而武职尤其如此。为了鼓励军中末弁和广大兵勇为他们卖命，视“国家神器”为儿戏，明知兑现无望仍随意奏保，致使候补提镇大员连个千总、把总也补不上，当年曾被尊为圣品的奖札几成废纸，仅能换得一醉。而要得任实缺，则非另案密保不可。而实缺有限，故非心腹亲信之人，难有如此待遇。例如东征局保案，为奖其筹饷之功，曾国藩一下子拉出一个几百人的名单，相关人员几乎人人有份。而对恽世临、黄勉等首要人物，则以夹片另行密保，使之皆得实缺，有的甚至由岳常澧道一步升到湖南布政使。
此外，还有一种叫着特保的奏保方式，与上述两种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其主要功能不在酬劳，而在荐举人才。如欲将出色人才破格使用，越级超擢，通常采用这种奏保方式。如咸丰十年战争形势与全国政局发生很大变动，双方激烈争夺的地区，如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督抚，多不懂军事，军政各务办理难以得力。清政府令曾国藩择贤举荐数人，以备简用。曾国藩遂将沈葆桢、李续宜、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陆续推出，荐其才可大用或堪寄封析。清政府便采用曾国藩的建议，将他们分别任命为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巡抚。其中李鸿章、沈葆桢由道员直升巡抚，左宗棠由四品京堂候补跃升浙江巡抚。他们三人和其后经别人另案奏保的由盐运使晋升广东巡抚的郭嵩焘，尤其由候补知府晋升陕西布政使的刘蓉，皆属破格任用。故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霞仙一飞翀天，较李、彭诸公尤为破格。”（《曾文正公书札》，第17卷，第13页。）因而，不管为了达到什么目的，整顿吏治抑或宏奖人才，战争局势的迅速改观抑或个人飞黄腾达，大概任何一种奏保方式都不能与之相比。
为了整顿吏治和宏奖人才的需要，除院司大员外，对州县官员也往往采取破格奏保的方式。首先这样做的是胡林翼。咸丰六年湘军攻陷武昌、控制全省之后，急需恢复新占地区的地方政权机构与社会秩序，需要大批堪任州县官员的人才。鉴于悬缺过多而又人才匮乏，符合任职条件者尤为罕见的现实情况，胡林翼上奏清廷，要求不拘文法，破格用人。他在奏折中说：“贼扰之地，官缺久悬，观望不前，所在皆是”，“州县尚悬缺待人，可否敕下部臣，暂勿拘臣文法资格”，“容臣次第清理，分别委署。如果试验有效，才具出众，即行奏请试署，以期实济而利民生。”（《胡文忠公遗集》，第14卷，第5—6页。）清政府答应了这一要求，胡林翼的试验获得成功，湖北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其这一做法也成为破格用人的先例。咸丰十一年安庆之役后，曾国藩面对广大新占地区，也遇到胡林翼类似的难题。于是，他依例而行，一请再请，也取得成功（详见拙著《曾国藩幕府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148页。）。
总之，在使用人才的问题上，不拘文法、破格用人的思想与做法，既符合客观实际的需要，也具有吸引人才的巨大作用。此项发明权当属胡林翼，而清政府与曾国藩又将之发扬光大，其对当时战争成败的影响是不可轻视的。若非如此，湖北、安徽的经济恐难以很快恢复，战争也难以持久。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恐怕就在这一点上。
为了克服种种障碍，达到既宏奖人才，又能解决地方吏治整顿中的难题，曾、胡等人还在具体操作上动了不少脑筋，采取各种手法，诸如直接奏保、委托奏保、交互奏保等，将自己的亲朋好友恽世临、毛鸿宾、刘蓉、郭嵩焘等陆续推上高位，而一些较为难办的地区的吏治，也得以迅速解决（详见《曾国藩幕府研究》，第160—161页。）。
曾、胡诸人虽然在汇保问题上失之于滥，但在密保问题上却慎之又慎，于密保人员的考核评语，也做得极为认真。按照清政府的有关规定，部院大臣对每年考核中密保晋升的人员，必须对其政绩、才能单独出具切实考语。而对军营密保人员，也依例提出这样的要求。同治五年曾国藩在一封奏折中说：“臣向办军营汇保之案，稍失之宽。至于密保人员则慎之又慎，不敢妄加一语。上年奏片中，称‘祝垲在豫士心归附，气韵沉雄，才具深稳，能济时艰’，虽不敢信为定评，要可考验于数年数十年之后。”（《曾文正公奏稿》，第25卷，第67页。）足见其对密保一事的自信和一般状况。
