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规定，党代表的主要职责是做部队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的使命是：“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具体说就是宣传国共合作，宣传反帝反封建，改革部队旧的军阀制度和作风，使部队团结在党的周围，英勇杀敌，不断革命。本此精神，萧劲光逐步完善确立了三项制度：一是每天早上队前背诵“总理遗嘱”；二是每三天举行一次党小组会；三是每个星期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会”。这样一来，政治工作就有了具体内容，党代表制度就有了依托。特别是每星期的“总理纪念周会”，主要官长要进行讲演。这是萧劲光的优势。那时，他刚从苏联回国不久。共产主义的理论，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使大家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等等，新名词、新鲜事，有理论、有实例，萧劲光讲得绘声绘色，头头是道。而这些，对六师官兵们来说，可谓闻所未闻，听了这次盼下次。会上听得津津有味，会后啧啧连声：萧党代表，有水平！
萧劲光很注意接近和联系基层官兵。每天只要没有会议和法定的活动，他就抽时间到部队中去。通过小规模的演讲或个别交谈，向官兵宣传三民主义的宗旨，宣传军事政治工作的意义，讲革命军队和军阀部队的本质区别，鼓励大家忠于国家、民族，服从指挥，英勇作战。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党代表制度、政治工作的一些做法，逐步被官兵认可，部队的思想观念、作风也有了不小转变。对这些转变，兵士、官佐反映大不一样。纠正军阀作风、废除肉刑、经济公开、不准克扣兵饷，是兵士梦寐以求的。所以下级军官、特别是兵士，极其欢迎，大家齐声为政治工作叫好；营团官佐，特别是其中军阀习气浓重的一部分人则大为恼火。
十八团团长刘风是最典型的。萧劲光到十八团去了两次后，他坐不住了。气哼哼地跑到师部向戴岳诉苦：“萧劲光一天到晚往团里跑。到处讲什么民主、自由，鼓吹反军阀作风，讲苏联的故事。弄得那些兵像喝了迷魂汤，谁的话都不听，一张口就是萧党代表怎么说怎么说。这样下去这兵还能管吗？怎么了？六师是他的了！”
“六师是谁的？党代表到团里去有什么不好？不要乱讲。只要你屁股上没有屎，怕什么！”
戴岳是个精明人，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思想。对萧劲光的所作所为，他有自己的看法。这两个月来，像刘风这样的反映不少（有的还有书面报告），认为萧劲光的做法有利于部队团结、有利于提高部队组织纪律性的反映也不少。不久前他亲自带着人到几个营连单位作了一番调查，多数人感到开展政治工作是有成效的。最明显的是下级军官和士兵了解了自身所处的地位，了解了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主要内容，懂得了反帝反封建的意义，知道为什么当兵为什么打仗了。部队废除肉刑、体罚，不打骂士兵，不吃空额，不喝兵血，成立军需委员会，实行经济公开等改革后，士兵精神焕发，练兵热情高了。一些过去用鞭子抽都懒得参训的士兵，也劲头十足地参加训练了。部队纪律好多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看到这些，戴岳当然不赞同刘风的说法。他真切地觉得军队政治工作确有用，应当得到支持和尊重。况且党代表制度、政治工作制度才刚刚开始，正在兴头上，能说什么呢？走着瞧吧！
三、初历战阵，率部参加北伐
广东革命军两次东征，歼灭了盘踞东江地区的叛军陈炯明部，统一了广东全境，解除了革命政府的后顾之忧，根据地巩固了。1926年7月，革命政府决定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统称参战部队为“北伐军”）。
是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奉系军阀张作霖以东三省为基地，势力范围伸及山东、河北北部和北京、天津，控制津浦线北段；直系军阀吴佩孚占有湖南、湖北、河南三省，控制京汉线；原直系军阀孙传芳自成一派，盘踞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五省，控制长江下游及津浦线南段。此外，山西、新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等省区，均为地方军阀所霸占。大小军阀独霸一方，各自为政，与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勾结起来，欺压百姓，为所欲为。中华大地分崩离析，满目疮痍，老百姓遭受层层盘剥，苦不堪言。因此，出师北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广大民众人心所向。
