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层“玻璃”被他称作Verfremdungseffekt，通译作“陌生化效果”，即赋予熟悉的现实一种不熟悉的外表。例如“胆大妈妈”在“三十年战争”的恶劣环境中，出于保护孩子的母爱，企图经商发财致富，结果落得人财两空；这种由客观环境对人的主观欲望所造成的“两空”现象，经过“陌生化效果”的渲染，足以使观众受到极大的震撼。又如《四川好人》中那个好心的妓女为了抵抗欺骗和剥削，竟然化身为硬心肠的商人；又如“主人潘蒂拉”清醒时的残忍和酒醉时的善良，前后判若两人：这两个主人公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共有的对抗性生存状态，使观众深刻认识到，人在那个社会再怎样想成为“好人”也无法变好。至于《伽利略传》，作者对于主人公的评价由于形势的不同而几次有所变化，其变化的依据始终如一地是为了启发观众，鼓动观众，振奋观众，却是颇堪玩味的。他在1938年的初稿文本中，把伽利略构思成一个反抗宗教裁判的机智战士，表面上似乎以否认科学观点屈服于权势，实际上以一句顽强的“其奈地球自转何”，坚定不移地继续着他的科学工作，从而为法西斯统治下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楷模。作者压缩并淡化对主人公“变节”的描写，赋予他一个性格矛盾的形象，基本上对他予以肯定，这显然是同当时法西斯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坚持自己所谓的“内心流亡”相关的。到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其人间地狱的效果使科学家和有关国家的当局人物的矛盾分外尖锐起来，在1944～1946年完成的本剧第二稿文本中，伽利略向宗教裁判所否认自己的科学观点，使他从一个扞卫真理的机智战士“堕落”成为向统治者出卖知识的犯罪的科学家。原来此刻在布莱希特心中，科学家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的责任心已成为本剧的核心问题。在以上各剧的全部构思和布局中，作者力图避免结构的纠缠与集中，务使观众疏隔于情节，便于他们保持宁静的客观的心态，对剧情进行思考和探究，从而得出批判性的判断，作出通向社会实践的结论。至此可以说，布莱希特的戏剧革新工程达到了它的最终目的。由此产生了他的同抒情性、戏剧性相对立，与传统戏剧风格相决裂的“叙述体戏剧”（晚年他又将它改称为“辩证戏剧”），产生了他的实际上是对传统美学的辩证发展的“非亚氏美学”，本书对此已有翔实、详尽而又中肯的论述。
读者也许会问，“陌生化效果”在实际运用中，究竟效果如何？是否真正达到作者所期许的目的呢？这是应由表演艺术家、戏剧理论家和戏剧史家共同研讨的话题，本书作者没有也不必作出解答。事实上，在西方戏剧发展的流程中，从古典的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拉辛、莫里哀，经过撞开舞台门窗的易卜生、斯特林堡、契诃夫、萧伯纳，直到与布莱希特同时代的沁孤、皮兰德娄、奥尼尔、萨特、贝克特、埃奈斯库等等戏剧大师，不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各自都曾对于戏剧艺术进行过独到的改革和创新。布莱希特在这个交相辉映的创新者行列中，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者自任的戏剧家，自有其与时代使命密切相连的不可否认的贡献，但从艺术成就上来看，他也像其他任何创新者一样，尽管可能风靡一时，毕竟不能垂范于一切时代；因为任何创新现象不论如何稳定，都不宜加以绝对化，不能脱离它的历史条件予以抽象的超时空的肯定。何况布莱希特不仅是一位戏剧家和戏剧理论家，同时还是一位把自己的作品称为Gebrauchslyrik（实用诗）并富于独创性和显效性的诗人，对他的评价是不能脱离他的具体作品而概乎言之的。布莱希特的“创新”自有其时代根据与时代原因，也自有其必不可免的时代局限性，这是作者已在本书中一再指出过的。不过，我们今天评价布莱希特，所应考虑或防止的倒不是什么“超时空的肯定”，而是另一些可疑的议论。例如，德国统一后，国际文坛有人从意识形态习惯出发，认为布莱希特“过时了”；又例如，一些自称“后现代”评论家认为布莱希特在艺术上并不怎么“先锋”云云。这两类评论除了暴露批评者本身的政治偏见和艺术偏见，对本书主人公的实际成就不可能有任何影响。与布莱希特同时代并在文艺思想上和他有过多次交锋的卢卡契，在他去世后不久（1957年）着文这样说：“他（指布莱希特——笔者）的一切问题带着它们的特点投入了我们的时代；这就是他固有的独创性之所在。他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连同使之显得合理的答案，都来自人类从屈辱中解脱出来的持久需要，那就是人类不得不在社会生活中按照人的尺度建立一个家园。这就使他同最伟大的文学传统密切地联系起来。至于他有时过分强调眼前的迫切需要，不得不抛弃他与过去的联系，也就无关紧要了。”