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化东同志1906年5月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贺圈乡王来滩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受党组织派遣，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开始在冯玉祥第二军政学校任学员，暗中做军运工作。1927年10月，因国民党叛变革命，他与几名共产党员一起被捕，被押入敌第七方面军总指挥部军法处。1928年经党组织营救，又回到第二军政学校。1929年3月，他回到家乡由组织安排任第一高小教员。1930年又到甘宁新编第八旅、警备第三旅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935年打入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任副官参谋、副团长等职。1939年他率部赴绥东和包头等地直接参加抗击日寇的战斗。在三边地委的领导下，在新十一旅生死攸关之际，以牛化东同志为首的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与爱国军人、旅长曹又参于1945年10月率部举行武装起义。
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蒋介石妄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以将国民党新十一旅调往包头改编为所谓的正规师为名，欲图清除，以便于自己的嫡系胡宗南部进攻边区。面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处境，面对新十一旅的前途和命运，牛化东同志及其新十一旅的地下共产党员，秘密酝酿，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并提出举行武装起义的建议，得到上级党组织批准，牛化东同志任总指挥。起义原定10月27日举行，但面对极其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新十一旅内部的情形，牛化东同志指挥将起义提前于10月25日举行。这次的武装起义有力地缓解了三边地区的形势，给了国民党蒋介石当头一棒，也壮大了三边地区的革命力量。
研究这次重大事件，我们发现造成新十一旅起义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作为率先提出起义的倡导者，并亲自担任武装起义总指挥的牛化东同志，在这次重大历史事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与他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坚强的革命信念是分不开的。这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起义后，率部活跃在陕甘宁地区，为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屡出奇兵，屡立战功。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了宁夏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1982年享受副兵团级待遇。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虽然他于1995年逝世，但他的光辉业绩和浩然正气，将是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
二、新十一旅武装起义的内因是有一支凝聚力和战斗力极强的地下党组织
三边是陕西省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地区，到1926年年底，仅定边、安边两地新发展的共产党员就有牛化东等21名，党组织的建立和壮大，对后来进行武装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有效地进行革命斗争，获取情报、瓦解敌人，不少地下共产党员，采取各种手段或利用各种机会，先后打入国民党部队，进行革命斗争。到1937年年底，新十一旅进驻榆林时，地下党组织的力量得到更大的发展，虽然二团的地下党组织曾被该团团副、叛徒张鼎臣瓦解，只剩下了个别共产党员，但一团共产党员的力量较强，牛化东将军便是一团党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还有李树林、胡立亭、冯世光、高宜之、高昆山、谢有德等同志。当时营里设支部，连里设小组，平时常以组织军事学习、文化学习、读书会等形式出现，从战略和策略上很好地保护了地下党组织。进驻榆林后，特别是在三边进驻时间较长，当时得到三边分委和绥德特委的重视和支持，新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得到更快的发展并且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工作。特别是多次粉碎了叛徒的阴谋活动，有效地保护了地下党组织。1938年年初，新十一旅驻防榆林三岔湾、归德堡、米家园子、刘官寨、渔河堡一带时，一团叛徒任怀义，伙同国民党军统特务，向旅长刘宝堂、政治部主任吴芬和二团团长史钫城、团副张鼎臣等复兴社分子告密，称一团中校团副牛化东、少校团副李树林及二连连长高昆山、四连连长谢有德、一营营副胡立亭、一营副官贺志平等九人系赤化分子。地下党组织，特别是牛化东得知这个情况后，沉着冷静，泰然处之，处变不惊。牛化东分别与地下党员通气、研究，遂决定，一是速将情况汇报中共绥德特委；二是通知几位被告发的连长做好准备，随时准备战斗，必要时把部队拉出去；三是从侧面积极疏通关系，消除影响，同时经过分析得出这也是国民党新十一旅内部相互倾轧、勾心斗角的结果。1945年春，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意图，在一团办了两期排以上骨干军训班，名义上是军训，实际上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民主革命教育，为反蒋起义打下良好的基础。