按照国民革命军政府议定的作战计划，第一步首先出师湖南、湖北，消灭直系军阀吴佩孚。待两湖问题解决，再向长江中下游发展，消灭孙传芳。之后，视机向长江以北发展，消灭奉系军阀张作霖。当时国民革命军有八个军：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以黄埔军校训练部为主体的第一军（时何应钦为军长），谭延恺所部湘军为第二军，朱培德所部滇军为第三军，李济深所部粤军为第四军，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等各部，分别为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军。总的兵力部署是：第四、第七、第八军担任湖南战场的正面进攻；第二、第三军为右翼，监视江西方面的敌人，策应正面战场；第六军、第一军为预备队。对这种部署，明眼人一看便知蒋介石用心良苦。他考虑到了部队特点、实力强弱，但更多注意的是各部之间的旧仇新怨、能否协同。当然，他更没有忘记保存自己的实力：嫡系部队第一军的两个师，待机行事。即此可见，北伐战争一开始，国民革命军内部就矛盾重重，蒋介石就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据此部署，7月7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两个师（第五师暂留南雄，担负广东方向的警戒任务），即萧劲光、戴岳所率之第六师和第四师，从韶关出发，沿仁化、城口、汝城、桂东、酃县北进。当月下旬，进抵湘赣边区的茶陵。按照总司令部的命令，在此担负监视江西敌人，策应醴陵进攻的任务。
一路之上，基本上没有战事。萧劲光抓住这一时机把政治工作搞得异常活跃。部队每到一地，便组织宣传队上街贴标语、组织演讲，由政治部出面与地方联合召开军民联欢会，宣传革命军的宗旨，宣传出师北伐的意义。六师的官佐，基本上都是军官学校出身，平时拉帮结派，欺压士兵，军阀作风严重；士兵中除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外，相当部分属流氓无产者。纪律涣散，雇佣思想严重，欺民扰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针对这种情况，萧劲光按照军里下发的宣传大纲，不间断地对官兵进行思想教育。行军途中，不仅严格坚持了既定的各项政治工作制度，还将“不怕死、不扰民”的口号制成臂章，人人佩戴，强化纪律教育。使广大官兵真正明白，革命军是为拯民于水火出征打仗的，必须遵纪守法，热爱民众，绝不可欺民、扰民。军队过汝城时，十六团团长黄友鹄私自向地方抽税两千多元。被发现后，萧劲光当即与戴岳商量，给予黄撤销职务的处分。
师里长官言信行果，执法如山，全师上下大受震动。自此，严重扰民现象，再很少发生。加上各地共产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支持北伐，部队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群众热诚的接待和支持。特别是到了茶陵，老百姓夹道欢迎，送水送饭、主动送信带路、协助驻扎宿营，个个倾力相助。三年前，第二军作为“湘军”曾在这里驻扎过。那时，由于部队军纪涣散，官兵偷鸡摸狗、欺男霸女，老百姓深恶痛绝。待到离湘南下时，老百姓已避之不及，背后跺脚、吐唾沫，视为瘟神了。此次到来，今昔相比，官兵们真正感受到了正义之师的光荣，体会到了唤起民众的力量。代理军长鲁涤平深有感慨地说：“部队面貌变，民众的态度就变。大不一样了！”相交共处半年多，亲身目睹领略了萧劲光工作绩效的戴岳，感触尤深：这个娃娃党代表，厉害！
然而，更令戴岳佩服的还在一系列战斗之后。
北伐军的既定作战计划，是在拿下湖南、湖北，消灭吴佩孚后再掉转头向长江中下游发展，消灭占据闽、浙、赣、苏、皖五省的孙传芳。所以，北伐战争打响初始，孙传芳没有急于作出反应，而是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坐山观虎斗，企图待两败俱伤后以收渔人之利。一个多月来，北伐军正面主战场湖南、湖北的战斗打得异常顺利，势如破竹，“胜利的呼声，已经普遍全国，四、七、八军的捷电，几乎天天报纸上都有”。至8月底，大军已兵临武汉城下。这时，孙传芳感到形势不妙，遂改变其静观待变的方针，调兵遣将，以十万大军进入江西。妄图重兵出击，以攻为守，既打退立足未稳的北伐军，又赶走元气大伤的吴佩孚，收一箭双雕之效，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对孙传芳之战迫在眉睫了！于是，北伐军总司令部迅即调整部署，在进攻武汉的同时，把江西作为另一个主战场。具体部署是：第二军的第四、第六两师和第三军自茶陵、攸县、醴陵出击，进攻赣西；作为总预备队的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向赣西北进击，直指南昌；留守南雄、担负警戒任务的第二军第五师，第十四军（新收编的军阀部队赖世璜部）和第五军的一个团进攻赣南，牵制敌人。
1926年9月6日，向孙传芳部总攻战役打响。戴岳、萧劲光率第六师之第十七、十八团参加萍乡之战，副师长朱耀华率十六团（朱兼该团团长）东出茶陵，驱逐莲花镇之敌。萍乡是个县城，驻有敌唐福山部六千余人。这些部队缺乏应有的训练，欺负老百姓拿手，真正打仗不在行。一个多月来，北伐军在各地连战皆捷已威震八方。所以稍一接战，唐福山部便四散而逃，第六师两个团当日即进占了萍乡。