不妨顺便提一下：本书作者推荐布莱希特的创新作用很有分寸，既没有忽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深化现实主义表演艺术的劳绩，也没有忘记指出这位创新者所不可避免的“偏激”和“简单化”，以及他晚年对于“寓教于乐”传统的反思。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布莱希特的戏剧革新成就，反而可能帮助我们更真实地接近它，认识它和吸收它。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我以为，特别是在还不十分熟悉这位创新者的中国读书界，将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陌生化效果”的应用范围并不限于戏剧创作方面，本书还以独立的章节介绍布莱希特曾将它同样应用于小说和诗歌创作。这两个文学部门虽然缺乏戏剧所具有的直观性，却由于阅读过程所拥有的思考空间，而具有广阔试验的可能性，并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如何在小说、诗歌创作中（例如在卡夫卡式的小说、超现实主义诗歌以及中国的光辉典型阿Q身上）适当运用“陌生化效果”，将比在戏剧创作中更能促进读者思考，以致产生同等或更大的醒悟或幻灭作用，看来值得整个文艺界认真加以探讨。此外，“陌生化效果”作为一种文艺创作的创新手段，已经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拥有不少着名的同路人和后来者，如F.Dürrenimatt，T.Dorst，M.Frisch，P.Hacks等等。这个创新手段究竟只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手法，甚或一种可以随便使用的“工具”，还是应当看成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布莱希特专家们似乎有进一步加以研究之必要。如果不把“陌生化效果”单纯看作一种手法或“工具”，而是将它同现实主义联系起来，那么从作者的一些杰作所反映的“熟悉的”和“不熟悉的”生活现实来看，我们不难认识到，这种方法不仅表现了劳动人民承受劳动重负的坚强和善良，更揭示了这种品质所包含的各种精神奴役所造成的安命精神的内容；而且还指出前者可能转化为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而后者却又把这种要求禁锢、麻痹、窒息在“自在”的状态中。读者一旦通过作品的艺术力量，认识到这个矛盾的社会内容，就一定会觉悟过来，感奋起来，从而达到作者所期许的目的：这也许就是“陌生化效果”所包含的现实主义力量吧。
本书除了从文学艺术方面对布莱希特作了周密而深刻的评述，还特地专门介绍了一般读者更感兴趣的、关于主人公作为一位国际著名作家、戏剧家和文艺理论家的政治态度。本书作者以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资料表明，这位亲身经历过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文艺战士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以实际行动与他晚年回归的民主德国保持一致，尽管后者领导人犯过一些错误，尤其是文艺政策方面的错误。他曾经站在支持民主德国政府的立场上，痛切批判过后者的错误，包括经济建设、文艺政策等方面的主观主义、行政命令作风、短期行为等。在1953年“6·17”罢工事件中，他明确认为工人要求改善生活是合理的，但是不应当反对自己的政府，同时他更主张政府直接与工人对话以求沟通，而不能把上街游行的工人群众一律视为“坏分子”或“敌人”。不难看出，布莱希特对于民主德国和苏联的政治态度始终是矛盾的：尽管为它们的种种错误感到痛心，却没有忘记它们同纳粹法西斯作过殊死战斗的历史功勋。他有过一句令人思索的名言：“充满错误的社会主义总比没有社会主义要好！”通过本书这样全面而切实的评述，我想，我国读者将会感同身受地对布莱希特更加有所理解，甚至感到亲切，虽然我们也会同本书作者一样认为，“充满错误的社会主义”毕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它将破坏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信念，甚至会造成一部分群众“拒绝社会主义”的恶果。
这篇小序不便再延宕读者阅读本书的兴致了。在停笔之前，只想重复说一遍：我为本书写这篇序，纯粹出于一个读者的身份，既不能为它的畅销在市场上争取先机，也不能为其复杂而陌生的学术内容的深入浅出替作者分劳。写序的任务之所以为我所接受，其实完全有赖于作者和我一致看重的友情。这种友情是相当metaphysisch的，无非是他和我对于德语文化的共同爱好，我对他向我们介绍德语文学的热情和成就所产生的钦敬，以及我们对于多灾多难的中国学术在作者这样坚实的开拓者的努力下有朝一日总会与世界学术接轨的厚望。正是这样，即使今天轮到序跋之类（包括为人写序）遭受酷评家们的惠顾，我也在所不计，反而以为这部自会有读者认识其价值的鸿篇巨制敲敲边鼓为荣。
2001年五一劳动节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