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荀勖的《中经新簿》完成不久，便发生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结果自曹魏时代开始苦心建立起来的国家藏书毁于一旦。《隋书·经籍志》称：“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甚至包括曹魏正始年间所刻的“三体石经”，亦未能不朽而是消失于战火。
南渡之后的东晋政府虽然多方鸠集，无奈元气大伤，成效甚微。晋元帝时，“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仅有三千一十四卷。”这里的“旧簿”即指荀勖的《中经新簿》，其所著录的典籍有两万余卷。可见到了东晋元帝之时，官藏典籍已比西晋时少了六倍以上。后来渐渐地，中朝遗书稍流江左，政府同时派人赴民间著名藏书家处抄写副本，到了东晋太元年间，国家藏书才始具规模。
魏晋的政府藏书之所以能屡毁屡建，很大程度上正依赖于私人藏书。私人藏书者多为世族大儒，比如东汉末的蔡邕、曹魏时的王弼、西晋司空张华（230—300）等。张华的《博物志》称，蔡邕有书万卷，汉末年，载数车与王粲。张华本人就是西晋有名的藏书家，他的收藏既丰富又珍贵，甚至连官方藏书也无法企及，《晋书·张华传》曰：
“华雅爱诗书文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
南渡以后，一些藏书家用车载着心爱的书籍，跋山涉水迁往江南，途中又为寇虏所迫，仓惶之际不得不割爱，丢掉部分书籍以逃性命。东晋张湛在《列子注序》中说，他的祖父在永嘉之乱中南渡时，曾从其舅舅与王弼自王粲家得来的书中，挑选了一些用车载以南迁，途中寇虏弥盛而道路尚远，不得已又从这些书中拣了些世所稀有的，到了江南之后，其祖父所录的《列子》八篇，仅剩下三篇。后来张湛于江左多方搜求，最终“参校有无，始得全备”。
不论官藏还是私藏，其聚书的方式不外乎自己手抄复制、于书肆购买或接受馈赠。不论哪种方式，书都是抄写而成的，受雇为他人抄书的人称为“佣书”，专门雇人抄书售卖的地方叫“书肆”。
2、书肆与佣书
公元4年，在长安城东南的一片槐树林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书肆，林中并无房屋围墙，因此名之曰“槐市”。每逢初一、十五，附近太学里的学生便会聚于槐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籍，笙磐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或议论槐下。”槐市的出现，是因为自汉武帝立太学之后，学生人数逐年增多，至汉成帝时已达数千之众，如此自然扩大了对书籍的需求。我们可以想象，在槐花飘香的春天或绿荫冉冉的夏季，太学生们当年在此交换书籍、高谈娱心的场景。然而好景不长，更始元年（23年）王莽政权崩溃，太学在战乱中解散，槐市随之消失。
槐市的历史虽然很短，但书肆却从此在汉代兴旺了起来。西汉末年的扬雄在《法言·吾子》中曰：“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这句话常被用作书肆在西汉的例子，扬雄所说的很可能就是槐市，也可能他只是泛称，如李轨在注此句中说的“卖书市肆，不能释疑。”
到了东汉，书肆已经很为常见。书肆不仅是买卖书籍的地方，而且容人阅览，不少贫寒而好学的读书人，就是通过这种办法得以博览群书的。东汉大思想家王充就是其中之一。据《后汉书·王充传》，王充少孤，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又《魏书·崔亮传》称，崔亮曾居贫，靠替人抄书为业，当时陇西李冲当朝任事，崔亮的族兄崔光前往投靠李冲，并劝崔亮与其寒窗苦读不如依托李冲，崔光并称李冲家藏书颇多，可以顺便读书求学，但是气节甚高的崔亮却道：“弟妹饥寒，岂可独饱？自可观书于市，安能事人眉睫乎？”可见南北朝时书肆之盛，书肆上书籍之多。
在东晋南朝的都城建康，有一个最大的书肆叫“朱雀航”，此地不仅售卖日用图书，而且卖一些稀世珍本。东晋梅颐（生卒年不详）曾于晋元帝时，奏上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此书后据学者考证系伪造），当时少了《舜典》一篇，多方求购而不能得，后来到了南齐明帝建武中，吴兴人士姚方兴采他注自造了一篇《舜典》献上，并自称于朱雀航书肆上买来的。
