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兴县以后，张闻天在兴县调查的基础上，于10月7日写成一篇2000字的理论文章：《发展新式资本主义》。这篇文章张闻天生前没有发表过，1989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首次刊载，编者另拟标题《关于农村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问题》。“新式资本主义”一语，毛泽东1944年也曾用过。1948年毛泽东提出今后不用这个词语，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文章简要分析兴县二区十四个自然村897户的阶级成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成分在农村是很微弱的，封建的成分，即地主与农民的成分，还占优势”。张闻天指出，“封建剥削制度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时比较进步的，可使社会进化的。”他对比分析了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的不同，生产力的高低也大不相同，说明资本主义的经营“对全社会更有利”。张闻天指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部方向和内容，也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提。”同时他又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主义不同。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凡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在文章最后，张闻天不无针对性地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也是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若把理想当现实，乱来一阵，会弄糟糕的。
当时，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农村政策。1942年1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确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所以，“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论证的中国农村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生产力，以创造社会主义的前提，对抗战时期党的农村政策作了很好的阐述和发挥。
（3）杨家沟调查
张闻天率延安农村调查团离开兴县后转回黄河西岸陕甘宁边区，从9月26日起开始以米脂县杨家沟为中心的农村调查。
米脂县杨家沟是全国罕见的一个地主经济集中的村庄。这里聚居着马姓55户大、中、小地主。最大的一家殷实地主马维新，是当地地主集团实际的代表人物。他家保存着起自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直到眼下百年的大量买地、典地、收租、放债、雇工、经商和日常生活收支等各种账簿。张闻天知道后，如获至宝，让人前去商借。马维新比较开明，把这些账簿全拿出来任凭张闻天他们研究。账簿真多，一次堆满半间房，还换了几次。张闻天一本一本翻阅，还亲自同调查团的秘书马洪一道核算。马洪打算盘，张闻天则拉计算尺（这把计算尺还是他在美国留学时买的，已随身带了十五六年），刘英帮着抄数据、材料，忙了几十天。张闻天风趣地说：马克思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算资本家的“账本子”，写了《资本论》，我们想要弄明白中国的经济，也不能不研究马太爷的“账本子”啊！据曾彦修：《根深不怕风摇动——怀念张闻天师》、刘英：《身处逆境的岁月——忆闻天》，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331页。
在算账和调查、访问的基础上，张闻天同马洪、刘英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后由马洪执笔写出调查报告初稿，交给张闻天反复修改写定。这部《杨家沟地主调查》《杨家沟地主调查》于1957年5月以《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的书名由三联书店出版，署名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1980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重版。，细致地解剖了马维新这个地主从18岁代替父亲管理家务起39年的经济活动，详尽地分析了马维新兼并土地的活动，他的租佃关系、借贷关系、雇佣关系，以及商号经营情况，统计出1912-1941年30年来马维新一家的收支情况，还参照其他材料统计出1894年以来近50年杨家沟一带的年成。调查报告以翔实可靠的材料说明，封建地主阶级如何以地租剥削为基础，将地租同高利贷、商业剥削结合在一起，对农民残酷剥削和掠夺土地，以至大地主如何对中小地主进行弱肉强食的土地兼并的情况。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这样一种具体充实的同类性质的调查和报告，在中国极为少见。
（4）绥德工商业调查
离开杨家沟之后，张闻天在米脂城内作了短期调查（11月23日至12月2日）。从12月10日起至1943年1月15日，主要在绥德西郊河川地区及双湖峪（今属子洲县）作经济调查，涉及盐滩、煤窑等工业。从1月18日起至2月24日，在绥德市作商业调查。就在这时，张闻天接到要他立即返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通知。于是，张本人即中断调查，在1943年3月3日回延安。其他同志仍继续调查。但绥德调查搜集的材料，大多没有来得及整理。
（5）进行农村经济分析，提出政策建议
通过陕北、晋西北调查，张闻天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实际进行了具体、深入的研究，得到关于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比较系统的认识，对当时农村政策的执行情况及调整办法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真知灼见，有的当时就受到重视，有的后来才为人们所注意。
张闻天指出，陕北、晋西北的土地占有，总的说来是从封建式的土地占有的集中向着农业小生产的分散发展。这里的农业生产主要是原始的小生产，所以这种趋势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是进步的。充足的人力，再加上充足的畜力，就是农业小生产者的崇高理想。土地革命或减租减息，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没有战事、政策得当的条件下，土地生产力的恢复、提高不需要多长时间。然而，小生产经济无法使用比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劳动力的所有与使用存在矛盾，畜力的大量和合理使用受到妨碍，肥料的产量与适当使用也大受影响，因此分散的小生产还是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生产力总的说来是低下的。这就说明，一方面现有农村经济可以战胜根据地面临的困难，支持长期抗战；另一方面，要重视政策的真正执行与必要调整，以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农村阶级、阶层的状况及其变化动向，张闻天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成分在农村是很微弱的，农村人口的大多数是中农、贫农小资产阶级成分；地主在量上减少，其每户经济削弱，富农在量上增加，其每户经济缩小，贫农一部分上升为中农，一部分则下降，有些最终将成为雇佣劳动者，而中农是农村经济中的主要力量。张闻天认为，应该从中农中分出“富裕中农”一项，因为“中农中的富裕中农，是代表农村中较高生产力的一个阶层”，“以后农村经济的发展，将是中农经济的继续发展。一部分贫农将上升为中农，中农将变为更加富裕的中农。这种大多数农民的向上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引自《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59、60页。毛泽东在1933年《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已提出过“富裕中农”这一阶层，张闻天则将“富裕中农”这个阶层放到了重要的地位，对它的作用、发展方向作出估计，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思想。
张闻天从农村阶级关系变动中看出，农村经济的发展，将是封建势力削弱，个体小生产经济发展，中农向富农发展，地主向富农转化，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经济。据张闻天1942年7月9日讲话《农村阶级关系问题》（记录稿）。
根据这一发展趋势，张闻天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根本出发点，提出我们现时的农村经济政策应是“切实掌握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政策（三分封建，七分资本主义）”，是“积极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三分封建主义七分资本主义）”。《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116、88页。张闻天曾将这种在新民主主义下的资本主义称为“新式资本主义”。与此相应，张闻天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建议。他认为，在当时地主向经营地主、富农发展，新政权应该帮助，给地主打通这一出路；限制富农发展是不对的。张闻天1942年7月9日讲话《农村阶级变化问题》（记录稿）。1941年以来的土地买卖，“带有土地调剂、调整、解决一部分土地问题的进步性质，应让其自由发展”，“以后土地问题的解决，除继续采取‘迫’、‘挖’的方法外，还应采取‘拉’的方法，即转变其生产方式的方法。这即是提倡资本主义式的经济”。《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90-91页。对于租佃关系、借贷关系，他主张实行要求地主减租又规定农民部分交租，反对高利贷又要交息还本这样的两重性政策，调整和稳定租佃关系，活跃农村金融，以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土地生产力。
张闻天的这些观点与建议是从实际中来的，同党中央当时实行的政策，方向和精神是一致的。中共中央继1942年1月28日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之后，2月4日又发出《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指明：“在经济上，目前我党的政策，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一个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与中央文件对照，张闻天调查研究后得出的主要结论，在某些问题的阐述和论证上有独到、透辟之处，有些政策建议对党中央已经规定的政策有所充实、发展。
出发归来
（1）离开中央书记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