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人们习惯的是在他们之间进行划分。以往学界根据知识分子的政治趋向，把他们大都归入了三个主要思想阵营：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以及自由主义的。诚然，这样的区分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近代以来主要的思想分野，然而把这样的区分带到具体的个人或是群体研究中，则不免有一些“宏大叙述”之嫌。以往一些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浮出水面，并且以此为依据来划分思想界的时候，这种“宏大叙述”便显出它“非历史”的一面了。同样，当另一些学者过度强调自由主义的理念，并希望在近代以来知识分子身上“证明”或者“证伪”自由主义的存在的时候，他们往往也会陷入这种误区。比如讨论《独立》群体在1930年代的政治态度，有的人坚持认为胡适一直主张“民主”的理念；而另一些人则试图说明自由知识分子往往会导向独裁。这正是先给《独立》群体统统贴上了“自由主义”的标签，然后再以他们内部的意见分歧为由，来说明中国有或是没有自由主义。
学界的另一种趋势则稍微细致化，即对不同知识分子群体，试图冠以不同派别的称号。比如有学者把胡适群体归入“新自由主义”，而将张君劢列为“社会民主主义”。①以往学界也往往以某种方式聚集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群体为出发点，来勾画知识分子之间的不同派别。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往往会形成基于某种基础的聚集，兴办刊物、组党、在同一学校或者同一政府部门任职，都可以形成某种知识分子的团结。即以本文所讨论几种刊物的主体为列，《独立评论》和《再生》就团结了一些共同信仰的知识分子，而《时代公论》更是主要以同校任职的大学教授们结合而成。于是，基于不同刊物，对于30年代知识分子进行划分是可行的。近来也有学者基本以聚集在不同刊物之下的知识分子群体为基础，来探讨30年代思想界对政治问题的态度。②这样的讨论为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同一派别或是同一刊物内部一致的地方，并不比他们内部成员之间的分歧更大。如果以同一种声音来看待聚集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则注定会得出一些过于武断的结论。同样，属于不同刊物的知识分子，也可能具有一些相同的观念，在某些问题上持有相近的看法。故而，本文采取“问题式”的方法来展开讨论，即试图审视1930年代思想界都在关心一些什么问题，并且在这些问题上都有哪些争论，而透过争论本身，又体现了哪些共同的时代意识和形成了哪些共同的讨论问题的方式。通过揭示知识分子所关心的各种问题，我们可能从另一视角来观察1930年代思想界的基本图境。
1930年代思想界关心的主要问题，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在“国难”危机下，思想界普遍的国家意识增强，这是关于国家思想的。第二，对于国民党“训政”体制的基本态度，这是有关政党制度的。第三，关于民主与独裁政制的论争，这是有关政府模式的。最后，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态度，这是有关社会改造问题的。这些主要问题，基本涵盖了有关中国政治向何处发展的方方面面，体现了思想界对于中国政治出路的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无疑地，不同刊物所聚集的不同知识分子，在许多问题上是展开了激烈论争的。比如，在对待国民党“党治”的问题上，思想界大多都批评国民党的“以党治国”，而要求结束“训政”、早日实现“宪政”。然而在“党治”的问题上，《时代公论》群体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公开支持“党治”，反对思想界民主化的主流要求。但是，即使在同一刊物内部，那些主要意见的分歧也是明显的。在民主与独裁的论争中，《独立》群体内部就各执己见、难以达成统一的意见。丁文江和蒋廷黻明显主张在中国实现“独裁”的政治，而胡适等人则力主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不过，比较几种期刊，还是可以看出他们所倡导的基本主张的内在一致性。《独立》群体无疑地，都相信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社会秩序，是中国政治的基础，他们也在致力于营造这样一种秩序。同时，他们或多或少都把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学者视为建立这种秩序的主要力量，从而主张一种专家政治。“理性制度”和“专家政治”可以说是《独立》群体的主张的两个基点。而《再生》群体则明显更倾向于发现那种“非理性的因素”，更重视精神力量对社会进步的决定意义。他们在“制度”的背后试图寻求人性中积极的一面，并且力图把社会的进步置于人类所共有一些“本性”。不论是“民主”还是“国家”，已经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社会制度，而是被赋予了许多特殊的主观因素。而《时代公论》的学者们，则根本试图绕开那些“普世主义”的东西，——不论它是“制度”的还是“价值”的。他们声称，一切制度都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一切社会制度都是“历史的”、特殊的，不论是“宪政”、“独裁”，首先要考察的是它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而不是通过主观的呼吁就可以实现的。
