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在从苏俄归来后，确实已经导向了鼓吹“独裁”政治。“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信仰，使得他一旦确立了最终的目标就会一往无前，并且表现出那种“专断”的意志。丁文江相信必须在中国建立一种科学主导的理性化的社会秩序，他的一生都在为此奔波，他为中国科学的体制化作出了一系列伟大的贡献，他死时仍然战斗在地质科学的战线上。他所诉诸建立的现代国家，是一个科学家具有重要地位的“专家政治”的国度，因此他赞同苏俄的专制明显受到苏俄重视科学的影响，他指出：
（地质探矿联合局）单就地质家和工作队的数目讲起来，苏俄比我们多一百倍……（经费的数目）这个数目恰巧比我们实业部发给地质调查所的经费大一百倍！以前世界最大的地质调查所是美国。经费最多的时候，到过两百万元美金，但是这是连土地测量的经费在内。所以就是拿英国标准，苏俄的地质探矿联合局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地质机关。
苏俄将大量资金都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以科学技术的更新为推动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动力。而科学家在苏俄社会中的地位也很高，他们享受着很好的待遇。“知识”的力量在新苏俄得到了最好的表现，这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建设人才的需求是紧迫的，这在苏俄的教育政策中，表现为对于专门技术知识的重视。苏俄的高等教育特色，其一是速成，即缩短学制；其二是专门，即普遍设立各种专门学校；其三，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无不体现了为建设培养急需人才的导向。即使在一般民众中间，国家也很重视培养他们使用机器的基本技能，蒋廷黻记下了一个有意思的场景：
有一次，我去参观一个训练机构，训练人民将来到工厂中去作工。负责人告诉我说苏联大多数的村民从未使用过机械，因此，在他们到工厂前需要给予初步训练。此一想法予我极大兴趣，因为中国农民同样的也不善用机械。训练机构很大，工作也很繁杂。首先是训练农民使用铁锤。他们告诉我说普通苏联农民在用右手持铁锤锤击钉子时，都不敢用左手拿钉子，怕锤到手。他们已经设计出一套办法来克服这种心理恐惧。其中包括在钉子上加个把手。第一支钉子上加上十寸长的把手，第二支钉子上加上九寸把手，第三支钉子上加上八寸把手。一旦农民被训练得能够正确的锤在钉子头上，就可以去掉钉子上的把手。我看见钉子上配着尺寸不同的把手。由于这种方法很妙，使我禁不住大笑。
由于建设的需要，大量的农民被迫进入工厂，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以国家强制的方式解决了。这样国家就象一部有机的机器，整个社会都在这部机器的支配下运转，苏俄以举国之力来投身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无疑在丁文江、蒋廷黻等寻求中国富强的知识分子眼里，是可以为中国所借鉴的一条新的道路。尤其是苏俄以国家计划来发展“国防”事业的有效成果，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斯塔林硬要苏联的人民忍着饥寒把全国的力量集中于重工业。此中主要的缘故是国防。”到了“一五”计划完成的时候，苏俄的“国防”已经初具规模了，人民所受的的苦也终于得到了补偿。丁文江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国难”的文章中，都强调了要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付出丢失领土的代价也要加强中国的国防事业，以忍辱负重的心态积蓄抗战的力量。而苏俄正提供了一个榜样。蒋廷黻在归国后，也一再从国防建设和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经济的角度出发，对苏俄的计划经济大加倡导，当然在他关于中国如何改革土地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也一再强调了“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明显是从苏俄农村革命得到的启示。他对于斯大林所建立的“民族主义”的团结机制赞许有佳：
民族主义，从心理上看起来，是个自御的机构。一个民族不被压迫，他就无须自御，他的民族主义就不走极端了。世界尚若有个大同的日子，大同的政治方式我想离斯塔林的政策不远。
蒋廷黻也许高估了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他当然无缘了解斯大林主义民族压迫的一面。但是，在此他或许想到的是中国面对日本侵略下的四分五裂，中国内部的团结机制未能有效的形成，又如何进行“自御”的反抗侵略的战争？
