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1924年夏，萧劲光经过万里辗转到达上海，回到了离别三年的祖国。在这里，他通过联络员与上海党中央接上关系后，党组织随即分配他回湖南工作。于是，萧劲光立即登上江轮，逆流而上，赶赴故乡长沙。
虽然离家只三年多的时间，萧劲光一踏上长沙的土地就感到与过去有明显的不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城乡工农运动蓬勃兴起。特别是以安源为中心的工人运动，开展得十分红火。衣衫褴褛的各界群众生活上没有大的改善，但眉宇间多了自信和坚毅，精神面貌远非昔日相比。这使萧劲光感到说不出的高兴。为尽快投入工作，与湖南省委接上关系后，他立即回赵洲港探望母亲。
萧劲光是中午到家的。没有想到，迎接他的不是日夜思念的母亲，而是已显得异常苍老的大嫂。大嫂告诉他，两个月前母亲已去世了。去世前，老人家很安详，只是一直念叨你，说不知你啥时回来……听着大嫂木讷的述说，萧劲光已泪流满面。哥哥姐姐、闻讯跑来的近邻一阵劝慰后，问起萧劲光在俄国学习的情况。萧劲光热情地作了介绍：俄国现已与多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联合在一起，叫苏联。那里的地主老财都打倒了，工人有工作，农民有地种，工农群众当权作主。虽然大家还不富裕，但人人都有饭吃……讲得大家啧啧连声，显出满脸的艳羡和神往。这使萧劲光更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在家吃了一餐午饭，下午他便匆匆离家，按照省委的安排前往江西安源报到。分配的工作单位，是路矿工人俱乐部。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是江西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的工会组织。1922年1月，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安源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创办了工人夜校。同年5月1日，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作为工会的机构和组织形式。安源工会最早的领导人（称主任）是李立三，这时是提前从苏联回国的刘少奇。俱乐部成立时仅300来人，逐步发展到700多人。同年9月，俱乐部发动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多数地区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安源俱乐部由于基础扎实，没受太大影响，仍然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活动得有声有色，有“小莫斯科”之称，俨然成了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
刘少奇对萧劲光是了解的。他知道萧劲光懂乐器，会拉二胡、吹箫，爱好文体活动，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学会了跳交谊舞、水兵舞。于是安排萧劲光担任俱乐部的游艺股长，主管宣传工作。尽管这一工作不太符合酷爱军事的萧劲光的意愿，但他仍然尽力发挥自己的长处，干得有声有色。
前后算起来，萧劲光在安源待了一年多的时间。按照巴黎公社的组织原则，在这里工作的同志每月工资不超过工人的平均水平，通常就是五块钱，交了饭费，所剩无几。但这是他走上职业革命家的第一步，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晚年的回忆录中，在记述了这段经历后，他深情地写道：
在安源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与工人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使我深深体验到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和团结斗争的力量。在斗争中，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组织性和坚定不移的革命性，无时不在教育着我们这些初次参加革命实践的青年人……在政治上逐步成熟了。
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全国数百城市罢工、罢课、罢市，举行游行示威。安源工人俱乐部也领导所属一万三千多名工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游行等声援活动。工人俱乐部还发出倡议，动员路矿工人及各界群众捐钱、捐物，支援上海的罢工工人。6月底，萧劲光携带数万元捐款和慰问信前往上海，代表安源党组织和工会慰问上海罢工工人。在上海，他见到了领导罢工的李立三、刘少奇（年初已离开安源），并对罢工运动作了考察。从上海返回长沙不久，萧劲光就接到了中共湖南省委的通知，调他到广东工作。
是年秋，萧劲光交待了安源工会的工作，再返上海，在上海码头登上了南下广州的客轮。
二、投笔从戎，22岁的国民革命军中将
1925年的广州，是广东国民政府所在地，全国革命的中心。萧劲光一下船就感到热浪扑面：新到的船、待发的船，人流如潮。客运码头上，“打倒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庆祝国民革命军东征的伟大胜利”之类的大标语，举目可见。他兴冲冲地跨下跳板，没走几步，就被一个身材魁梧、举止洒脱的青年军人迎面截住。
