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见倾心忘年交
黎元洪离去不久，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令人崇敬的青年才俊走进了南京花牌楼的杨公馆。他是慕名前来向杨仁山学佛的。还在北京的时候，朋友夏曾佑告诉他到南京后，一定要去拜访杨仁山，谭嗣同所以他到了南京不几日，就走进了杨公馆。这位青年才俊就是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头的六君子之一谭嗣同。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字复生，号壮飞，生于1864年，自小跟父亲谭继洵生活在北京。父亲是进士，做官京城。谭嗣同10岁开始从名师欧阳中鹄读书，12岁后博览群书，稍长跟随大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学习武艺剑术，从此喜言任侠。父亲从北京外放到甘肃任职，他因此在西北边疆生活了十余年。他曾于隆冬朔雪之日，带一骑兵，驶骋戈壁沙漠7昼夜，行1600多里。沿途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载饥载渴，斧冰作糜。后来他到了新疆，受到新疆巡抚刘锦棠的赏识，留在幕中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他父亲调任湖北巡抚，他也跟随父亲回到了南方。他在家乡湖南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算艺学堂”和“算学馆”，提倡科学，培育人才。
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向日本割让了台湾，又赔银数亿，使举国震动。次年春，到北京参加会试的数千名举人，推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领袖，发起“公车上书”，呼吁朝廷“拒和”、“迁都”、“变法”，古老的北京城在这岌岌可危的年头却显得热闹非凡。就在这年的秋天，谭嗣同到了北京，目的就是想见到他心目中的变法英雄康有为先生。
杨仁山传第八章谭嗣同金陵学佛此时的康有为，因办“强学会”被人告发，被朝廷勒令关闭了“强学会”。之后，他接受朋友沈增植的劝告，南下上海，暂避风头。因此谭嗣同此次北京之行未能见到康有为，但他想到了梁启超。谭在与梁启超会晤后，二人结为挚友，并在梁启超的介绍下，在北京认识了文廷式、熊希龄、黄遵宪、张元济、陈炽、严俊等一大批维新志士，并认识了两位具有维新思想的学佛的朋友。这两位学佛的朋友，一位是吴雁舟，一位就是夏曾佑。吴雁舟也是湖南人，是杨仁山的老友曹镜初的外甥，早在1876年杨仁山湖南之行时，他就与杨仁山相识，并在一起探讨过佛学。谭嗣同在他的启发下步入了佛学之门。
谭嗣同北京之行收获甚大。他回到湖南后，一度深入钻研佛学，寻求救国济民的道路。到了1896年初，父亲命他入京捐官，因此他与父亲再次入京，并奉父命捐了同知入赀，为候补知府，分司浙江，后又改为江苏。八月上旬他到达南京，等候补缺。
谭嗣同初至南京，亲身涉足官场才发现，他原来所认为的官场黑暗还只是一个肤浅的认识。现在身处官场之中，他才有深切的体会。一个新来乍到的年轻官员，无论你有多大的才学，上司绝不会把你看在眼里。虽拜访数次，上司均不接见。好不容易赐见一次，又受同僚的忌妒和猜疑。想拜见那些知名之士探求学问，但一听说只不过是一个候补官，则屏之不见……所有这些遭遇让初入官场的谭嗣同内心十分苦闷，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认识了杨仁山。谭到南京半个月后，在写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幸有流寓杨文会者，佛学、西学，海内有名，时相往返，差足自慰。凡此诸般苦恼困辱，皆能以定力耐之。”
杨仁山比谭嗣同大27岁，但两人早年的经历和性格却有相似之处：父亲都是进士，都为职京官，都曾生活于京城之中，长大后都崇尚武艺，豪放任侠。两人内在的精神上极为相通，所以，一经交往便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谭嗣同不仅跟着杨仁山学佛，也与之成为忘年交。
从1896年八月至1898年初，谭嗣同在南京候补的一年半时间里曾两次返湘，多次来回于沪宁两地。他同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探讨学术，规划天下大事，在南京的实际时间大约有一年时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用谭自己的话说就是：“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
