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代知识分子主要影响力在都市不同，梁漱溟的著作和他平易感人的演讲，却打动了无数乡村的民众。都市知识分子最切近地感受着西方文明的冲击，他们成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代言人，而在面临着西方文明强烈冲击的境况下，梁漱溟却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困扰和抗争。现代化本身就同时孕育了“反现代化”的力量。当梁试图从乡村改造中国的时候，他努力在超越“现代化＝西化”的论断，他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置于一种道德力量的支配之下，而这种力量只有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才能找到。梁的相对主义倾向，让他坚信中国的根本是一种“乡村文化”，这必然使得中国的道路由乡村的发展为主导，以农村发展才能繁荣城市。在当时的思想界这自然遭到来自都市知识分子的猛烈批判。张君劢对于中国文化也颇持有几分同情，但是他对于“村治论”的批评却是严厉的。张君劢大概并不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需要依靠农村的力量，他主张在农村普及现代化的机器生产，根本需要利用现代技术和管理模式来改造农村，他相信采取苏俄集合农场是可行的，并且由国家掌控、管理和支配土地的所有权。在农业改革上，《再生》的主张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的模式，而要求一种高度集中和现代化的集产政策了。对梁漱溟批评最力的当属陈序经，他首先批判梁的化约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倾向，他根本反对把中国文明等同于“乡村文化”，而把西洋文明等同于“都市文化”，并把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在陈看来，如果想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舍“西化”外别无他途，试图走中国乡村改造的道路是行不通的。都市力量的崛起代表了现代化的方向，只有发展都市来解救农村的种种困境，而不是像梁那样寄望于农村来改造都市。陈的批评至少在乡村建设是否能实现“现代化”的导向上，对梁是一个重要的打击。梁不得不承认，他的一系列兴办合作社、使用新技术的举措收效甚微。陈序经指责梁的想法不过是另一种“中体西用”罢了。吴景超也认为把中国一切问题归结为农村问题是不合适的，当都市得到充分发展以后，农村自然会被带动起来，他认为应该以都市为中心来发展农村。虽然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广大地区都是农村，但是正因为如此，才必须大力拓展都市的影响力，并最终使得中国实现由“农业立国”向“工业立国”的转变。
陈序经等人的“西化派”非常重视现代化过程中的城乡关系的失调。不过，他们认为都市对于乡村的优势是必然的，在“都市化”的过程中，农村面临的困难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当乡村感受到来自都市的威胁时，正说明都市蕴藏着巨大的力量。梁漱溟则非常担心都市对农村的破坏力，这不仅表现为都市在经济上的支配力，进而实际上体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操纵，而且都市还在破坏着农村中所保存的道德精神。梁常常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经济的贫困，他警惕都市吞噬乡村的现实，即使在建国后他与毛泽东的争执也是自觉地站在乡村的立场，而反对“工业化”对农村的剥夺。
人们一般都会强调胡适与梁漱溟的区别，但是在农村问题上他们却有一些相近的想法。胡适在谈到救济农村问题的时候，非常反对政府的力量渗透到乡村中去，不过他的理由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政府。胡适提倡实行一种“无为”的政治，在政府既没钱又没人才的境况下，无法实现积极有为的农村救济，只可以采取“消极无为”的救济，也就是裁官、停止建设、裁兵、减除捐税等。他甚至主张将政府的权力只缩小到警察权，“我们只是贫儿，岂可以妄想模仿富豪的大排场？我们只是婴孩，岂可以妄想做精壮力士的事业？”在胡适的政治哲学里，人们所处的进化的某个阶段，决定了人们只能实行和这个阶段相应的制度，试图僭越进化的环节是徒劳无益的。在中国尚未有强大的政权之际，就采取一种积极建设的政策，无异于“拔苗助长”。在胡适看来，现代政治需要的是知识和人才，在缺乏这些要素的时候，就不能盲目勉强地利用政权来搞建设。蒋廷黻在《大公报》上撰文，担心“建设的前途堵塞”了，实际上针对的是胡适的“无为政治”。胡适当然不是反对“建设”而是要求“合理”的建设。他的目的在批评国民党政权在农村的盲目建设，在他看来“建设”的结果是各种摊派盛行，这不断增加着农民的负担。以“建设”为名实际上却造成了“扰民”的后果，这使得人们得出一个怪论，即“建设越多，土匪越多”，越是“建设”，农村的处境越艰难。梁漱溟早从20年代开始，就反对那种以政权力量来进行的乡村建设，他担心乡村在不断地被官僚的力量所控制，他批评山西的“村治”运动受到太多的行政的干预，而必然会走向失败。胡适和梁漱溟似乎都认为，在乡村存在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政权的力量必须避免干预这种秩序。当然，他们的理由大相径庭，胡适出于经验主义的和进化论的社会秩序观念，而梁漱溟则出于他对于中国文明建设基于乡村之上的强烈信念；胡适判断中国的政权尚处于“前现代”的状态，必须向现代化的方向努力，梁漱溟则根本排斥西方化的趋势，希望在中国乡村中寻求未来秩序的重建。
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家的“政权建设”。国民党政府在十年建设时期，确实曾经致力于将国家政权的力量深入到农村去。蒋介石出于“剿匪”的需要，修筑了大量的公路，交通的便利有利于国家政权更好地控制乡村。同时，国民党在农村推行保甲制度，地方上的保长承担着教化、治安以及税收的职能，他们成为乡村和国家政权的中介。“县财政”的增加也说明农村对于基层政权的依附加强了。1930年代，国民党政权也开始推行“乡村建设运动”，他们在一些省份设立了模范县。在CC系的主持下1933年浙江的兰溪和江苏的江宁设立了两个模范县，试图改变乡村的面貌，《时代公论》的梅思平（当时他是中央政治学院的教授）成为了江宁试验县的县长。国民党还压制那些民间的乡村运动，他们认为必须把乡村建设控制在国家政权的范围之内开展。对于乡村建设的积极组织者来说，来自都市的、帝国主义势力的、以及国家政权的种种压力，都迫使他们无法真正从农村利益出发来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
总的来看，1930年代思想界仍然保持着对社会改造的极大关注。从20年代以来，他们就一直希望了解中国问题的社会根源，当然在他们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时，共产主义运动（国内的、国际的）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刺激。他们必须试图回应苏俄所解决的问题和指示的道路，他们又必须面对共产党在农村日益广泛的影响。在西方国家纷纷转向重视社会政策之时，他们无不在思考着如何保障“社会公道”的真正实现。因此，“社会主义”的倾向在1930年代的思想界是普遍的。
注释：