“你是萧劲光！”来人抓住萧劲光的行李，肯定地说。
萧劲光愣了：“你是——”那人一把把行李提过来，干脆地说：“没错吧？我是来接你的，走吧！”
满脸含笑，一口乡音。几句交谈后，萧劲光知道此人名陈赓，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秘书，是专门到码头来接他的。从交谈中，他还知道，陈赓也在长沙长郡中学上过学，是不同班的校友，更觉得分外亲切。
望着满街的大标语，萧劲光很振奋，遂问道：“这次调我来，是不是来与你一起搞军事的？”他知道国民革命军正在东征，军队扩编，急于问清楚自己的工作。
“差不多。过两天周主任会找你谈，先住下再说。”
在陈赓的带领下，萧劲光到东山中共广东区委机关驻地，向区委书记陈延年报了到。
陈延年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长子。他不仅善于独立思考，有见解，而且办事果断，立说立行。萧劲光与他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向来无话不谈。三句问候过后，萧劲光开门见山地说：“接到通知，我就估计是要我来搞军事的。看外面的架式，错不了。告诉我，到哪里去？”
“到哪里去？吃饭去！”陈延年笑道，“这么急呀！你现在的任务是吃饭、休息。工作有你干的，只怕到时候你想休息都休息不成！”接着，他告诉萧劲光，你的工作由周恩来主任定。周恩来在党内负责军事工作，现在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兼着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陈赓就是代表他去接你的。最后，陈延年又强调：“知道你是军事迷，愿意干军事。恩来同志回来会找你谈的。你有什么想法，我可以提前先转告他。”
此后一段时间，萧劲光一边等随军出征的周恩来，一边配合陈延年做些党务工作。在这期间，通过陈延年、陈赓等人的介绍，萧劲光了解到，国共合作以后，为了进行北伐，国民政府整编了军队，共有六个军。遵照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的精神，国民政府接受苏联顾问的意见，在军队中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因而迫切需要一批共产党员去国民革命军中工作。为此，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工作。这些情况使萧劲光基本上估计到了党组织调自己南下的意图。他急切盼望见到心仪已久的周恩来。
时过不久，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大获全胜。周恩来抽暇回到广州。第二次东征胜利后，东江地区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已提上日程。周恩来又兼任了东江行政委员，工作头绪多，十分繁忙。回广州的当天晚上，他就在寓所接见了萧劲光。陪同接见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由于各军党代表均由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兼任，任上的都是“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
周恩来首先礼节性地询问了萧劲光个人的情况。
“听说你在苏联学过军事，喜欢搞军事工作。”
此前萧劲光虽没与周恩来见过面，但一点不感到陌生。只是由于心存已久的钦佩和崇敬，使他仍有点拘谨：“我喜欢军事工作。在苏联学过一年军事，后来陈独秀同志不同意，又回东方大学了。”
周恩来笑了。接着，简约地介绍了广东当前的革命形势，交待了任务。他说，孙中山先生强调军队要党化，党要掌握军队。现在学习苏联的做法，新改编的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度。需要一批懂军事的共产党员到军队做政治工作。不久前我们有部分同志已经到部队任职了。现也准备派你去，你看怎么样？
这是萧劲光所期望的。周恩来话刚讲完，他便痛快地回答：“我服从组织安排。”
这时，一直在旁边默默听着他们谈话的李富春，听说萧劲光曾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还在苏联的初级红军学校学过军事，又是湖南人，如获至宝。看了看周恩来，转脸正对着萧劲光，插话说：“到我们二军来吧。我们还缺一个师党代表。二军是湘军的底子，劲光同志是湖南人，做这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师党代表？”萧劲光心里一震。他知道此前周恩来也只是第一军第一师的党代表，遂坦诚地说：“我只学了一年军事，未做过实际工作，怕难以胜任……”
“这没关系，可以学着做。党代表制度从来没有过，大家都是学着做。”周恩来说着，扭头看了看李富春：“是否到二军，要等任命。原先我不了解，你们不仅是同乡，还是同学。具体情况，富春你多和劲光同志谈谈，我不多讲了。”
此后几天里，李富春按照周恩来的要求，陆续向萧劲光介绍了国民革命军，特别是第二军的情况。
第二军，原是谭延恺的湘军。1923年谭（延恺）赵（恒惕）战争时从湘军中分化出来，南下广东依附孙中山。不久前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恺任军长，鲁涤平任副军长，下辖四个师，即第四、第五、第六师和教导师，共一万余人。军、师部配有苏联顾问。军、师直到营连各级，都设党代表（尚未配齐）。考虑到旧军阀部队有浓厚的地方观念，党组织派往二军的党代表基本上都是湖南人：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四师党代表李六如、五师党代表方维夏。由于一直没找到合适人选，六师党代表暂空缺。