1945年10月24日，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王子庄、赵武臣、高昆山等共同研究，牛化东同志亲自担任起义总指挥，25日成功地举行了起义。这次起义不仅是我党在三边地区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而且成为国民党军队起义的“火车头”，在西北和全国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如果没有地下党组织在这支部队里的存在，如果没有地下党组织在这支部队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积极有效的工作，特别是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精神，那么新十一旅能够成为“革命的火车头”吗？答案是否定的。因此，应该说，地下党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是新十一旅起义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三、严峻的内战形势，是新十一旅起义的重要外因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一方面在重庆与毛主席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举行假和谈，另一方面却又积极组织内战，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和谈前后，连续在绥远、上党、邯郸等地向解放区发动猛烈进攻，妄图彻底消灭我党，继续实行独裁统治。全国人民反内战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内战，使中国人民免受自相残杀、同胞蹂躏之苦，积极进行宣传统战工作。不少有良知的国民党指战员也深明大义，反对内战，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野心丝毫没有改变。特别是命令胡宗南的部队严密封锁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采取重点包围，重点进攻的战略，大举进攻延安；并且命令马步芳、马鸿逵等部队，从西部配合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同时，蒋介石为了排除异己，对他认为不可靠的国民党部队，采取调防、改编等手段进行分化和瓦解。新十一旅就是其中之一。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积极加紧内战准备，名义上安排新十一旅调往包头改编为正规师，实质上是借改编之名，妄图吞并掉新十一旅。牛化东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深感事关重大，他们一方面积极地同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与部队里的国民党死硬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根据牛化东等共产党员的建议，三边地委及中央军委同意，决定于10月25日提前起义。10月24日，牛化东、冯世光、王子庄、赵武臣等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商定了起义方案：（一）成立起义指挥部，牛化东任总指挥，王子庄任副总指挥。（二）派地下党员高昆山同志去白泥井二营防地，传达起义命令。（三）调二营六连至安边供指挥部机动使用。10月25日拂晓，起义开始。他们首先扣押了新十一旅副旅长吴芬、参谋长石佩玖、副官长任怀义及国民党定边县（驻安边）县党部书记长、公安局局长、邮政局局长等，击毙了二团团副张鼎臣，起义部队迅速占领了全城制高点和要害部门。27日，一团起义的官兵1500多人同旅部直属机关500多人和警备三旅在安边城内召开了大会。新十一旅的起义，在三边乃至西北地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新十一旅曹又参代旅长，深明大义，保护、支持了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对新十一旅起义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尤其是率新十一旅的官兵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通电。此次起义后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等亦举行了反内战起义。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在接见曹又参时称赞新十一旅起义是“火车头”，充分肯定了新十一旅为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而起义的意义和贡献。从此，这支部队获得了新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十一旅在解放战争中，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浴血奋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综上所述，新十一旅起义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重要一页，这一历史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60年，但它的历史意义历久弥新。在今天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先驱的英勇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我们缅怀和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首要意义所在。我们应该本着与时俱进的原则，从历史史实中，进一步挖掘它的现实意义，丰富它的内涵，以更好地进行爱党爱国教育。