①参见（美）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②关于西方文明在中国思想界的分裂开始于五四前后，以及这一分裂的过程对于思想界的意义，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③伯纳尔将1907年视为“无政府主义”获得胜利的标志性的时间。参见（美）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参见葛懋春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曹世铉著：《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思想》，社会科学文献，2003年。以及杨幼炯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362—363页。
⑤参见陈汉楚编著：《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135—144页。以及杨幼炯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365—370页。
⑥张东荪：《一个申说》，“社会主义研究专栏”，《改造》第三卷第六号，1921年2月15日。
⑦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在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8卷4期，1915年10月10日。
⑧《先驱》第1期。
⑨转引自陈汉楚编著：《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143—144页。
⑩陈汉楚书中尤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通过这两次论战，扩大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群体以及二张为首的民主社会主义群体的理论，被塑造成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全面胜利的反面陪衬。参见氏编著：《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125—144页。
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收于《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胡适：《致陈独秀》，《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119—120页。
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再生》群体中一些人坚持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制度在基本精神上是相通的，都反映了人性的一些基本要求。朱亦松强调儒家思想本来就是一种“民治主义”，而诸青来认为自由平等的思想与忠恕之道是相合的。参见朱亦松：《新时代的民治主义》，《再生》1卷9期，1933年1月20日，以及诸青来：《社会改造问题——答俞寰澄先生》，《再生》1卷2期，1932年6月20日。
在胡适一生的文章中，他使用“个体主义”、“个人主义”的表述远远多于“自由主义”，这是他特殊的阐明自由主义理念的方式。当然，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可以说是个体主义的。不过胡适理解的个人主义，则具体化为易卜生等偶像的榜样。
罗素把战争归结到人性中欲望的毫无节制的发展。在他看来，人类采取行动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无意识的冲动，“冲动比有意识的目标在形成人的生活方面有更大的影响”，但是欲望和冲动具有双重的效应，“冲动一方面是战争的原因一方面也是科学艺术恋爱的原因。”因此冲动可以分为两类，占有性的和创造性，他希望能够提供一种比较好的社会秩序的模式，以体现更多人类的创造性和避免占有性的无节制的发展。参见罗素：《社会改造原理》原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另见《罗素的社会哲学》，《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参见罗素：《社会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82页。
张君劢：《国宪议》第十篇之“社会主义之规定”，上海时事所报馆，1922年。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三集》，亚东图书馆，1931年。
他在1926年9月23日的日记中，提到他准备写一本关于“西洋文明”的书，在列出的提纲中他把科学、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归结为西洋文明的基本要素。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9月23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20世纪的自由主义理论，已经表现出不同于19世纪的一些基本特色。当然这与西方世界在19世纪以来，所经历的种种社会巨变有着密切关系。新自由主义倾向于关注和处理社会平等的问题，这似乎也受到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日益扩张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便是自由主义对平等问题的处理办法。罗尔斯在他的经典名著《正义论》中，成功地从政治哲学的高度，为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做了说明，目的即在建立一种“公平的正义”（justiceasfairness）原则，参见罗尔斯著、何怀宏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关于自由主义对于平等问题的关注，参见钱永祥：《自由主义为什么关切平等：当代的一个看法》，收于张斌峰、张晓光编：《殷海光学术思想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138—150页。
参见朱亦松：《新时代的民治主义》，《再生》1卷9期，1933年1月20日。
同上。
张东荪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自然是认为它可以解决经济民主的问题。到了40年代，张氏坚信苏俄的共产主义体制根本解决了经济民主的问题，故而，也从信仰社会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
诸青来：《资本主义之过去与将来》，《再生》1卷5期，1932年9月20日。
记者（张君劢）：《我们与他们》，《再生》1卷10期，1933年2月20日。
东荪：《生产计划与生产动员》，《再生》1卷2期，1932年6月20日。
记者（张君劢、胡石青）：《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
张君劢：《胡石青先生之言行》，《再生》（重庆版）第87期（纪念胡石青先生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