萧劲光清楚，方维夏、李六如这时都已40岁左右，是湖南久负盛名的学人、教育家、革命前辈，而自己只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想到要与他们并肩为伍，心里难免有点打鼓。通过几天的交往，李富春已经很喜欢、欣赏知识面宽、有见解的萧劲光。非常希望由萧劲光担任六师的党代表。他似乎看出了萧劲光的想法，遂鼓励说：“现在国民革命军中实行孙中山、廖仲恺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苏联特别崇拜和尊敬。你有留苏这一身份，工作起来有不少方便条件。一起来吧，我们会做出成绩的！”
年底，为了工作方便，萧劲光按照中共中央有关规定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接着，22岁的萧劲光接到了平生第一张正式任命书。任命书是广州国民政府颁发的：任命萧劲光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
是时，第二军第六师驻在韶关。
萧劲光在广州没动身，师部机关已一片哗然。从师长戴岳到各位团长、营长，众官佐共同的问题是：“萧劲光，什么人？没听说过。”“据说就20来岁，是个娃娃。”“什么来头？”
不能怪他们议论，更不能怪他们探询出身、来头。本来么，六师的官佐都是有来头的：师长戴岳，保定军官学校毕业，1916年曾在天津参加过秘密倒袁活动，是军长谭延恺的心腹、得力臂膀；副师长朱耀华、十六团团长黄友鹄、十七团团长廖新甲、十八团团长刘风、教导团团长陈嘉佑等，也都已三十开外，在军旅中经营有年，与戴岳甚至军里的头头们，都或多或少的有点故旧亲情。突然而至的党代表居然是个二十多岁的人，能不议论、猜测？
萧劲光上任第一天，戴岳循例安排得井然有序：提前派车接萧劲光到师部，师部大门前威风凛凛地站立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卫兵。萧劲光一走下车，随着一声口令，卫兵行注目礼，一名副官跑步向前报告。尔后谦和地说：“党代表请，师长已恭候多时了。”萧劲光干练地答礼，大步随副官跨进大门。
不大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团以上官佐、机关主要部门的首脑都到了。戴岳从副师长朱耀华开始，一一向萧劲光作介绍。苏联顾问米柳史切维奇（大家都简称他“米柳史”）匆匆赶来，戴岳当即介绍他们相见。
“米柳史切维奇同志，你好！今后我们在一起工作，请您多关照。”萧劲光握着米柳史的手，用俄语说。
米柳史惊喜地晃着萧劲光的手：“萧党代表懂俄语，好极了！以后工作方便、方便！”
全场官佐望着他们又说又笑，没有人知道他们讲些什么。但萧劲光流利的俄语、标准的军姿、不卑不亢的举止，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戴岳不愧是科班出身的老军人，欢迎词简洁又不失全面：“萧党代表曾留学苏俄，专攻军事，见多识广，年轻有为。能到我们六师来，是我们大家的荣幸。大家要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疏疏落落的掌声中，他扭头看了一眼萧劲光，接着讲下去：“我们这些人，行伍出身，长期靠枪把子吃饭，不懂政治。但我们竭诚拥护总理的主张，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国民革命。政治工作，就仰仗萧党代表了。大家都要全力配合萧党代表工作。下面，请萧党代表讲话。”短短的欢迎词中，有客套，也不无含着摆资格的成分。
萧劲光作了简短的答词：“能到六师来和大家共事，我很高兴。我早就知道，二军、我们六师，是国民革命军的主力。戴师长和各位军事经验丰富，部队有着优良的、光荣的传统。本人虽学过军事，但缺少实践，没有经验，诚望在座各位配合协助。大家精诚团结，又有米柳史顾问的指导，我们一定会合作愉快，一定会在实现总理的遗训，完成国民革命的历史任务中，取得新的胜利，建立新的功勋。”
答词干净、利索、不枝不蔓，透着真诚又朗朗得体。话音落地，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戴岳从萧劲光沉着从容的讲话中，从他高大的身躯、楞角分明的脸上，看到了自信和胆魄。“此人年纪虽轻，不可小视！”
从来带兵不是易事，萧劲光带兵尤其难。一则部队原本官兵、上下成建制，而自己是后来的；二则同级、甚至下级军官，都比自己资力深、年龄大。更重要的是，有许多明确的限制：共产党员不当军事指挥官，在部队不设党支部、不准发展党员、不过组织生活。这样以来，党代表活动的舞台、空间极其有限。好在萧劲光在苏联学了一年军事，也到苏联红军中见习过，在对部队作了初步了解后，遂放开胆子展开工作。晚年回顾这段生活，萧劲光说，整个工作概括起来是三句话：把名正言顺的工作做好，把务虚的工作做实，把可唱的戏唱够。
党代表制度在国民革命军中刚开始实行。萧劲光到任时，六师中团以下各级党代表大部分还没配。所以萧劲光到职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政治部，配齐从团到连各级的党代表。以此为契机，在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的支持、配合下，萧劲光把一批进步青年和没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调入部队，使六师从上到下有了一支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队伍。年轻的共产党员、燕京大学学生刘隽，就是这时调入六师政治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