书肆虽然发达，但书价却很高。不仅去那里看书的贫寒士子无力购买，即使是名高位重的藏书人也勉为其难。例如上文提到的藏书大家张华，尽管身为西晋司空，在朝俸禄甚厚，但在藏书上仍然不得不倾尽其毕生的物力财力，以至身死之日，家无余财，唯有文史溢于机箧。
前文已述，魏晋时期书籍流通之广之多，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纸的广泛使用。纸张的便捷让抄书变得更为容易，加之书籍交易需求的增多，于是出现了专门替人抄书的职业，即佣书。佣书作为职业抄书人，极大地促进了抄本的流通。
早在东汉时就有受雇于官府或豪门大家以抄书为业者，这些人当时被称为“佣书人”。见载于史书的最早的佣书人，就是东汉时期曾出使西域的班超（32—102）。《后汉书·班超传》称，永平五年（62年），班超的哥哥受诏去都城洛阳任校书郎，班超与母亲也随兄来到洛阳，过了许久，显宗问班固：“卿弟安在？”班固对曰：“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班超的这段故事在后世常被当做“投笔从戎”的典故。班超的确曾经投笔而叹道：“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佣书在古代是个贱职，又十分辛苦，班超为人本有大志向，所以不甘于久为佣书。
班超投笔从戎，实现了他建功疆场的理想，而很多佣书人却在夜以继日的抄写中，积累了广博的知识而成为大学者。例如东晋时政绩颇丰的范汪（308—372）。幼年丧父的范汪，6岁时随母亲从中原投奔江南的外公。外公家贫，无法资给范汪读书，于是“汪乃庐于园中，布衣蔬食，然薪写书，写毕，诵读亦遍。”除了像葛洪那样，用柴火在地上写书，范汪还通过抄书卖书以维持生活。
靠佣书成才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就是后秦的僧肇（384—414）。据《高僧传·僧肇传》的记载，僧肇家贫，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历观经史，备尽坟籍，志好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僧肇正是在抄书的职业生涯中，完成了他的知识积累，并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居所，即玄微之学，乃至后来成为鸠摩罗什的大弟子，成为“秦人解空第一者”。
对佣书的称呼随世而变。由于魏晋以来，佛教东渐，需要大量抄写佛经，所以佣书人中便分化出相当大一部分人，成为专门的抄经人。抄经人每抄完一经，便在末尾落款处署名“经生”，同时又因为抄经人之多，所以“经生”又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佣书人的统称。至唐代则又改称“抄书人”。
书肆和佣书在魏晋时期书籍的生产和流通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晋代之后，书肆进一步发展繁荣到街巷常有，佣书也更加职业化。在众多佣书人中，少数因佣书成学，还有极少数因缮写精良，而变得奇货可居，这极少数人以故将佣书变成一种书法艺术，从而获得惊人的报酬。
口耳相传：魏晋时期《庄子》的传播方式
1、诵读作为一种阅读方式
和抄书一样，诵读作为古老的阅读方式，也几乎被现代人遗忘。在今天的默读时代，大声朗读书籍的人已寥寥无几，而在古代朗读乃至背诵重要的典籍，却是读书成才的必然之路。就魏晋时代而言，随便翻阅文人才士的史传，不难发现其中很多都记载了他们少时诵书多少万言。《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就称曹植：“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