新十一旅起义中党的秘密联络工作
何新宇
1945年，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被战争毁坏的家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这一根本愿望出发，提出通过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在全国得到广泛的响应。而国民党蒋介石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和解放区，建立独裁统治，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反对内战，阻止内战，大力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就在蒋介石调兵大举发动内战之时，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一旅在牛化东等地下党员的率领下，十一旅旅部及一团官兵2000多人，在陕北三边举行反内战起义，成为国民党军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率先起义的先声。毛泽东主席也高度评价这一起义，形象地将其比喻为“火车头”，充分肯定了新十一旅反对内战举行起义的意义和功绩。
新十一旅的起义也是我党开展统战、兵运工作和秘密联络工作的结果，我党曾派出很多党员到新十一旅中从事统战、兵运和地下秘密联络工作，也使我党中央和三边分区及时掌握各种情况并及时作出指示。这其中联系我党和新十一旅的是秘密联络工作，有些方面以前是不能公开的。很多共产党人都是在做秘密的地下工作，默默无闻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在调查有关宁夏革命斗争史时，了解到很多鲜为人知的秘密，也很有必要告知今天的人们那一段真实的历史。
我党在三边地区的秘密联络工作
在陕甘宁边区时期的三边地区，包括宁夏盐池县在内的定边、靖边、砖井等县、镇，是陕甘宁边区的北部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红军西征解放盐池和定边以后，就在定边县城和盐池县城设立了党的秘密联络的工作据点，直接由边区保安处负责。
我在调查宁夏早期共产党人革命活动情况时，需访问牛化东将军，可我又不认识，想通过有关组织去找牛化东。我父亲何述田说他早就和牛化东打过交道，于是，1977年9月份，父亲在银川带我去见牛化东将军。到其家中见到了将军，当时高宜之也在座，他们就说起了党派牛化东到国民党军中开展早期兵运工作和宁夏、定边等地下党的情况，特别谈起了新十一旅起义的情况，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也就对有关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调查，了解到很多以前不知晓的情况。
牛化东将军是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一直从事着党的兵运工作，特别是随国民党新编十一旅驻防陕北安边、柠条梁一带时，就在部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掌握了一个整团的兵力。在对外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络中，都由牛化东统一负责，这样既可保证地下工作的保密性、安全性，也更有利于开展工作。
1940年年初，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相继在绥德、靖边和定边组建了三个情报站。绥德站李启明负责；靖边站葛申负责；定边站黎光负责。具体工作范围：定边站是安边、靖边、柠条梁（包括榆林一线）以北以西，宁夏、内蒙等地是定边站。从靖边以北、以东是靖边站的工作范围。绥德则是负责保证定边、靖边工作站的人员安排接送，还包括绥德以东的工作范围，当时也称为北三线工作站。派往北三线的有：陈垒、何玉殿、林若冰、周一凡、胡建平、赵会山、赵亮、于光、高克、张景文、欧阳卿、云北峰等经过培训的地下党员。
为了顺利的开展工作，定边站在定边县城开设了名为“义发通”的商店作为掩护，地下党员都以商人的身份开展工作。边区保安处特派陕北红军何玉殿到定边站，以商人的公开身份前往宁夏、内蒙等地了解军事、敌情；我党派往宁夏、内蒙等地下党组织和国民党内部的各种情报。因何玉殿在1938年4月党中央在延安开办教导队培训时，一起参加的还有赵苍璧、于桑等都参加过培训，何玉殿又是陕北当地干部，语言也是当地口音，便于开展工作。来宁夏前，陕北党组织特别告知了牛化东驻防在安边的情况，让何玉殿单独联系，了解详细情况。陕北党组织让何玉殿以何述田的名字前去单线联络牛化东。
何述田以商人的身份来到安边国民党新十一旅一团驻地，声称要找牛化东团副，门卫在接到名片报告牛化东后，牛化东有些奇怪。他并不认识商人，是谁派来的？还是来做军需生意的？但多年地下工作的警惕性，使牛化东迅速作出判断，不论怎样还是先见到来人看谈什么再说。
牛化东让卫兵把来人请到办公室，当何述田一见牛化东时，就用江湖人互相见面的方式双手一抱拳问候牛化东，同时作了一个伸右手食指和左手拇指的动作，虽然是很小的动作，但牛化东还是看清楚了。此人是陕北党组织派来的人，这种秘密联络方式还是他和刘志丹、谢子长、高岗、贺晋年1930年前后在宁夏打入苏雨生部队时商定的秘密方式，现只有高岗、贺晋年知道。牛化东虽然心中高兴，但警惕性还是很高的，也以江湖方式回答。落座后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何述田又拿出了贺晋年写给牛化东的亲笔信，内容大概是：“党组织派来了联络员，尽可告知详情。”信尾署名是“年托”的字样，意为贺晋年托的意思。这熟悉的笔迹，令牛化东非常高兴，这才相信来人的身份，立即将信烧后就详谈起来，告知了所掌握的驻安边、柠条梁和榆林等地国民党以及胡宗南部队的情况。何述田回到陕北汇报了有关情况，使陕北党组织及时掌握了国民党新十一旅和国民党方面的很多情况。
我党对新十一旅的联络和统战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