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一书中说：“做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书，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博览教乘，熟于佛教，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君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一书。”
谭嗣同跟杨仁山学佛，力攻华严，深得华严奥旨。《华严经》在佛教中是被称为“大方广庄严”的一部经，是经中之王，佛陀的无尽教诲，皆从此经流出。它传到中国后，被三次翻译，一次是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佛陀跋陀罗等译此经于扬州谢司空寺，译作分三十四品（章）六十卷。一次是唐武后证圣元年实叉难陀等译此经于东都大内大偏空寺，译作分三十九品八十卷。还有一次是唐代般若翻译此经，译作共四十卷，略称普贤行愿品，又称贞元经。唐初杜顺和尚（即文殊菩萨）著《法界观》，诠释《华严》奥旨，是华严宗的初祖。二传智俨（即云华和尚，亦称至相尊者），著《搜玄记》再次诠释《华严经》，并著有《十玄门》、《五十要问》、《杂孔目章》，以申其义，为华严二祖。三传贤首国师。贤首认为《搜玄记》文义过略，不能解释清楚《华严》宗旨奥妙，而著《探玄记》二十卷，详细申述四法界、十玄门、六相、五教的意义。从此华严法门大行于世，也因为此原因，华严宗也称为贤首宗。但贤首的《探玄记》自唐末会昌灭佛运动后，化为灰烬，历经宋、元、明、清一千多年，不可得见。后人学华严只能依据宋朝清凉大师的《大疏》。
谭嗣同跟杨仁山学佛的时候，贤首所撰《探玄记》刚被杨仁山从日本寻回。译学华严，有此圭臬，方能登堂入奥。这是他学华严的一大殊胜机缘。通过贤首的《探玄记》，人们才知道宋朝清凉国师诠释《华严经》所著的《疏钞》皆依据此书。书中所采《记》文，十之五六，义海渊源，昭然心目。贤首有功于大经华严，而杨仁山则有功于贤首。杨仁山从日本寻回贤首的著作共有二十多种，又经过他的校勘，去伪存真，廛定秩序，编为《贤首法集》。杨仁山为了方便学人，决定将《华严经》和《贤首法集》合刊流通。但因工程浩大，刻资困难，杨仁山生前未能达成刊刻之愿，直到他逝世后七年，才通过他弟子徐文尉、陈樨庵两人的艰苦努力，又由周馥的曾孙女周蕙芳捐资三千金，终将杨仁山生前愿望实现。
二、《仁学》与佛学
1896年秋末初冬，吴雁舟从上海来到南京。这位1889年的进士，受舅舅曹镜初的影响，佛学造诣颇深，既是一位年轻的佛学家，也是一位积极倡导维新的朝廷官员。他奔走于维新变法的仁人志士之间。谭嗣同也是由他引入佛学之门的。谭尊他为佛学第一导师。他此次从上海到南京，一为看望舅舅的老友杨仁山，一为梁启超带信给谭嗣同，希望谭嗣同为香港《民报》写文章，畅演佛教的“宗风”。
吴雁舟在湖南认识杨仁山的时候，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现在他已经成长起来，此次来拜会杨仁山，潜意识里可能是为了让杨仁山来检验一下自己的佛学造诣。而在更为年轻的谭嗣同看来，这两位佛学家的相会乃是“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杨与吴相见，畅说无尽，妙趣横生，机锋处处。使得谭嗣同意兴勃发，连作《金陵听说法》诗四首。现录其两首，让读者也来感同身受：
火劫冰期接混茫，小之陵谷巨沧桑。
有形潜逐人心改，创世谁怜我主忙。
明日观身已非昨，微生归命向何方。
文殊师利维摩诘，随顺重开大道场。
文殊师利维摩诘，一一云中自出音。
各各分途戒定慧，亭亭三界去来今。
乾坤尚毁易何有，神鬼不知心所深。
愿为恒沙留莂偈，依然建邺暮钟沈。
后人认为谭嗣同的诗晦涩难懂，深奥莫测，往往错解其意。1960年代，文坛大师苏雪林在台湾特作《谭嗣同诗义辨正》一文，指出谭嗣同在金陵跟杨仁山学佛一事，所写的诗中用典着意多取于佛教，一旦找到这把钥匙，诗意自明而不难解也。苏雪林能如此理解谭嗣同的诗，其原因可能就是她与杨仁山是同乡的缘故。苏雪林的故乡在太平县（今黄山区）的永丰乡岭下村，与石埭广阳仅10里之遥，与乌石杨家也不过20余里。两地现尽为太平湖沿岸，一在北边，一在西头。