这些不同取向和认识，决定了他们在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可能采取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论争策略或者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比如同样是在如何加强“国家”凝聚力的问题上，《独立》和《再生》的主张就各有特色。胡适等人基本上认为国家的基础，应该建立在一些理性的制度之上，比如宪政、专家政治和现代化等等。而张君劢等人则更重视国家成立的一种道德的基础，他们希望在历史和传统中发现民族的精神，以建立国家的道德基础。如果说，胡适等人是重视现代制度的“合理性”因素的话，那么张君劢等人则更看重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的“合法化”基础。这些区分或许在胡适和张君劢的“人生观”论战中已经基本奠定了，胡适在1920年代的这场论争中认为一切人类的生活都可以按照科学理性的方式来安排，而张君劢则试图把科学的原则排除在人类道德领域之外。因此，当同样面对国家问题的时候，胡适明显看重它的制度的本质，而张君劢则更关心它作为人类主观精神的外在化的实体。同样，对于“社会主义”的主张，张君劢等人主要从社会改造的角度出发，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是最合乎人性的主义。而胡适对于社会主义的好感，则因为“罗斯福新政”的示范效应，满足了他所关心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价值之间的调和。可以说，在一点上，《再生》群体是比较理想化的，他们把社会改造的原理设计得太过完美；而胡适则是现实主义的，他根据现实的需要而不断调整自己的理想。当思想界都在关心国家效率问题的时候，张君劢等人明显更多着眼在如何使得民主制度有效率。在这一点上，张佛泉、陈之迈和萨孟武等人和张君劢一样，都试图增强国家行政权力，限制立法权力的制约作用，以解决效率问题。而胡适等人则主张“专家政治”，以知识统治国家。前者重视的是“制度”的安排，后者则关注于参与制度的“人”的因素。
当然，不同的刊物所关心的政治问题也有所不同。比如《时代》则基本上主要关心，“党治”和“独裁”政治如何在中国实现，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向往往是由党而国。《再生》则主要把精力集中在国家社会党纲领的宣传，即国家如何造成，民主政治如何改革，社会改造如何进行。《独立》关心的问题则比较广泛，“统一”问题、专家政治问题、宪政问题，民主与独裁问题、行政效率问题等等。
但是，在这些“异”的特征背后，我们更应该看到他们的相近之处。比如，《独立》和《再生》群体都受到“费边社会主义”的极大影响，拉斯基和柯尔等人的理论都曾对他们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当然，1930年代，《再生》群体更明显地把“费边社会主义”的纲领照搬了过来，作为国家社会党的主张。而胡适等人和张君劢等人都不约而同地仿照费边社的方式，来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他们关注的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方法都体现出这种影响来。同样，在对“自由”的理解上，胡适和张君劢等人都倾向于把“自由”作为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而对于自由主义本该关注的通过制度安排来约束权力的主题，却少有论及。在他们的“自由”观念中，那种充斥着道德理想和人格魅力的因素还过于浓重，以致张佛泉批评他们是“原始的自由主义”。
除了这些基本观点上的类同，更重要的是，1930年代的思想界都在以一种“事实论争”（disputeoffacts）的态度来讨论中国的政治问题。这首先体现在他们讨论政治问题的出发点，大都在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是什么。从1920年代开始，思想界已经在探讨中国的社会问题了，对于现状的认识无疑为他们在1930年代的讨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当寻求政治出路的时候，首先认识我们所处的现状是很必要的。正是在对于中国现实的判断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比如，对于中国政治究竟该依靠哪个集团的力量，这首先就牵涉到中国现实是哪个集团最有实力。当张东荪讽刺萨孟武等人试图依靠资产阶级建立国民党统治基础的时候，他的判断当然是中国还没有实业，何来强大的资产阶级。同样是这个判断，也成为张君劢反对共产主义革命的基本理由，中国尚无产、何谈共产。
其次，“事实之争”还表现在思想界常常避开“价值”的争端，而去讨论具体的问题。这里且举几例。比如在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中，一些论者已经开始反感这种无谓的政制形式的争论，他们认为有效率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从而把“效率原则”作为一切现代政治的标准。不论民主还是独裁政制，关键问题在行政有没有效率。陈之迈为此，还专门澄清了独裁政府并不见得有效率，其实他也指出民主政府的现实也往往是效率低下的，因此效率与某种政制模式并无必然联系。再比如张佛泉的看法，他指出一切政制的根本在“权力”，一个没有力量的政权一定不是一个健全的政权，他试图绕开民主与独裁的争议，把现代政权和“权力”的应用联系起来。张佛泉指出，如果透过表面的“独裁”主张，蒋廷黻、丁文江等人实际上是在要求国家政权的权力。即使在明确的主张独裁与民主的人之间，他们也在试图用“事实”（历史的、现实的）来作为自己的论证依据，胡适在总结这场论争的时候指出不同主张之间，都体现出一种“实际主义”，可以说是正是道出了其中的共同趋势。