在“国难”的紧迫形势下，中国需要的是塑造民族主义的国家意识，同时使得中国走向现代化。在30年代知识分子眼里，苏俄无疑完成了这两个任务，集中表现为大力发展出了一种民族自主的经济。实际上，思想界开始把斯大林所取得的成绩与他的前任和同时代党内的竞争者相区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宣扬的是“世界革命”的话，那么斯大林则退缩到了“民族主义”的轨道中来；如果说一切“公有化”的社会政策为列宁及其“左倾”的追随者所主张，那么斯大林则退缩到一定程度上承认私有财产和市场作用的“新经济政策”中来；斯大林还想法缓和了紧张的阶级矛盾。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被思想界的社会主义者视为是向他们的“主义”靠拢的结果。
张东荪把苏俄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分为了三个时期，“俄国革命以后，实行恐怖的共产主义，是为第一期；后来改为新经济政策，是为第二期；现在实行五年计划，注重与生产，所谓新新经济政策，是为第三期。”在他看来，这个经济政策不断修正的过程，使得苏俄由绝对的共产主义向承认“人性”的社会政策过渡，所以才有五年计划的胜利。他在斯大林主义中发现了对自由、平等的尊重，“所以我可以归结一句话，就是苏俄农业集体化的所以成功在人性的发现”。这是向西欧文化的回归，“但承认个性差别与个别待遇以及个人自由，这是澈底的西欧思想。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似乎可以说，苏俄的经济所以能够左倾正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右倾了。”因此，苏俄的政策“但立在西欧文化上看，他那样民族精神、国家机能、社会福利的施设，个性差异的承认，都可以说是因为合乎西欧文化所以才是可算优点。”这样苏俄在1930年代所焕发的魅力，正是出于他由“左倾”向“右”转的结果。它由极端的共产主义向调和的社会主义靠近，这是积极鼓吹“调和论”的国家社会党理论家所愿意看到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照搬苏俄的经验，苏俄的革命是俄国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在特殊条件下偶然成功的。不过，苏俄在30年代对思想界的触动是巨大的，倒不是因为它宣称的“世界革命”，毋宁说是由于它塑造了强大的国家，这对于“国难”危机困扰之下的思想界最具有说服力。即使无法完全照搬苏俄的经验，但是它所指示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某些具体手段，却是可以利用的。
四、两个因素：青年问题与共产党
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影响着思想界对于共产主义的态度，即是青年问题和中国共产党1930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思想界的主要人物都把青年看作中国复兴的希望，然而青年在1930年代却日益趋向“左倾”，他们表现出对国民政府的疏离；中国共产党虽然遭到严重的打击，在“清党”以后它的处境日益艰难，但是被称为“匪”的共产党却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着共产主义的大旗。他们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的政府，开展了土地革命，虽然1934年蒋介石取得了第五次“围剿”的胜利，红军被迫开始长征，但是在艰苦的转战后他们又在延安找到了立足之地。共产党在艰难的斗争中，非常重视对青年学生的动员，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掀起了要求抗战、反对当局投降政策的学生运动的高潮。思想界的精神导师们不得不面对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严峻挑战。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对于青年学生的动员是两党打败军阀的重要武器，不过参与基层青年动员的却多是来自共产党的精英分子。国民党“清党”以后，基层动员的精英被排除了，国民党也逐渐失去了在学生中的广泛影响。蒋介石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也试图获得青年的广泛支持。“蓝衣社”鼓动在青年中的法西斯运动，要求青年服从领袖，甚至养成一种狂热的牺牲精神。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新生活运动”中也起了重要作用。1938年，国民党还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求控制青年的思想。但是，这些右倾的意识形态在青年中的影响毕竟有限，更多的青年已经对国民党失望，他们愤慨地指责国民党的腐败以及在对日问题上的一再让步。在世界范围内，“左倾”也总是青年运动的方向。
