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时期的1773年，日本著名僧人大典显著准备向中国寄赠一百部他们收集的清朝已散佚而存于日本的汉土古代大德佛书，打算由海上寄赠，交由清朝的名寺大刹收藏，以供僧众研读流通。一百部书中，还包括一些儒家经典，以期有益于中日同文同伦之教化。查阅这一百部书的目录，除少部分是由日本人撰述的外，绝大部分为汉土先师的著述，不仅数量可观，且都是各个门派的主要著述，对照明清两朝御制的《大藏经》目录，这些书大都未收入《大藏经》中。可能是因缘时机未成熟，此事最终未能办成，所以南条文雄为杨仁山找到大量中国古代大德佚书以后，写下了《赠书始末》。这些汉土先师的著述回归国内，可谓到机缘成熟之时了。
五、玄奘与《瑜伽师地论》
玄奘被誉为中国佛界千古一人。他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到印度取经，其行为本身就证明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所具有的巨大勇气。鲁迅在论述中国的脊梁时，曾说到舍生求法的人，其中应该指的就是玄奘这一类人。玄奘是我们民族的大英雄。
玄奘到印度去的目的，就是要到印度最高学府那烂陀寺拜访印度最著名的高僧、那烂陀寺住持戒贤法师，跟他学习《瑜伽师地论》。这部经典是弥勒菩萨所造，当时还未传入中国，玄奘特往求之。这部经在印度所形成的“瑜伽宗”是大乘佛教最重要的一个门派。戒贤法师是瑜伽宗的宗主。玄奘如不亲自向他问教，萦绕在他心头的困惑就无法解开。玄奘在那烂陀寺一待就是五年。在这座有数千人的大学府中，有数百人都是“德重当时、声驰异域”的人物。要想进这里学习，很不容易，许多人一经面试即遭淘汰，只有学识高深的人才能在这里站住脚继续深造。玄奘受到那烂陀寺僧众的热烈欢迎，成为了戒贤法师的弟子，并列位在戒贤的前十位的大弟子之中。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戒贤法师讲学，善抓要点，避繁就简，直指事物本质。他为玄奘解答了所有的问题，使他真正理解了这部艰涩难懂的重要经典。玄奘回国以后，集中精力首先翻译了这部长达100卷的《瑜伽师地论》，并请当朝皇帝唐太宗为之作序，然后与大弟子窥基将印度逾迦宗十位最著名论师的著作，撷取精华，糅合成一部新作，取名为《成唯识论》，从而在中国建立起“法相宗”，也即“慈恩宗”。
但是，在玄奘逝世后，仅只二十多年的时间，法相宗就衰落了，到宋朝的后期基本失传，让人不得不为之掩卷叹息。到了明末，法相宗有所兴盛，但随即遭遇改朝换代，法相宗在国内再次几近灭失。明清两朝御制的《大藏经》的正藏和续藏都未收入《成唯识论》这部法相宗的重要著作。现在，杨仁山从日本寻回了《成唯识论》，玄奘终于在逝世了1200多年以后遇上了知音。杨仁山对该著作推崇有加，立即刻印流通。然后点校《瑜伽师地论》，让更多的人来研究、推广大乘经中的这部重要著作。这部艰涩难懂的经典耗尽了杨仁山晚年的心血和精力。他75岁去世的时候，只完成了点校这部著作一半的工作，后来在他的守业弟子欧阳竟无的努力下，才将《瑜伽师地论》全部点校，刻印成功。
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关键性的人物。他从印度回到长安后，唐太宗深感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有这样的人才，什么事干不成？因此唐太宗提出，让玄奘脱去缁衣，辅佐他治理国家。这样的要求对玄奘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答应的。如能这么做，他当初就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偷渡出境历尽千难万险去印度取经了。他以无与伦比的交际艺术和不懈努力，最终使太宗放弃了这个想法。《大唐西域记》这本书写完以后，他开始专心译经。《慈恩传》说他“专精夙夜，不堕寸阴”，每天夜以继日，勤奋不辍。到了60岁以后，他感到年岁已老，岁月流逝，吾生有涯。为了把长达600卷的《大般若经》翻译完成，他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据《慈恩传》记载，他兢兢业业的态度是“殷勤省覆，方乃著文，审慎之心古来无比。”玄奘于公元664年三月初七日圆寂，享年65岁。他回国后翻译的佛经共有1346卷，比历史上其他任何人都要多。在玄奘之前译经最多的是东晋姚秦时的印度学者鸠摩罗什。
六、家中贵客黎元洪
花牌楼时期的杨公馆，家中住有一贵客。但这位贵客是一个下级士官，他长得高大肥胖，方脸大耳，看上去相貌堂堂，给人的印象也是老老实实，敦厚淳朴。这位客人后来竟能贵为民国大总统，而且是民国史上唯一一位任过两次大总统和三次副总统的重要人物。他就是黎元洪。
