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更响亮地说:"第三,必须国际之间没有冲突,交战国没有别国的仇视。目前,各个帝国主义都在拼命争夺中国利益,英国单独出兵中国,别的帝国主义一定会一声不吭。英国打败中国后,把中国的市场和权利都抢去,别的帝国主给他的。看来,英国宣战的第三个条件也是完全具备了。"人们越来越有信心了。
邓中夏总结说:"总而言之,我们对英国这次出兵中国,首先表示最热烈、最盛大的欢迎!因为多少年来,我们打的只是他们的工具---军阀,现在能直接和帝国主义---而且是天字第一号的英帝国主义较量较量,确实是一件很痛快的事!可惜,亲爱的红毛鬼呀,你们是错用了心机了!你们的肝肺心肠,我们早已用X光线一眼看穿了。十万大兵是吓不倒人的。省港罢工是一定要坚持到底的,是一定要赢得最后的胜利的,你哭吧,你叫吧,这些都挽救不了你,你还是快快求饶吧!"邓中夏的讲演既幽默,又极具说服力,很快在罢工工人间传开来。
第二天,广州的长堤上,就竖起了一幅标语,上面写着:"欢迎英国十万大军!"敌人的恫吓失败了。
在邓中夏等人的正确领导下,二十几万工人坚持了十六个月的罢工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雨花石更红1932年,党中央派邓中夏到上海,担任全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
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正在同互济总会援助部长林素琴研究工作。
突然,屋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喧闹声,接着,大批军警、巡捕破门而入,逮捕了邓中夏和林素琴。这次行动是法租界巡捕房蓄谋已久的。因为这个活动地点早已被叛徒出卖了。
敌人并不知道抓住的是邓中夏,但怀疑他是党的重要干部。
于是,邓中夏一到巡捕房,就被严刑逼问。
敌人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叫什么名字,从实招来。"邓中夏机警地回答:"我叫施义,在湖南当教员,到上海是来求亲访友的。"敌人不相信这些话,但一时又没有证据,就把邓中夏关押起来。
得知邓中夏被捕的消息后,党组织迅速展开了营救活动。
一天早晨,上海著名大律师史良还没有起床,就收到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因冤枉被捕,请史良律师速来巡捕房和我见面。"署名:施义。纸条下方写着,"请代付送信人五元钱。"史良付了钱,又问明了地点,就迅速乘车赶到巡捕房。
见到邓中夏后,史良给了看守几元钱,支开了他。
邓中夏立即简洁地说:"请设法营救我。"史良问:"你有什么证据落在他们手里吗?"邓中夏回答:"没有!我只说走错了房间,是被错捕的。"要争取在租界审讯,不被引渡,这样就可以保住性命。然后再说第二步。"互济总会又派人请了唐豪等律师为邓中夏辩护,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宋庆龄,请她设法帮助营救。
宋庆龄立即派人去请史良来商量对策。
当天晚上,有个陌生人拿着宋庆龄的名片来到史良家,请她第二天到自己家来。
第二天,史良如约前往。
宋庆龄对史良说:"我想请你承办共产党员施义的案件。施义同志是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的,国民党政府要把他"引渡"到南京去。"史良见宋庆龄这样信任自己,深深感到责任重大。
她想,自己虽然办过几件大案,在社会上有些影响,但毕竟还年轻,万一有疏忽,就会辜负宋大姐的信任。于是,她又请自己的老师,上海著名律师董康一同承办这个案子。
法院第三分院)开庭审讯时,史良和董康律师都出庭辩护。
敌人问:"你叫什么名字?""施义。""什么职业?""从前当小学教员,现在还没有职业。""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加入。""那你怎么在共产党的机关里?""我不知道那是共产党的机关。""你怎么认识那个女的?(指林素琴)""她丈夫和我是朋友,在汉口当兵,这回是托我给他带信的。"审判长转了话头,问邓中夏从哪儿来,怎么走的,住在哪儿。想从中找出破绽,查明邓中夏的身分。
但邓中夏十分沉着,敌人从他的回答中找不到任何漏洞。
暴行,要求当场验伤,并发出义正词严的质问。
"你们为什么无故捕人?""为什么用酷刑对待毫无证据的被捕者?"敌人被问得哑口无言、狼狈不堪。
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要求把施义"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由该局处理。
史良表示坚决反对,她说:"被告人住在法租界,并是在法租界被捕的,因此,请法庭裁定不准移提(即案子不送租界以外的法院审理)。"由于双方争执不下,法庭未作裁决,仍将邓中夏押回捕房。
5月23日,高三分院第二次开庭。由于叛徒出卖,林素琴的身份已经暴露。法庭裁定:将林素琴移交上海市公安局;施义"不准移提",被判处52天徒刑。
但林素琴被"引渡"到上海后,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出卖了邓中夏。并供出已被敌人逮捕的李惠馨就是邓中夏的妻子。
李惠馨带到高三分院与邓中夏对质。
这时的李惠馨又激动又担心。与丈夫分别了那么久,她太想见见邓中夏了。但她又怕万一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被敌人察觉,那邓中夏就必死无疑了。
为了保护邓中夏,李惠馨下定决心,宁死也不能让敌人抓住把柄。
正在这时,邓中夏来到她的面前。李惠馨压抑着激动的心情,抬起脸认真地端详着邓中夏:只见他身穿一件长大褂,钮扣系得整整齐齐,但头上、手上、脚上到处是伤,袖口和裤脚上还结着紫红色的血痂。她心疼地忍不住要落泪。
