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他在20年代试图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一样，30年代胡适仍然相信民主政治由于融入了“社会主义”的成分，而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十九世纪下半以来，各国早已感觉18世纪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民治主义是不够的；一切‘社会的立法’，都是民主政治社会化的表现。在大战时，国家权力骤增，民族生存的需要使多数个人不能不牺牲向来视为神圣的自由权利。大战之后，这个趋势继续发展，就使许多民治国家呈现社会主义化的现象。”作为“价值”的自由理念被高悬，而表现历史进程的国家权力的增强，则被视为了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化”，在此价值与历史得到了有效的妥协。罗斯福实现了“经济的民族主义”，同时又发展了民主政治，“罗斯福的背后没有棒喝团或是冲锋队可以维持他的政权不倒的，所以这种政治不能算是独裁政治，只是一种因社会化的需要而行政权力高度增加的新式民主政治而已”，这样民主自由的理想在历史中得到了展现。罗斯福新政实现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价值”被历史化的最好例证。
在对待罗斯福新政的态度上，胡适和他的那位美国老师是有区别的。杜威对罗斯福所举办的新政批评非常厉害。他对罗斯福是否能够解决萧条的经济现状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罗斯福不会放弃工商业资本家的利益，而真正采取救济社会的政策。他指出新政不过仍然在持续美国政治的那些老传统，民众在政治上的疏离依旧。相比较经济问题，杜威似乎更担心人们对现实政治的冷漠，他倾向于在民众中间塑造那种积极的社会关系，在政治上倾向积极参与的“共和”主义。杜威已经对美国的两党失去了信心，他主张建立一个“第三党”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他否认罗斯福在推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在罗斯福执政期间，杜威多次把选票投给了社会党的候选人诺曼·托马斯，这表明他一直都未能认同罗斯福的新政。在杜威的所坚持的“价值”中，罗斯福的一系列政策都是“非社会主义”的。杜威无须面对“价值”与“历史”之间的紧张，他用“价值”来批判社会现实。而胡适则不同，在罗斯福那里，他看到了中国塑造民族主义所需要的基本因素，“价值”与“历史”在他那里达成了一致。
三、苏俄印象：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态度
从1917年革命胜利开始，苏俄的一举一动就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新苏俄诞生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宣布废除沙皇时代和中国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深深博得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赞扬。列宁的影响力也在中国迅速上升，一度他的名字可以与威尔逊相提并论。日本一再地试图从袁世凯政府获得侵略中国的特殊利益，这使得知识分子开始逐渐疏离日本，而在清末日本曾经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窗口，以日本为榜样曾经是中国改良运动的核心。远东的特殊国际环境，使得人们在考虑中国的安全之时转向寻求苏俄的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不仅改造了国民党，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北伐”的成功，但是在孙中山死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发起了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苏俄与中国的关系因此而逐渐恶化，“中东路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即是一例。但此时的苏俄已经逐渐走上了正轨，斯大林巩固了他的统治，同时也使得苏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顽强生存了下来，并且通过“一五”计划，向世人证明了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20世纪第三个十年来临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陷入了空前的危机，而苏俄则开始收获着举世瞩目的现代化的初步成果。“九一八”的国难，使得知识分子开始重视苏俄在远东的地位。傅斯年和蒋廷黻一直对远东的局势极为关注。蒋在1930年代把他的研究兴趣转向中国近代的外交史，他对苏俄公布的有关档案兴趣颇浓，他在1934年带着国民党的使命到苏俄访问，寻求苏中关系的正常化的可能性，1936年他又一次出访苏俄，寻求苏俄对中国抗日行动的支持。