谭嗣同在南京跟杨仁山学佛的时间不长，进步却很大，他的思想、学问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谭原答应吴雁舟所请，要为《民报》写文章，但迟迟没有动笔。直到1897年春天，谭灵感迸发，一气呵成，写出《仁学》一书。全书5万余字，有50篇，分上下两卷。梁启超读完《仁学》上卷后，立即给严复写信说：“见浏阳谭君复生者，其慧不让穗卿（即夏曾佑）而力过之，真异才也。著《仁学》两卷，仅见上卷，已为中国旧学所无矣。此君前年在都与穗卿同诣之，彼时无异于常人，近则深有得于佛学，一日千里，不可限量也。”
梁启超在这封信中给《仁学》以极高的评价：“为中国旧学所无矣。”也正如谭嗣同自己在诗中所说：“明日观身已非昨”。而这思想上“一日千里”的飞跃，皆因“深得于佛学”。在梁启超看来是如此，事实上也是如此。佛学超脱世俗的出世精神，为一代学人排开了心智的阻碍纠缠，而出落成无畏无惧的自由灵魂，新思想由此离世独立地彰显出来。
谭嗣同在《仁学》中把世界万物不断运动变化中的“好恶攻取”、“异克同生”等内在精神表述为“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发展的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该书中重点是愤怒抨击“君臣一伦、三纲五常”的专制黑暗，“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他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原来如此，君民的关系原来如此，接着他又告诉我们，君是要“为民办事”的，臣也是“助民办事”的。在今天看来，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民本思想，但在黑暗专制笼罩的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沿袭数千年，谁又能拨云见日，戳破君权神授的虚假性？贫穷落后的中国虽已开始西风东渐，《群己权界论》也已被大学者严复翻译出来，但谁又能最为天下先，发出如此振聋发聩的声音？更何况书中还有更为猛烈地抨击：“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于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黑暗否塞，无复人理。”书中此语，即使在今天读来，也是何等地痛快淋漓！
谭嗣同写下这些血性的文字之后，离他生命的终点已不到两年的时间了。这位浑身激情的血性汉子为了理想，为了黑暗中国的光明未来，甘愿赴法场，以热血唤醒民众的警醒，以生命捐献变法之伟业，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一曲与天同悲与地共悯的壮歌！
《仁学》一书在谭嗣同牺牲后得以出版。1899年1月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和上海出版的《亚东》时报也开始连载发表，读者争相购阅，一读为快。
三、金陵测量学会
二月春风似剪刀。
初十这一日，六朝古都的金陵城，春雨潇潇，初暖乍寒，而在刘世珩的豪宅里，却春意浓浓，高朋满座。他们都是被刘世珩邀请来的客人，有杨仁山、缪荃孙、谭嗣同、郑孝胥、蒯礼卿、徐乃昌、茅子贞等。这十多个人中，除杨仁山和缪荃孙年纪稍大一点外，其余均为三十多岁江苏官场的青年俊彦。看看他们的履历就知道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
刘世珩，三年前，在南京闱场新中举人，是英、俄钦差大臣后任广东巡抚刘芝田的长公子，现在分发江苏等待补缺。
郑孝胥，举人。甲午海战后，从日本留学回国，捐官同知，分江苏试用。这年的五月他就离开了南京，到湖北张之洞的幕府任职。他后来成了民国要人，只是因为曾任伪满洲国的总理，为后人所诟病。但他早年却是维新变法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缪荃孙，晚号艺风老人，是1876年的进士，在学术界被称为清末民初四才子之一（其他三位是赵尔巽、王季直、王壬秋）。此时正执掌金陵书院山长一职。他与杨仁山有姻亲关系，他的子媳与杨仁山的孙媳是姊妹，同为石埭徐村徐氏之女。他与杨仁山经常交往，关系密切。
徐乃昌，1893年南京闱场举人，后官至江南盐法道和金陵关监督，以金石收藏而海内闻名。
茅子贞，与刘世珩为同年举人，后立身教育和报业，创办养正小学、达材师范学堂，主办南洋官报，以诗文名世。
蒯礼卿，光绪进士，安徽合肥人，任职江苏。
这次聚会是一次文人的聚会，由头是欣赏刘世珩收藏的何绍基书法、吴熙载绘画、徐渭手书册页，以及唐人写经等大家的艺术作品。欣赏完作品后，众人喝茶饮酒之中，却酝酿出一个建立协会组织、把大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