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清史学界颇为关注康乾盛世问题研究。有人说它是“康乾盛世”，也有人说它是“康乾剩世”。围绕着这个话题，学术界对能否称康乾盛世，如何看待康乾之世的历史地位、潜在危机以及乾嘉之际的盛衰之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焦点之一：康乾盛世是否存在？
对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坚决否认清朝曾经出现过康乾盛世，认为“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出现的所谓“盛世”，其实是时人和后人“吹捧”出来的。既然“盛世”不存在，康乾盛世研究也就成为一个伪命题。另一种观点则充分肯定盛世的存在，认为将康乾时期清朝出现的繁荣景象称为“盛世”，是历史当事者对当时国内形势的普遍认可，即所谓“正值太平盛世”，“轹古凌今，遘史册罕逢之盛世”。
前一种观点，将这一被时人广泛认同的提法视为“吹捧”，显然有失偏颇。国家统一的完成，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清朝对中国历史做出的最大贡献。
不仅如此，它还以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显示了自己的辉煌。
经济指数，无疑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首要标准。康雍乾三朝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究竟发展到何种水平，可以从耕地、粮食产量、人口与人均产值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据《清实录》载，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全国耕地已达8.9亿余亩，已远远超过明末崇祯时全国耕地总数6.7亿亩。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增至9.5亿亩，至乾隆末年，已超过10亿亩。人口发展也快，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已突破1亿大关，雍正十二年则为1.4亿，至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又突破了3亿大关，人均占地3.5亩；粮食产量约计2040亿斤，人均口粮约680斤，如扣除饲料、酿酒、制酱等用途，人均口粮仍达600斤。18世纪末，中国的粮食产量能养活3亿人，这一成就，是历代无法与之相比的。
财政保持增长的势头，其财力雄厚更显示其经济繁荣的程度。顺治时，入不敷出，根本无积蓄。康熙时，前中期呈增长态势，至晚年，由于钱粮亏空，库存银仅有800万两。雍正时大力整顿，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已增至5000万两。而乾隆时，常年保持在8000万两上下。国家财政充足，施惠于民，实行大规模蠲免钱粮。
据《清圣祖实录》统计，从康熙元年到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累计免去全国各地钱粮达1亿两白银。又自康熙五十年为始，三年内轮免一周，“总蠲免天下地亩人丁新征、旧欠，共银三千二百零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两有奇。”同时，宣布自是年后所生人丁“永不加赋”。乾隆时，先后四次蠲免全国钱粮，总额达1.2亿两，堪称中国历代蠲免之最，突出地显示了盛世的经济繁荣，已是不争的事实。
康雍乾三朝开疆拓土，中国疆域再次扩大，远迈汉唐，亦超越元代。清代中国的疆域，其东北地区，北起自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其西北地区，西至巴尔喀什湖以西；其北部地区，北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恰克图；其南部，至南沙群岛；其东部，达沿海地区。清朝盛世时疆域辽阔，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盛世的文化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各个领域，人才辈出，异彩纷呈。诸如《红楼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都成为盛世时代的文化标志。著名的考据学派即乾嘉学派独树一帜，是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诗歌艺术，格调、性灵等门派纷立，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学术百家争鸣，艺术争奇斗妍，构成了一幅盛世文化繁荣昌盛的景观。
还有学者强调，康乾盛世的出现，“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势。它是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在18世纪创造的一个伟大奇迹”。当然，肯定康乾盛世存在的学者们对盛世的起始时间和分期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一般认为，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盛世持续时间长达115年。康乾盛世的顶峰是乾隆时期清朝统一新疆（公元1759年）之后的20余年。
焦点之二：如何认识康乾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
一些学者认为，康乾之际中国社会几乎陷于停滞状态。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是他们的发明。18世纪的亚当·斯密就认为中国社会似乎“停滞于静止状态”了。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1787年出版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也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状态持同样的看法，认为这个帝国的“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很少再用“停滞”、“超稳定”等术语谈论清代中国，但仍有一些学者认为康乾时期的中国如龙钟老人，“步履蹒跚，缓慢迟滞”。近年来，逐渐走向深入的中国早期近代化研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早期近代化研究者认为：康乾盛世实际上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顶峰；另一方面，它将明朝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认为，这种转变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得到充分说明：（1）商品经济和市场体系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经济和社会的面貌，市民阶层逐渐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因素；（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明显的进步和扩张，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企业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量；（3）普通百姓的人身自由获得明显扩大，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削弱、法制的加强与国家统一的逐渐完成是康乾时期同时存在的政治趋势；（4）在观念文化领域，一个新的传统正在形成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就是人文主义传统。不但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知识界，而且影响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变迁。