诵读在漫长的古代，曾是阅读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所习以为常的默读，实际上是很晚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一点不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如此。加拿大籍学者Alberto Manguel在其阅读史名著《A History of Reading》“沉默的读者”一章中说：“尽管默读的例子可以追溯到更早期，但直到十世纪默读才在西方成为一种常见的阅读模式。”在此之前，正常的阅读是大声朗读。古罗马思想家圣·奥古斯丁（354—430）作为修辞学专家，和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读者一样，喜欢将任何愉快的文本大声读出来。Alberto接着说，“对于奥古斯丁来说，被读出来的词本身就是构成文本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而写在纸上的文本本身就是一场对话，作者写作时对方是缺席的，只有读者发声读出那些为他们所写的文字，这场对话才算完成。
朗读的重要尤其体现在经文的阅读上，读经时不仅眼睛摄入文字信息，而且需要调动全身感官才被认为能够完全理解经文。例如Alberto在书中所说，在《圣经》的原始语言希伯来文中，“读”和“说”用的是同一个词。由于《圣经》被视为上帝的布道，所以在以色列，读经和听经具有与文本同样神圣的意义。
关于默读，美国心理学家Julian Jaynes在一项有关意识起源的研究中称，正是因为默读，大脑的另一半才渐渐变得特殊，于是产生了左右脑，而这在人类的进化史上是很晚才发展出来的。
在漫长的古代，人们对朗读习以为常，乃至在图书馆里高声读书或谈论，彼此之间也见惯不怪。“读者时不时地彼此谈话，有时某个人大声提出一个问题，或念出一个名字，伴随着装满书的推车嘎嘎响过。”对于习惯了图书馆安静的今人，这实在有些匪夷所思。“或许当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还存在其他的阅读方式。无论如何，在希腊或罗马的图书馆，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曾有读者抱怨过这样的喧哗。”
中国对诵读和默读的相关研究很少，默读具体于何时成为普遍的阅读模式难以详考，但可以明确的是诵读却是读书人一贯相承的读书法。如曹植的诵书数十万言这样的事在史书中屡见不鲜，天资高者过目成诵，低着则读上三过五过甚至数十过以至能诵。文士们一边抄书，一边诵书，如此才算完整意义上的阅读。由于早期书籍较少，加上书籍本身不易保存，且易遭焚毁的厄运，所以诵书便自然而然成为保存和流传书籍最保险的方法。秦始皇焚书之后，直至孔子家墙壁里古文经书的发现，汉初恢复儒家经典的方法就是靠那些背诵了五经的人，如《尚书》就是依赖当时已九十岁的伏生的背诵才免于失传。
尽管纸质书写已很为便捷，诵书在魏晋时期仍为读书的要法。那时候的人读书，不似今人务在摄取书中的信息或思想，而是重在玩味。例如《列子·仲尼》篇曰：“颜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门，弦歌诵书，终身不辍。”弦歌与诵书并列，则二者同为赏心娱情之事。陶渊明《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亦曰“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弄书琴皆有玩味之意。
在古人诵书的诸多例子中，有一个很静穆的身影，那就是刘向。据《拾遗记·后汉》的记载，刘向于成帝之末在天禄阁校书时，某天夜里，有一位穿着黄衣的老人，拄着青藜拐杖，登阁而进，看见刘向暗中独坐诵书。刘向腹中万卷诗书，正得自他如此精进的诵书。而书痴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聚书》中称自己三十年来，泛玩众书万余，“自余年十四，苦眼疾沉痼，比来转暗，不复能自读书。三十六年来，恒令左右唱之”。玩书与唱书，都是涵咏文本的意思。据此记载，由于眼疾视力很差，萧绎所玩的万余书绝大多数都是他的左右侍从为他读出来的。
2、支遁的庄子学为什么失传？
作为玄谈的三大文本之一，《庄子》在清谈中得到了极广泛的传播。考《世说新语》，其中直接言及《庄子》者多达近三十条，可知《庄子》在当时的清谈中多么的普遍和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