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边分区派人和牛化东建立联系后，陕北党组织加强了定边方面的党的力量。到1942年，根据党中央书记处要求陕西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党的隐蔽精干政策，加强党与社会及群众的广泛联系，以达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于年底把定边、靖边两情报站合并，称八路军三边警备司令部联络科，抽调了三十多名干部前往定边开展加强对新十一旅方面的统战和联络工作，同时包括宁夏、内蒙方面的工作。在国民党新十一旅的周边驻地，都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加强对新十一旅的联络和统战工作，也是当时定边站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1940年到1942年期间，由于“义发通”商号与周边很好的商贸往来，何述田公开商人的身份已得到商界的普遍认可，这就为开展秘密地下工作创造了便利条件。何就利用商人的身份多次往返新十一旅驻地，掌握了大量情报，同时也把边区党的指示及时传达给牛化东。这条秘密联络线一直保持到新十一旅起义以后。
由于新十一旅第一团内的共产党员在牛化东的统一领导下，已全部控制了一团。可第二团在思想反动的团长史钫城，复兴社分子张鼎臣、任怀义等人的把持下，把共产党员都排挤走了，这样我党就不能了解到二团的情况。对此方面，牛化东把有关情况通过地下联络线告知陕北党组织，同时还利用在第一团里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个人关系了解有关第二团的情况，以便及时作出对策，也注重对第二团下层官兵的统战工作。三边分区派出以商人身份掩护的何述田、胡建平等共产党员，以和史钫城等人做生意为名也到二团驻地去，了解有关情况。在和史钫城的几次接触后发现史钫城思想反动，还又贪财常常克扣军饷，引起下层官兵的不满。地下党员就根据情况，以与史钫城进行军需生意为名，了解到很多胡宗南和二团方面有用的情报，使我边区党组织和牛化东等人及时了解情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边区党组织还及时派出黎光、葛申、张景文、赵会山、高杰、于光等共产党人，到新十一旅中做统战和联络工作，使新十一旅第一团牢牢掌握在以牛化东为首的共产党手中。同时利用他们影响旅部和第二团的下层官兵，这也为日后的第一团和旅部的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民党新十一旅的成功起义，与我党多年进行的统战和联络工作的重要作用分不开，当牛化东、何述田、高宜之三位当事人在一起谈起往事时，才真正谈到了当年有很多的情报，都是由定边地下党来传送的。特别是党派出地下党员何述田以商人的身份和牛化东来往时，许多在新十一旅担任营、连、排干部的地下党员都不了解，因是单线联系，其中有个别地下党员还对此有些误解，甚至连曹又参旅长对牛化东多次与商人来往且关系密切也有些看法。后来当部队起义成功，开到边区时，才知是和共产党的上级组织派来的地下党员从事秘密联络工作。当年是因为地下工作的需要，是很秘密的工作，也是不能公开的，以至于在很多回忆录和有关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人们也就不了解其中的情况。如今在纪念国民党新十一旅起义60周年之际，向人们告知了解到的有关情况，以告慰当年从事我党秘密联络工作的共产党员们。
（作者系宁夏博物馆研究员）
地下组织完成夙愿安边起义震撼全国——纪念新十一旅安边起义60周年
坤蓉李敏
打入敌营开展兵运
根据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刘志丹同志向陕北各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时，利用宁夏驻军苏雨生扩军的机会，号召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投笔从戎，打入苏部发动兵暴，夺取兵权，用枪杆子武装革命力量。遂于1929年至1930年先后派共产党员张东皎、高岗、张秀山、牛化东、贺晋年和我父亲李树林等一批进步青年一百多人，打入苏部开展兵运工作，争取建立革命武装。
1930年3月，陕北特委和苏部的共产党员为培训革命力量，打好兵变基础，经过周密的分析和策划，组建了一个学兵队。考虑到八旅十五团不仅副团长张东皎是共产党员，而且该团的四个连队都有共产党员担任连、排长等职，随即将这个学兵队建立在十五团内，也称八旅的教导队。当时就把陕北特委派到八、九两旅的五十来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集中到学兵队进行革命理论的教育和军事训练。张东皎兼大队长，高岗任分队长，我父亲任司务长。在建队的同时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直属陕北特委领导，张东皎、高岗任正副书记，我父亲任宣传委员，黄育华任组织委员。这支部队为以后的起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苏部以后被调往甘肃，经过多次艰难曲折的变动后改为新十一旅，于1932年归邓宝珊指挥。这时候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有牛化东、李树林、冯世光、胡立亭、高昆山、谢有德、武善养等同志。在1935年和1936年期间，新十一旅奉命在防地甘肃会宁、静宁、庄浪、隆德一带截击红军。由于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新十一旅只筑碉堡，闭门自守，对空鸣枪，佯装出击，从而掩护红军顺利通过，同时收容了部分伤病掉队的红军干部和战士，为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增加了坚强的力量。