然而，尽管曾国藩深具知人之明，精于奏保之道，终因事态复杂、人情不一，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不免会遇到一些难题。他一生中积有不少经验教训，也有不少感慨与悲叹。当为荐举人才之事受到曾国荃的责难时，他复函解释说：“近世保人也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人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二年八月初二日。）曾国藩此说并非无因，试举一二例证以说明之。因得保受累的典型事例是周腾虎。周腾虎的情形与黄勉类似，资历相当深，入幕也比较早，只因才宏德薄、名声不佳，一上荐牍即被连章弹劾，最后竟因此暴卒于由沪返皖的途中，使曾国藩痛悔不已。他在同治元年八月初三日的《日记》写道：“接少荃上海信，知周弢甫在沪沦逝。老年一膺荐牍，遽被参劾，抑郁潦倒以死。悠悠毁誉，竟足杀人，良可怜伤。”从此，接受教训，决不再奏保类似之人。如在金安清的问题上，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并在信中向其九弟曾国荃解释说：“眉生见憎于中外，断非无因而致。筠仙甫欲调之赴粤，小宋即函告广东京官，以致广人之在籍在京者物议沸腾。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则弹章严旨立时交至，无益于我，反损于渠。余拟自买米外，不复录用。”（《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三年正月十七日。）至于受保之人不以为德，反而结怨的例子，也有不少。刘蓉是曾国藩结识最早的好友，也是入幕最早的幕僚，且仅是个文童，入仕的希望非常渺茫，曾国藩很想在这个问题上帮他一把。然而他却一再拒绝曾国藩的保荐。《清人逸事》称，“湘乡刘抚部蓉，与同县曾文正为布衣昆季之交。两家集中举理学、经济互相箴勖之书牍、文诗，蚤隐然以第一流自待。兵事起，抚部久客文正幕中，每削荐章，文正欲列其名，辄持不可。”且谓转相汲引“非友道之正。士各有志，奚必以此相强？文正深然之，由是终身未尝论荐。”（《清朝野史大观》，第7卷，第125页。）
不过，这仅是自讨没趣而已，远不如奏保左宗棠所引起的风波，更令曾国藩后怕。咸丰四年岳州之役后，曾国藩积于个人情谊，办理保案时欲将左宗棠挂名荐章，保为同知、知府之类。不料，消息传出，只因事先未曾征得本人同意，激动了左师爷的火气，几乎惹出一场大祸。左宗棠在给刘蓉的信中说：“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唯知县一官。”“此上唯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可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非积怨深仇断不至是。”还说：“幸此议中辍，可以不提”，“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左文襄公书牍》，第2卷，第27、28页。）最后，还是曾国藩向其赔礼道歉，此事才算了结。
从此，曾国藩接受教训，保人之前先探明本人的态度，免致莽撞出错。不料，又由此引起一些人的反感。李联琇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孰料旋遭寇乱，几丧身家，不得已流徙沙溆，进退维谷，遂以文字自娱，杜门避世，渐至朝不谋夕。忽蒙曾文正公延讲钟山，糈脯粗足，逸于在官，乃有终焉之志。而文正屡劝之出，兼欲保荐，见辄问其愿仕与否，愿则保之。弟窃病其多此一问。夫不谋而保者，公义也，谋之而保者，私恩也。仆虽不才，忝官三品，安能于垂朽之年，复托恩门、拜举主哉！是以固拒之。人遂谓弟甘心石隐。”（李联：《好云楼二集》，彬彬堂咸丰十一年刊，第13卷的14页。）真是人各有志，难以悬揣。大概曾国藩至死也没有弄明白其中的奥妙。此亦可见，曾国藩所谓保人难的慨叹，并非故弄玄虚。
曾国藩保人失误的典型事例是李元度（《曾国藩幕府研究》，第179—180页。）。不过，其致误之原并非知人不明，用人不慎，而是为情所误，即所谓“虽曰爱之，其实害之”（《曾文正公书札》，第21卷，第20页。）。早在徽州溃败四年之前，曾国藩已发现李元度并非统军之才。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从前次青之于平江勇，一味宽纵，识者知其无能为。至丙辰三月烧辰州勇二百余人，次青不究，又庇护之，鄙人则深恨之矣。”（《曾文正公书札》，第19卷，第26页。）曾国藩虽如此想，但却对之不仅不追究，不撤差，反而屡委重任，使之官越做越大，兵越带越多，终成独当一面的大员。委任之初，道途议论纷纷，连张集馨都认为李军必败，曾国藩岂能毫无觉察？即如委守徽州一事。曾国藩接办徽州军务之初，曾派朱品隆先行侦察，回营报称非有二万人不能守城。李元度自奋以三千人可保徽州无虞，曾国藩竟轻信其大言欺人之谈，实出常理之外。故当李元度弃军逃命、曾国藩必欲参劾之时，“军中有联额诮之者，联曰‘士不忘丧其元，公胡为改其度’，额曰‘道旁苦李’。”（《清稗类钞》，第4册，第1592页。）其讽刺李元度之意自无可疑，但恐怕主要还是针对曾国藩的。
不过，平心而论，这应该算做一个例外。总体而言，曾、胡的人才理论与实践是成功的。其终成大业，获“中兴名臣”之誉，与此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