各国的观察家、思想家、记者都在关注着苏俄，罗素和杜威都曾在1920年代访问过苏俄，他们根据亲身的游历和理性的思考，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苏俄道路的看法，这自然影响了他们的中国学生的基本观点。中国各种倾向的知识分子也带着各自不同的心情——批判的崇拜的、理性的感情的——踏上了这片新土，瞿秋白、胡适、曹冰谷、胡愈之、蒋廷黻、丁文江、张君劢，从他们游俄的观感和思考中，我们可以洞察思想界对于共产主义苏俄的基本态度。
胡适于1926年赴欧途经苏俄，虽然在苏俄只呆了短短的三天，苏俄对他的触动却非常大：
今日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谓资产阶级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
胡适一生动过要组党的念头，恐怕也只有这一次了。在这三天里，胡适参观了苏俄的监狱，并对苏俄的教育机制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当然陪同他的Harpers、Merriam以及蔡和森等人都是明显的“左派”分子，这自然影响了胡适的判断。但是苏俄对于人们的第一印象确实是深刻的，胡适在1930年代一直对苏俄抱有极大的敬意（他认为当时的苏俄与英国和美国一样，都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这个评价已经相当高了），恐怕与此次虽短暂却深刻的第一印象是分不开的。
苏俄作为一个新兴的处于上升期的国家，自然留给人们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到俄国游历的访客接触到的也是那些积极的一面，至于斯大林在30年代的“大清洗”时人则无从得知了。苏俄最令人难忘的，在蒋廷黻看来，就是全民参与其中进行劳动所创造出的社会成果，“从消耗方面看，苏俄的人民，没有问题，是在普通国家水平之下（但是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我们还要好得多）。从建设及生财方面看，也没有问题，是在普通国家水平线之上。”在消除了私产之后，资本制度所造成的不劳而获的现象不复存在，人人都在努力工作，这似乎才符合“社会公道”。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是令人敬佩的，即使在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有义务的社会工作者，“我看见七八处，有人在那里解答人民的各种问题：一处专讲电机，一处专讲儿童疾病，一处专讲政治经济，一处专讲工程等，处处都有许多人围着，注精会神的听。斯拉夫人的埋头干真可敬而又可畏。”这是一个强调高度积累、鄙视奢侈消费的国度，是一个没有富人的“普罗世界”，“阔人看不见一个；时髦装饰的妇女也看不见一个。鞋子都是多日没有刷油的；裤子是多日没有烫过的；帽子都是无边的小帽；但是人民都是足衣足食的。这个普罗的世界是朴实的、平等的。其空气是十分奋发的。”正是这种抑制欲望、一味投身于产业建设的精神，才使得苏俄的“一五计划”获得成功，这对于急需“造产”的中国来说，无疑是最有吸引力的。蒋廷黻也为此而振奋，他赞扬道，“没有私产，没有消耗，而工作这样努力，建设这样勇往直前：这样的国家是有前途的。”
毫无疑问，这种抑制人性的基本欲望的做法在思想界许多人看来是不正常的。罗素说，“现在俄国的生活，和清教徒时期的英国相同，有许多地方，都违反人类的本能。鲍而希维派要是最后终于失败，一定和清教徒失败的原因相同的。这便是当人民觉得快乐和安闲比清教徒所能贡献的一切都要好，那时候便是失败的时候了。”但是正如有了清教徒的贡献，才有了资本主义的繁荣，那么俄国民众的“新清教主义”也自然为新苏俄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伦理上的基础。诸青来也正是从罗素的逻辑出发，在他看来，苏俄的违反人性的经济体制根本无法保障长久的运行，他很怀疑民众的建设热情是出于真正的公心，“彼邦当局挟雷霆万钧之力，压迫民众，何求不得。说者谓彼民众勤于工作，纯由自动，是否可信？若非自动，其工作效率果能提高否？”如何保证人民自觉地勤勉努力地工作，确实成为了人们对苏俄体制的一大质疑。蒋廷黻观察到，苏俄是排除宗教信仰的国家，莫斯科大大小小的教堂许多都改成了图书馆、博物院和俱乐部。但是正如丁文江所强调的，苏俄具有了它的新宗教，就是共产主义的信仰，它取代了旧式宗教的地位，成为了激发民众遏制欲望、积极向上的新动力，“打倒神秘最努力的莫过于苏俄，但是最富于宗教性的莫过于共产党”，当民众在宗教的信仰中获得满足的时候，那些“禁欲主义”的要求也变得可以接受了。