杨自新从欧洲回国后，遵从父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干点实实在在的事。他一直在南京的工程界任事。由于做事认真，很有能力，深得信任。到1895年的时候，他就被任命为南京狮子山、幕府山两地炮台建设的负责人。两处炮台皆从德国引进当时最先进的伯克虏钢炮，因此炮台由德国技师帮助监造。德国人与中国人言语不通，需要翻译，于是担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电召他颇为赏识、曾留学德国的湖北籍年轻军官黎元洪来南京参与两处炮台的建设，任翻译官和书记官。
黎元洪黎元洪，湖北黄陂人，生于1864年，长大后受当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关照，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堂，攻读机械科，毕业后被官方派入德国留学，回国后分配在海军服役。甲午海战时，他率广甲舰参加黄海之战，兵败船废，所幸人未受伤，在大海上漂流数日，爬上一座小岛，等待救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黎生还以后，就受张之洞之邀到南京建造炮台。
杨自新比黎元洪要大三四岁，极为关照黎元洪。二人都在欧洲留过学，意气相投，相见之后，结为金兰之交。当时黎元洪单身在南京，受杨家的邀请他就住到杨公馆来了。杨家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来看待。黎喜欢吃南京的烧饼，杨公馆的女佣黄妈每日早上上街买早点回来，都要给他送三个烧饼过去。黎元洪也像杨家人一样极喜欢杨自新的几个孩子。
杨自新的小女儿杨步伟已长到七八岁时，极为顽皮，却很讨人喜欢，黎元洪也很喜欢她。但这个被称为“小三少爷”的顽皮孩子却是一个捣蛋鬼，捣起蛋来不懂轻重。冬天下大雪，她竟捏了一个小雪团放在黎叔叔的被窝里，令黎叔叔一夜未得入睡。第二天早上，“小三少爷”将三个烧饼送到黎的房间里。黎将房门关起来，让“小三少爷”把手伸出来，拿一把戒尺在她的手上打了五下，问她：“你可知错了？”口强的“小三少爷”并不认错，她说：“我有什么错，你不说我怎么知道？”黎元洪就说了：“你拿雪团放在我被窝里，湿了一大块，害得我一夜都没有睡。”“小三少爷”仍然嘴犟，说：“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放的，说不定是你自己睡着尿湿了吧。”说完夺回戒尺反在黎叔叔的身上打了五下，转身便跑。黎元洪把她捉住，很严肃地对她说：“一个人做错了事不要紧，但不要学了强嘴，那是不好的，要敢于认错。”
杨步伟在《一个女人的自传》中写出了上面这个故事，作为她童年顽皮的见证，从中也可见出黎元洪与杨家的关系亲密，非同一般。黎元洪在杨公馆住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他很尊重杨公馆的主人杨仁山，当时很年轻的他，对佛学、刻经一类的事可能没有什么兴趣，但除此以外，两人还是有许多共同的话题的。两人都到过海外，对时事政治、中外进步的比较，肯定都有相同的见解；杨仁山的许多思想肯定都影响了黎元洪。比如说杨仁山希望一个人不必当多大的官，但需要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造福大众，这一思想就可能影响过黎元洪。黎元洪在晚年退出官场，投资实业，所建企业达45家之多，积极从事慈善事业，就是受了杨的影响。
获医学博士时的杨步伟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黎元洪也跟随到了武汉，从此开始了他在湖北教练新军的生涯，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在武昌起义中被逼而成为鄂军大都督、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他与杨家一直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他随张之洞到武汉后，杨自新也到了武汉，成为湖北新军某营的协统。他后来在湖北开矿、办实业等等，都受到了黎元洪的关照。
1920年，杨步伟从日本学成回国，在北京开了一家诊所。住在天津从事实业的黎元洪很想见见杨步伟，带信要她去天津一趟。其时，杨步伟想在北京开办一所护士学校，正在考虑资金筹措问题，有此机会，于是就到了天津黎家，受到热烈欢迎。黎因有事要迟几分钟才回来。十几分钟后，一个人从后面用双手将杨步伟的双眼蒙住，杨问是谁？后面一个湖北黄陂口音的人问道：“你还是那样淘气害人吗？”多年以后，他们仍然还是这样亲如一家人。等杨步伟向黎叔叔汇报了将来的打算，这位现已是天津实业界的大亨一口承诺：“我帮你。”
不过，黎叔叔最终还是没有帮上这位小侄女的忙，因为一个翩翩青年荡啊荡地来了，他俘获了杨步伟的芳心，使一个想在医学界做点事业的女强人改弦易辙，甘愿去做赵家太太了。这个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