中国早期近代化的研究者认为：学术界不能、也不应该忽视康乾盛世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意义。他们以下面两个事实说明这一问题：（1）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和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早期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基本上是重合的。晚清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大多在清前期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而不少在清前期已经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晚清继续得到发展，成为中国社会迈向近代的重要组成部分。（2）晚清近代化的倡导者所提出的许多社会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清前期，特别是康乾时期启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近代民主、自由思想和清前期以反对礼教束缚，反对君主专制为基本特征的反正统思潮，具有某种先后相承的关系。总之，有充分的理由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出现的持续数百年的、在康乾时期达到高峰的早期近代化，为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化的正式启动与发展做了必不可少的前期准备。
焦点之三：怎样看待乾嘉之际的盛衰之变？
学者们认为，乾嘉之际清朝的盛衰之变，不但对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兴衰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它彻底终结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繁荣，使康乾之世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辉煌时代。对康乾盛世衰落的原因，史学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对清朝统治者在治国思想上的不思进取、传统社会发展潜力的耗竭、社会转型时期不安定因素的增加以及统治者对策的失误，等等，学者们大多作了认真的分析。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清朝盛衰之变最直接的原因是日益严重的政治腐败。政治腐败的直接后果主要有两个：一是社会矛盾激化，“官逼民反”，所谓“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安”讲的就是此意；二是政府统治能力下降。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不能指望一个萎靡、腐败的官僚队伍能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腐败，必然破坏行政机制的正常运转，降低朝廷镇压能力，这在客观上又为民众反抗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但也有学者认为，乾嘉之际的盛衰之变，其实只是清朝统治的盛衰之变，清朝的社会经济在不少地区仍在持续发展，清朝政权仍具有较强的活力，并且获得不少地区和不少民众的支持。如果史学界过分夸大盛衰之变的剧烈程度，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此后清朝政权在内忧外患中仍能支撑一百余年。另外，在嘉道“中衰”时期，中国社会的早期近代化进程，并未因统治危机的出现而陷于停滞。
焦点之四：如何评价乾隆以来的闭关政策？
和以前各代相比，清代中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挑战，这就是西方殖民势力大举东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康乾之际清朝的对外政策非常自然地成为康乾盛世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学者强调，清朝统治者推行的闭关政策使18世纪的中国严重落后于世界，丧失了“走向世界”的机会。特别是1793年英使节马戛尔尼来华，更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大好时机。有的学者强调，“如果乾隆帝及其臣属能对马戛尔尼传递过来的信息做出敏锐的反应，中国完全可能也有条件在世界早期现代化的潮流中获得主动进取发展的机会”。乾隆时期中英谈判的破裂，使“中国又一次失去了历史进取的机遇，而一个国际竞争时代迫在眉睫地来临”。然而，上述观点近年来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质疑者主要有三个理由：（1）中国和欧洲社会从一开始就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中国在科学技术、人文思想等方面落后于欧洲，至晚从14世纪就开始了。康乾时期中国的落后，是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历史的责任从来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由一代人来承担。说闭关政策加剧了中国落后的程度是正确的，但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的落后完全归罪于闭关政策。（2）要辩证地分析清政府的对外政策。清代的中国和以前各代不一样，
赐宴凯旋将士的场面显现了康乾时期的繁荣，但这是真实的吗？
它处于十分险恶的国际环境中。闭关政策实际上是落后的清朝统治者在国力相对衰弱的情况下，推行的一种带有防御性质的对外政策。研究者决不能脱离历史实际，苛求清朝统治者妥善地处理维护国家独立与实行对外开放的关系。事实上，如果一定要在安全与发展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人们首先选择的一定是安全，这是人类的本性。尽管这样的安全未必可靠，也未必能够长期维持。（3）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带来的决不是发展的机会，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向中国扩张的野心。即使乾隆时期中英谈判取得一定成功，研究者也不宜对清朝的前景过分乐观。西方殖民者既不会将发展的机会留给清朝，也不会容忍清朝获得发展的机会，腐败的清朝统治者也无力肩负起推动中国走向开放与发展的历史使命。这一点，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中已经得到充分说明。总之，他们认为，清朝的对外政策，确实是落后的，在实践中产生了严重危害。但这一现象绝非不可理解，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中的中国在遇到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一体化潮流面前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因此，研究者站在今天的角度，一味而简单地苛求古人，片面地夸大闭关政策的危害，轻率地否认闭关政策，无疑都是不科学的。
康乾盛世，是清朝近三百年历史中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康乾盛世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以往论者对其成就有所忽视或评价不足，甚至完全否认，断言清朝入主中原，使中国落后了一百年，这些观点未免偏颇。当然，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自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不否定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功绩，但也不赞成对康雍乾之世做过高的评价。我们应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出发，认真总结和了解康雍乾三朝的得失，才能正确看待历史上的康乾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