萍乡是北伐军进入江西后占领的第一个县城。饱受军阀部队欺压之苦的人民群众兴欣喜若狂，排着队涌上街头迎接北伐军入城。县党部会同各界团体在县城西大门外校操坪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这天，烈日高照，操场又无遮挡，参加大会的群众依然十分踊跃，转眼间便汇集了五六千人。萧劲光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各界同志、父老乡亲欢迎我们、支持我们，非常感谢。北伐军是干什么的？北伐军是国民革命军，是党国的军队。所以要北伐，就是因为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伙同帝国主义各霸一方，欺压百姓、掠夺人民的劳动成果，使劳苦大众衣食不保，难以为生。我们所以要北伐，就是要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我们的国家，实行总理的三民主义，使劳苦大众永远不受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大地主的压迫、摧残、掠夺、剥削，都能过上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界团体、工农代表也在会上发言，含着眼泪痛斥军阀的腐败，揭露贪官污吏的暴行，表示坚决拥护革命军，支援北伐战争。第二军党代表李富春、第三军党代表朱克靖也在会上讲话，感谢群众对北伐军的支持，号召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把北伐战争进行到底，把反帝反封建革命进行到底。所有发言的人，北伐军将领，各界群众，人人慷慨激昂。讲话不时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此起彼伏。大会场面壮观、热烈，十分感人。
占领萍乡后，第二军继续东向，跟踪追击唐福山部。唐福山且战且退，沿途小股军阀部队望风而逃，二军很快攻占了宜春、分宜，向新喻（今新余）逼近。这时，北洋军阀的江西都督邓如琢赶忙从南昌赶到前线督战。他集中全部兵力在分宜至新喻之间的仰天岗布阵，妄图据险死守，挡住北伐军进攻南昌的通路。这是二军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硬仗。对北伐军来说，这一仗事关全局，志在必得；对邓如琢来说，仰天岗是省会南昌最重要的防线，誓死坚守。双方都尽力拼搏，打得异常激烈。第二军党代表李富春也亲自到前线，与萧劲光及各团党代表一起做宣传鼓动工作。一次次冲锋不克，部队伤亡很大。军部命令六师组织部队由袁水南岸迂回到敌人的侧后，两面夹击。不料部队的行动被敌人发现，邓如琢立即增兵，全力向六师反扑。当时，第十六团和十八团的一个营出击莲花、永新，戴岳、萧劲光手中的部队还不满两个团，情况十分危急。萧劲光冒着纷飞的弹火亲临第一线阵地，鼓动官兵们坚守阵地，英勇杀敌。最后终于打退了敌人的反扑，与正面突击部队造成南北夹击之势，攻占仰天岗，拿下了新喻。
拿下新喻以后，邓如琢见势不妙，慌忙逃向抚州。邻近各县城军阀部队望风披靡，非降即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第二、第三两军就连克宜春、莲花、新喻、清江等11个县，可谓“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9月底，萧劲光与戴岳率部攻打樟树城时接到军部的通报：南昌市被向赣西北进攻的第六军和第一军一师袭占后，由于孙传芳增兵反扑，已得而复失。命六师等前往增援。樟树被北伐军攻下后，邓如琢也退居南昌城。戴岳、萧劲光遂率六师与协同攻打樟树的第四师一道向南昌进发。
很显然，南昌之战是江西战场最关键的一仗。这不仅因为号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最富实力、辖地最广，更主要还在于他所处的“吴头楚尾、粤户闽庭”的战略位置。如打败孙传芳，不仅江西大局既定，安徽、江苏、浙江的军心也会动摇，解决问题易如反掌；如北伐军败了，则不仅危及既得之湖南、湖北，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也面临险境，北伐军将出现后方危机。
所以戴岳、萧劲光所率之六师等北伐军各部一到，双方就摆开决战的架式。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深知此役干系重大，也赶到前线亲自部署、指挥战斗。第二军党代表李富春在前线召开政治部会议，要求各级政工人员把工作做细、做实，使广大官兵真正明了攻下南昌的意义，不怕牺牲，英勇杀敌。要准备付出最大的牺牲，拿下南昌。
10月12日攻城战斗打响。按照部署，第三、第六、第七军等部切断南浔路，阻击北来援军；由第二军的第五、第六两师和第一军第二师攻打南昌城。六师担负西南进贤门和惠民门的主攻，任务重大、艰巨。萧劲光与戴岳一起在前线指挥。为了尽快突破，各团都挑选了由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奋勇队，冒着枪林弹雨架梯登城。因敌人火力太猛未获成功。这时又传来第十七团团长廖新甲牺牲，该团一营被困的消息。萧劲光怒火中烧，立即与戴岳一同赶到惠民门附近的机枪阵地，令第二营营长代理团长，调集部队压住敌人的火力，使一营脱险。战斗越打越激烈。城内的敌人为了发扬火力，放火烧了南昌城西南一带低矮的民房。看到大片民房在火海中化为灰烬，六师官兵无不义愤填膺。萧劲光跳上一个高台，大声喊道：同志们看到了，军阀为了阻止我们攻城，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我们是革命军，是来解救老百姓的。一定向敌人讨还血债！他的喊话大大鼓舞了全师官兵的斗志，大家越战越勇。但由于北线作战不利，北边军阀部队打通了南浔路，大批援兵蜂拥而来，南边抚州的军阀部队也在调动，试图前往增援。北伐军屯兵南昌城下，腹背受敌，形势不利。总司令部遂决定调整部署，撤围南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