邓中夏的视线和她相遇了,那里面有温情、有安慰,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邓中夏的视线立刻就离开了李惠馨的脸,代之而来的是一脸的谟然。
敌人问:"你认识他吗?"李惠馨回答:"我没见过这个人。"敌人无奈,又把邓中夏押回牢房。
望着邓中夏远去的背影,李惠馨的心都碎了。敌人仍不死心,派出大批特务,多方查证,终于确认施义就是邓中夏。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如获至宝,立即报告了蒋介石。
蒋介石大喜过望,发出密令:一定要把邓中夏"引渡"到国民党军法机关处理。
国民党中央党部和首都宪兵司令部立即派人去上海,会同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警备司令部,进行活动。他们用巨款收买法租界的巡捕及法官。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强令高三分院准许邓中夏"移提"。原来审定此案的庭长被记大过,连承办推事也受到了处分。
9月5日,高三分院又一次开庭。裁定:"被告施义即邓中夏,有林素琴供词可据,其前在湘鄂西戒严区域有指导红军之罪行,又有《红旗周报》足资证明。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应归该区域内最高军事机关审判之规定,应准移话音刚落,早已等在旁边的宪兵就一拥而上,铐住邓中夏的手,把他押上停在门口的黑色警车,呼啸而去。
被押到南京国民党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后,邓中夏公开了自己的身分。
敌人用尽花招想使邓中夏叛变,以便取得共产党的机密情报。
这天,国民党的一位中央委员来劝降。他妄想利用邓中夏受到王明路线打击的事,挑拨邓中夏与党的关系。他别有用心地对邓中夏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的欺压,我们都为你不平。中共现在已经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为他们做牺牲呢?"邓中夏毫不留情地回答:"我要问你们,一个害病已无可救药的人,是否有权利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人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与错误,也完全能够克服一切缺点与错误。而局部的,有限的。你们呢?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你们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与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那人恼羞成怒,狂叫着:"你大概是不想出去了!我要关你十年!"邓中夏轻蔑地看了看他,说:"我看你们在南京坐不了十年!"另一位国民党要员,自认为有些理论水平,也来找邓中夏劝降。
他假惺惺地说:"先生献身主义的精神,兄弟十分钦佩。兄弟原也追求过共产主义,只是感到共产主义虽好,却不怎么适合中国的国情。"邓中夏反问道:"哦?那你们的贪污腐化、丧权卖国,倒很适合中国的国情了?"那人十分尴尬,连忙分辩说:"怎么能这么说呢?兄弟的意思是,近百年来,中国在列强的瓜分下,经济已是奄奄一息,百姓生活贫困,国内早已没有什么贫富之分。要有,也只不过是大贫、致携手,才有民族振兴之日,国家鼎盛之时。"听了这番鬼话,邓中夏怒不可遏,他当即说:"同舟共济,多动听的字眼!我倒要请问你,吃山珍海味的人和肚子饿得咕咕叫的人能称兄道弟吗?身着绫罗绸缎的人和连肉体都遮不住的人能够平起平坐吗?住高楼大厦的人和连狗棚都住不上的人,都是一样贫困吗?你们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还要编出这套鬼话来骗人,没有人会信你们的。总有一天,人民会觉悟起来,彻底推翻你们的统治。"那人被驳得张口结舌,一时说不出话来。
邓中夏义正词严地说:"请你告诉你们的中央委员会,假如你们认为你们有理,我邓中夏有罪,请你们在南京公开审判我。我可以与你们订一个君子协定,你们全体中央委员都可以出席。我么,辩护律师也不要,最后谁输理便要自动向对方投降。"那人结结巴巴地说:"这??这我只能转达转"谅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不敢这样办!"邓中夏满脸鄙视地说。
诱降不灵,敌人又用严刑折磨邓中夏。
但敌人的种种伎俩都在这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面前失败了,他们无计可施,决定杀害邓中夏。
1933年9月21日,邓中夏被敌人秘密押送到雨花台刑场。
临刑前,执法官说:"邓中夏,这是你最后的悔过机会了,你还有话要说吗?"邓中夏坚定地回答:"我一生没做过需要后悔的事,我也没有什么话要对你们说。"他又对身边的士兵说:"对你们当兵的,我有一句话说,请你们睡到半夜三更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兵谋福利的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敌人害怕邓中夏那有力的宣传,连忙命令开枪。三十九岁的邓中夏倒在了雨花台下,他的鲜在就义的前两天,邓中夏给党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的胜利终于是属于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