思想界试图超越“价值”的论争，而从政治事实出发，来主张、阐发自己的观点或者驳斥、批评别人的论点，这体现了他们在政治知识上的自觉。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关于政制思潮的论争，大都是以西方的标准为依据的，这实际上是把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加以抽象化，而视为“普世”的真理。这样的进路，很少能够关切到改造中国的实际问题。而在1930年代，思想界在讨论中国政治出路的时候，都首先把各种西方政制的事实加以具体化（比如对英、美、德、意、俄各国的区分），然后再比照中国的现实，来得出结论、宣传主张。政治知识上的自觉与1930年代政治学科的发展是有极大关系的。
1930年代，全国主要大学都设立了政治学系，一些有着国外政治学留学经历的学者成为了各校政治学系的主要力量。1932年，在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的努力下，各主要政治学系的负责人在南京聚会，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京、沪、平津、武汉、广州等高校的政治学系的同人，都派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③这也表明现代政治学科的基本形成。在参与思想界讨论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都是政治学专业出身的学者，比如《时代》的主要成员全部是法学、政治学出身的，其他如《独立》的陈之迈、张希若、萧公权，《国闻》的张佛泉等。他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往往能够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而把讨论不断引入具体事实的探讨。在论证方式上，他们遵循政治学的原则，与其他论者就有着一定的区别。比如胡适比较多以简明的语言来说明深奥的道理，然而有时则流于武断和简单；而蒋廷黻、丁文江则带有更多感情色情和凭借经验得出许多的结论，比如在出访苏俄之后，他们明显受到极大的感性触动，而力主“独裁”政治了；张君劢和张东荪以及朱亦松等《再生》成员，主要是从哲学的路径而进入政治问题的讨论，带有太过明显的理想化的倾向。
最后，需要讨论思想界对于知识分子究竟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借助于兴办刊物和报纸，知识分子实际上在塑造他们自己的“公共性”（publicity）。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知识和努力，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在这一点上，思想界的作用有点类似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④在这里，一方面知识分子必须从自己的“社会良知”出发来自由发表对政治问题的意见(当然这是在理想状态下)，另一方面国家政权还通过“公共领域”的讨论，而奠定了它的合法化基础。因此，知识分子必须力图控制一些舆论的阵地，以扩大他们的影响面。这从《大公报》与知识分子的联合上，就可以看得清楚。无疑地，借助于制度传媒的力量，思想界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这种作用却又不能过分夸大。毕竟，自由的言论和思想的发表，还需要有政治制度上的保障，在国民党的“党治”体系下，类似西方的那种舆论监督作用是难以实现的。思想界的发言空间，基本上取决于国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当它需要知识分子的支持时，它就缓和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时思想界也就有相对较大的自由空间，而当他们反感知识分子的批评时，它就用思想统制和新闻检查来对付思想界与舆论界。总之，思想界在提供了知识分子可能的公共空间的同时，却缺乏根本的体制上的保障。
注释：
①许纪霖认为，胡适代表了新自由主义的方向，而张君劢则更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都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参见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许纪霖为该书所作的序，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
②以不同知识分子群体为基础，对20、30年代知识界的政制设计的研究，参见邓丽兰：《域外观念与本土政制变迁：20世纪20、30年代知识界的政制设计与参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杭立武：《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刍言》，《时代公论》第23号，1932年9月2日。
④参见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译林出版社，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