调往陕北平定局面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十一旅官兵同仇敌忾，争先请缨抗战。这时候邓宝珊已任二十一军团军团长，遂命新十一旅“开赴陕北，堵击晋绥西侵日寇”。1937年10月底，新十一旅到达陕北的三边一带，该地处于陕、甘、宁、蒙四省区的交界地带，是长城脚下的我国古战场之一，也是兵家之争夺的要地，还是杂居在这里的汉、回、蒙古族三个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我陕甘宁根据地的三边中，当时只有安边伪县政府所在地安边城和靖边伪县政府所在地柠条梁镇在国民党手里，新十一旅到达三边后，旅部和一团驻防安边城和白泥井一带，二团驻防柠条梁一带，定边县城和靖边县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警备三旅驻防，定边城外由蒋云台的一六五师驻防。
1938年年初，邓宝珊的二十一军团部改编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邓任总司令。当时太原和包头已相继沦陷，日寇又向晋西北和陕北府谷等县扫荡，靠近榆林的一些旗有的投降了日寇，有的动荡不定，榆林告急，邓即将新十一旅全部调往榆林。1939年夏，由于定边蒋云台的一六五师被胡宗南调回甘肃整编，三边防务空虚，同时乌审、杭锦两旗又呈现不安，邓即将新十一旅一团又调回安边一带。这时候二团的地下党组织，由于该团团长特务分子史钫城和该团团副张鼎臣叛徒的破坏，一些党组织成员和党员失踪，下落不明。多数党员都被清洗，剩下未暴露的个别党员只能起通风报信的作用。而一团的党组织力量较强，党组织成员有我父亲和冯世光、牛化东、胡立亭、高昆山、谢有德和我岳父高宜之等人。各营都设党支部，各连一般都设党小组，都能展开各项活动。
挫败敌特化解危机
二团的反共健将史钫城等不仅破坏了二团的党组织，还根据一团叛徒任怀义的告密，掀起了一场反共风波，密告一团的多数团、营、连军官是赤色分子，企图再次彻底清洗一团的共产党员。蒋鼎文令邓查处，邓即命一团团长陈国宾急办。陈为人忠厚老实，认为被告的人中李树林是新十一旅的创建军官，曾因有共产党嫌疑，在甘肃就被人密告过多次，为此还收缴过他连的武器，结果都不属实。西峰镇保卫战他又为新十一旅的生存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又是最信任的可靠力量，不能轻易诬陷他。随即连夜将我父亲一人叫去，告知被告的具体人员和详细情况等。我父亲对陈说明是敌人想破坏一团的阴谋后，答应回去调查了解。我父亲返回后立即告知了其他党组织成员和被告人员，同时开会研究决定：一、速向绥德地委汇报；二、通知被密告的其他党员注意防范，必要时搞暴动把部队拉出去；三、速派和三个营长关系较好的同志，争取他们，再向陈团长说明敌人告密是想吃掉一团，为他们叛离邓总投靠胡宗南创造条件。经过三个营长向团长解说，同时我父亲又将所谓的调查结果向陈团长汇报说：“被告的这些人都是你的左膀右臂，得力部下，他们告这些人是要架空你而吃掉一团。”陈也觉得告密的人欺人太甚，第二天即去榆林向邓总用脑袋保证被告的这些人没问题。邓对陈讲：“你老兄作保我放心，此事就算结束，对上边由我去讲。”从而使叛徒的阴谋又一次遭到了失败。
消灭张匪拔掉祸根
新十一旅在安边期间和张匪部穿插驻防。张匪部即恶霸地主张兰亭、张雨亭两兄弟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张廷芝、张廷祥。远在民国初年，他们就组织民团为非作歹。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陕北闹革命时期，张匪部便是最凶恶的地头蛇和死对头。张匪部又自称“黑军”，流窜在三边、吴旗一带偷袭红军，到处捕杀革命群众。1936年冬，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后，张匪部被红军全部击败。“七七”事变后，张匪部又趁机复活了起来，收集原部分残兵败将和地痞流氓匪徒等，编为察哈尔游击军第二路，张廷芝任司令，还将张廷祥任命为保安十三团团长，在堆子梁和柠条梁驻防。