国民党在由“革命”蜕变到“保守”之后，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在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是在野党，它需要调动青年学生中蕴藏的革命力量。然而在夺取政权之后，它却需要防止过激的反对行为破坏国家的正常秩序。青年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矛盾，因为日本的入侵而进一步激化了。青年是激情的力量，在“国难”危机之下，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要求挽救国家的危亡。在遭到政府的压制以后，他们又完全丧失了对政府的信心，而表现出对政治的冷漠。于是1930年代的青年学生往往在两个极点之间往复——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以学生运动的方式表达“民族主义”的情绪；而在民族矛盾有所缓和的时候，他们则体现出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疏离。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爆发后，学生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国民政府的教育体制，并且集中在对于校长选任的不满和教育经费的索取上。只是1932年6月就有多起学潮：6月8日，浙江大学教授因欠薪罢教；6月9日，北平大学各学院反对校长沈尹默罢课，6月10日，师范大学因校长问题与警察冲突；6月22日，国立青岛大学学生要求修改学则罢课，并于6月29日驱逐校长杨振声；而在6月29日，中央大学的学潮也达到了高潮，代理校长段锡朋被欧，行政院下令解散中大，彻底整顿。民族危机成为学生运动爆发的导火索。此后的几年中，学生则趋于平稳。1935年的《大公报》社论指出，“吾人尝察近年学生界风气之弊，尚不在多趋于反动，而在实际对政治淡漠。此亦有故，国家外交内政之实况，既易陷入于悲观，而青年发言不慎，或交友不谨，动受不测之祸，则与其热衷国事，何若旁观不问之为安哉？”思想界发现青年学生中现在存在着严重的危机。
一些人惊呼青年人道德观念的淡薄，他们发现青年中普遍没有了信仰和起码的社会关怀。陈衡哲则十分重视青年的心理和身体的健康，在她看来，青年危机的根本在心理上的不健康。她指出，现实总在误导青年的“性冲动”，“我们虽然不愿把勿洛得（即弗洛伊德）的‘唯性观’作为金科玉律，但事实却不容我们不承认，一个合理化的优美的社交生活，乃是一切心理健康的基础。”不合理的社交活动，使得青年受两个极端的影响，“一是受了性的压迫的陈腐气，一是变态的性人生观的腥砄气”，对于青年的心理问题必须“疏？”而不是“堵截”。另外教育制度的缺陷也造成了青年思想上的问题，即以课程设置而论，“（一）授课时间太长。（二）一部分功课的性质太抽象化。（三）课程太硬化，没有趋舍的余地。（四）各种会考的恶影响。”这些枯燥的课程设置使得青年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国民党提倡的“党化教育”亦遭遇失败，青年们对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普遍排斥。青年还必须面对日益严重的就业危机，教育学专家程其保指出，“大学生之出路，失业者居大半，有业者亦多用非所学，其真能适用所长，以为社会之人材者，百人中一二而已。以中国之需要论，法科人材，是否需要如是之多，大属疑问；而工科理科医科，全国受训练之青年，尚不及七千人，当此工商卫生事业正在发展之时，此区区之数是否足敷分配，亦属疑问。”在种种压力下，青年们深感苦闷和彷徨而没有出路。一位青年这样描述了他的困境，他固然希望通过自己的理智来决定自己的信仰，“我同意你的结论，并不是能和你所说的去求真理找信仰干行动，只是不得不自甘于无行动无信仰而来找一个于己固无益于人尚无损的路走走而已。”青年本来就是激情的力量，他们因为信仰没有出路而要求行动，又因为行动没有结果而急切需要信仰的支持，然而现在却不得不陷入信仰行动两无归宿的窘境。
然而，在青年的苦无出路之时，共产主义的学说和理论却提供给了他们一丝希望。青年中总是孕育着激情和力量，“革命”总是可以调动起那种可以推进社会激进化的力量。“性”的冲动最容易与革命、造反相联系，刺激起反政府的倾向。时人已经感到青年中普遍的“左倾”情绪了，“一部分的青年对于国事都怀着极度的悲愤，对于民族的前途抱着绝大的忧虑。我敢说，因了外侮的煎迫和国内政治的腐败，青年思想变成左倾的，现在已经占了多数。”当时在社会上，这种要求打破现状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倾向是很有影响力的。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文艺界已经倾向了共产主义的主张，他们相信“全面发动的革命似乎是唯一的出路”，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为“普罗”阶级、为大众服务。沈从文发现这些“左翼”的文学作品已经在学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也不断地给予青年学生以行动改造社会的动力和方向。国民党禁止言论自由和思想统制的政策，也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大量禁止马克思主义书籍的流传，恰恰引起了青年更大的反感，同时却更坚定了他们信仰共产主义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