苏俄的意识形态在不断地让民众相信，这个政权所代表的是真正的劳动阶级的利益，因此劳动者对于国家的贡献，也便是对自己物质上贫苦的补偿。苏俄通过各种各样的生产竞赛，鼓励工人对国家作贡献，“不同组的工人，不同的工厂，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工业，竞赛那一方面的出品多，工作好，那一方面的费用省，浪费少”，这些社会主义的竞争运动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他们用这种方式鼓励人们作新时代的“英雄”，“现在共党在苏联努力造空气，使人知道作个Udarnik就是英雄。而这个民族是个崇拜英雄的民族。”蒋廷黻并不认为苏俄的人民过得不幸福，“此地工人每天只有七点钟的工作，每第六天又是休息日。剧院公园球场及其他娱乐场所尽管多，还是不够的”，“俄国人最普遍的娱乐是游街”，这使得他相信，“俄国人最快乐的生活是群体生活。”而且，工人的幸福还在于他们真正享有着一些权利，他们享有教育权，“大学的学生至少得百分之七十是从工人阶级招来。”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当然他们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属性，罗素就此意义上的“劳动者”批评道：“讲到‘劳动’这字，却不一定是指劳动了。他的意思是指‘阶级觉悟’的劳动者，就是共产党。他把不是劳动者而有正确思想的人（象李宁姬采林之类）归入劳动之内。确是工钱劳动者而没有正确思想的，却把他屏除，称之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然而在苏俄，“劳动”已经脱离了纯粹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意义上所具有的内涵，“劳动者”是一个阶级意识觉醒的群体。苏俄毫不讳言他们代表的是这个群体的利益，他们讽刺帝国主义国家掩盖其阶级属性的虚伪作风，“英美等国名为尊崇自由，实是戴假面具，到了微嗅得一点危险时即将假面具撕去了。……他们也是一种Dictatorship，只是不肯老实承认。苏俄却是言行一致，自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总之，当民众在阶级觉悟的基础上，认同于共同的“群体生活”的时候，这样的国家总给人以万众一心的感觉。
许多外国的观察家倾向于承认苏俄取得了一些成就，不过在他们看来民众普遍的生活水准并没有明显的改善，而且他们生活在失去自由的专政枷锁之下，总之他们失去的远远超过他们得到的。将苏俄的体制视为一种专政政体，是思想界达成的一种共识，只是对于新型专政的评价各不相同罢了。罗隆基把共产主义与专政相等同，并且认为专政根本是违反人性的，从而极力地批判苏俄的制度。而胡适则在民主与独裁论战的一个回顾性的文章中，坦诚苏俄代表了民主政治的新发展。张东荪认为苏俄的初步成功是完全侥幸的，有其特殊的社会条件和偶然的因素，“老实说，苏俄确是奇怪的国家。他居然敢拿国家作实验品。正好象医院里试验病人的奇症一样。……这样猛厉的医生经过了重重的试验，却居然得着了一些端倪。这真可算是他的幸遇。虽说是出于人为，却亦是由于侥幸。”苏俄的社会革命，确实是人类的一次大试验，在丁文江看来，既然是空前的社会革命，则一定会有牺牲，一定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我虽不赞成共产主义，我却极热忱地希望苏俄成功。没有问题，苏俄的共产是一个空前的大试验。如果失败，则十五年来放枪毖的，饿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岂不是悲剧中的悲剧？而且我是相信经济平等的。如果失败，平等的实现更没有希望了。
丁文江是一个信念坚定的科学家，他坚信用科学可以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同时他又兼备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英意识。这使得在他的意志中存在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精神气质，所以他很容易认同苏俄的独裁体制，虽然他很明确苏俄的制度有悖自由平等的理想：
照苏俄的现状，我们看不出一点平等自由的光明。不错，资产阶级是没有了……统治的阶级，很廉洁，很努力，许多非共产党都可以承认的。然而平等则完全不是……苏俄统治者的生活与平民是两样的……权力和金钱一样，是很可怕的毒药。从杀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条很远的路。
这是丁文江到苏俄旅行之前一个月所写成的。在受到苏俄地质同行的邀请以后，丁通过参加1933年7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地质代表大会，然后转道苏俄的，这使得他有机会亲身接触30年代的美国和苏俄。正如他在游记中所述，美国并没有因为经济危机而呈现出衰败的景象，而苏俄也没有想象的美好。这与他在返程火车中的思考是一致的：
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地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
毫无疑问，自由民主的生活仍然是他的首选，然而苏俄的新式专制却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也许在丁文江的脑海里，还存有罗素对中国通往自由道路的论断（在罗素看来中国必须先经过一个独裁的阶段才能步入自由民主政治），也许梁启超“开明专制”的理论还回响在他的耳边。在尚未能现代化的国家，寄望于一个强力政权主宰人民的生活，是苏俄成功的经验。在自由实现以前，把自由托付给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强权政府，就是人民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在旅俄归来以后，也许丁文江已经认为苏俄正走出了一条由专制通向自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