张匪为了吞灭新十一旅，先施“美人计”，欲将张廷芝的养女许配给新十一旅旅长的儿子为妻。于1941年9月4日（农历七月十三日）张匪父子借口欢庆张廷芝出任司令及欢迎点验张廷祥部的点委为名，设下“鸿门宴”，将他们的部队开进安边城内，宴请新十一旅连以上军官，安边、靖边两县县长作陪。当时给安边城外驻防的新十一旅各营、连长也都送了请帖，我父亲和我岳父高宜之等都识破其阴谋而未参加。席间刘旅长被击毙，其他新十一旅军官全被缴械，一律扣押了起来。张匪随即向城内的新十一旅五个连队发动猛烈进攻，均被新十一旅士兵击败。张匪怕相持太久，定边八路军前来围攻，即请绅商调解。商定释放营以下全体被扣人员，新十一旅城内部队暂屈从张匪的条件撤出城外，只将陈国宾团长扣押不放作为人质。幸好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一团副团长牛化东因公去定边而未赴宴，牛化东得知情况后，立即向三边地委书记高峰和警备司令贺晋年等同志汇报后，决定成立以牛化东为总指挥的讨张指挥部，定边八路军随时增援。9月14日凌晨，我父亲奉命率全营三个连，冒倾盆大雨从柠条梁出发，急行军提前五个小时于天刚黑就到达安边东关和牛化东接了头。牛化东同志一贯英勇善战，多谋善断，智勇双全，被誉为“小诸葛”，是新十一旅出名的优秀指挥员。牛化东采取智攻安边，里应外合的策略，先由守东门的张匪十三团的大队长夏品三按照牛化东的部署打开了东门，并击毙了巡城的张雨亭匪首。我父亲率部进城后，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巷战，于9月15日凌晨，全城的张匪部除了一个排龟缩到北城楼之外，其他全部被歼灭。
北城楼的这个排还在垂死挣扎，负隅顽抗。我父亲即向其喊话让缴械投降。他们让我父亲上城楼研究投降一事，我父亲考虑到他们已是瓮中之鳖，除了投降无路可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同时避免硬攻造成部队伤亡，随即冒生命危险，独自登上城楼。牛化东发现后立即向该城楼边强攻边喊话，答应他们想走者可以从北城墙逃走。这股匪徒逃出城后被牛化东设下的埋伏部队全部歼灭，安边遂告光复，同时也为三边人民拔掉了张匪这个为害60年的祸根。提前逃走的张廷祥只身逃走不久即被活捉，在安边开公审会处以极刑。张兰亭在1947年我军攻打安边时被炸死。张廷芝以后当了汉奸，投靠了日本人，直至1951年捕获予以处决。
抵制换防受邓保护
刘旅长被害后，经一团党组织的活动和推荐，经邓总批准将一团团长陈国宾升任为旅长，曹又参升任为一团团长。陈国宾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主要依靠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力量的帮助，巩固了地位。他也为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开展对敌斗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他的一团副团长牛化东和营长中的我父亲是共产党员，一团的13个连长中竟有11个也是共产党员。这时候可以说一团已被我地下党组织所控制和掌握，而二团的地下党组织在1938年遭到叛徒的破坏后一直没有建立起来。陈任旅长后，他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一团官兵为自己奋斗不懈，忠实可靠，而二团官兵对他阳奉阴违，离心离德，便追随邓总拥护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主张，不同意清共反共，因而引起蒋胡匪帮对陈的不满。他们下决心要整掉新十一旅，清除共产党，遂于1942年夏，命令新十一旅调离三边，和驻防桃力民的何文鼎二十七师互换防地，企图将新十一旅整掉，同时增强其对陕甘宁边区的威胁和对延安北路的封锁。我地下党组织立即向三边和党中央汇报，党中央识破了其一箭双雕的阴谋，立即派王震司令员率三五九旅到安边北边堵击何部。何看到八路军出兵即龟缩了回去，不敢轻举妄动。在此危急关头，邓宝珊为了保存他仅有的新十一旅这股亲信力量，同时为了避免国共摩擦，几次急电请蒋介石缓调，才迫使其收回了“换防整训”的命令。
1944年4月5日，陈旅长病逝后，二团团长特务头子史钫城，企图夺取旅长宝座，趁机上下跳积极活动，十分嚣张。而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和一团全体官兵一致坚决维护一贯倾向革命、并多次掩护地下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一团团长曹又参接任旅长。为此，一团党组织决定由我父亲去榆林借口为大女儿李坤蓉在榆林办婚事，请邓总当证婚人之际，当面陈述陈旅长想让曹又参接任旅长的遗言，并对曹任旅长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邓总遂决定由曹又参代理旅长，从而又一次击败了反动分子的阴谋，也为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和以后新十一旅的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形势所逼准备起义
1945年春，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按照上级党的意图，积极进行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当时就在一团办了两期军训队，训练班、排以上军官。王子庄任军训队主任，我父亲任第一期军训队队长，冯世光任第二期军训队队长。这次训练，名义上是军训，实际上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民主革命教育。这些经过训练的骨干，为新十一旅反蒋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