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离开绥德赶回延安，是为了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从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决定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从此，张闻天正式离开了书记处，但他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担任新设立的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两个助理机关之一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的委员。《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
对于自己在党内职务的变动，张闻天思想上早有准备，也就安之若素了。
（2）写《出发归来记》
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集中精力总结一年多来调查研究的体会，于3月27日写成《出发归来记》《出发归来记》全文收入《张闻天选集》。以下引述均据该书。，作为向党中央的报告。
张闻天出发调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补课”，补缺乏基层实际经验这一课。他总结一年多的调查工作，认为最重要的收获在于“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认识到“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这是张闻天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飞跃。这次飞跃主要是在哲学世界观方面，因此带有根本性质。从此，他完全、彻底地摒弃了主观主义的学风，自觉地向着理论与实际联系、领导与群众结合的方向不断前进。
张闻天体会到，只有同实际、同群众保持经常的联系，才能把握生动活跃、变化多端的现实生活，正确地决定我们的任务与政策。他说：“一个真正唯物论者的起码态度，就是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必须从认识这个客观的实际出发。”“整顿三风，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实际的效果”，可以拿他是否从实际出发办理一切事情这个标准加以测量。张闻天从自己到陕北、晋西北调查的实践中概括出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实现自我改造的途径：首先是彻底击破阻止他们走向实际的思想壁垒，然后是在行动上真正同实际，同群众接触起来。他认为，延安一年来的整风运动已经做了第一步工作，现在必须以第二步的工作来充实。张闻天还进而指出：“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应该“真心诚意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长期努力下去”。他从哲学的高度阐明，这个方向没有尽头，但只要努力去做，就会有好的结果。“这个无穷的方向，也就这样在我的长期努力所获得的有限的结果中能够被一步一步地体现出来”。反之，“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
张闻天认为，是否真正的唯物论者，不仅在于他口头上是否承认和宣传唯物论的普遍原则，主要看他实际行动是否真能这样做。张闻天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他一旦把握了真理，就身体力行去实践真理。出发归来后，他又立即投身于对陕甘宁边区工业的调查；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即主动要求到东北从事地方工作，都说明他是言行一致的真正的唯物论者。
在《出发归来记》中，张闻天还结合一年多的切身体验，对调查研究的意义、对象、原则、方法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张闻天认为：“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领导干部同实际、同群众保持联系的一个又简便、又生动、又实际的办法，是抓住一个典型的村或乡或一个市镇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而“亲自动手”的主要意义是亲自接触实际、接触群众、接触最下级的干部。关于调查研究的对象，张闻天指出，“‘从实际出发’，首先应该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出发。所以调查研究的首要对象，也应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至于具体的调查对象的确定，张闻天提出“着重典型”的原则，即在同一类事物中选择典型来调查研究。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张闻天具体阐发了毛泽东1941年9月13日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对于“对立统一”方法的论述，提出“调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分析与综合”。他指出：分析与综合是一个对立统一。这就是从模糊的、笼统的具体印象到抽象，再从抽象到明确的、充满丰富内容的具体概念之认识过程。张闻天在实践中对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也有丰富和发展。除了开调查会之外，采取了按户调查、个别谈话、问卷分析、实地考察等方式，同时重视书面文献、材料的搜集。张闻天还强调调查与研究相结合，调查材料应经常整理、补充校正；调查初步完成，即应在当地加以研究。
从这里可以看出，张闻天是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接受并且阐发了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3）警惕王明的挑拨
张闻天从绥德回到延安后，曾同刘英一起去看过一次还在养病的王明。王明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惩我们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1940年3月恩来同志从莫斯科治伤后返回延安，传曼努伊尔斯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主席听了这句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要特别反对你。王明还说，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主席的忌。毛主席此人实在太厉害，真是睚眦必报。孟庆树（王明的妻子）也在一旁插嘴帮腔。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访问刘英谈话（1991年9月6日）。张闻天听了王明这番话，立即警觉到他是有意挑拨，没有附和。他在后来追述此事经过时写道：“王明讲话，立即提起了我的警觉性，觉得他是有意挑拨，所以我当时讲话很少，态度也冷冷的。我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在中共七大大会发言中，张闻天也特别提到，对于利用党总结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进行挑拨离间的阴谋，应该好好的警惕与戒备！洛甫：《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言草稿》，1945年5月4日铅印稿，第6页。
（4）延安工业调查
张闻天参加三月政治局会议后，就在延安进行工业调查。这可以说是绥德工商业调查的继续。1943年4月2日，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各公营工厂会议上就“关于公营工厂的几个问题”发表讲话。他指出，必须明确认识“公营工厂的任务有三，即供给公家的任务，发展边区经济的任务，培养管理工厂干部的任务”。为了办好公营工厂，张闻天提出，必须把统一供给、统一定货及分散制造的原则确定下来，以解决供、产、销的矛盾；必须改变工厂是行政机关供给部门的性质，实行“经济核算制”，计算成本与利润，定出各种指标，使产品“不但数量多，而且价廉物美”；必须贯彻工厂管理一元化的方针，在厂长集中领导下，团结一致为完成生产任务奋斗，反对同厂方对立的经济主义、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偏向。他特别指出，工厂内党和工会的工作要有一个“彻底的转变”，“必须以完成工厂的生产任务为其基本内容”，党和工会的教育与活动必须“对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与劳动纪律有帮助”，否则应该停止。5月9日，张闻天还给难民工厂写信，号召参加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赵占魁运动”。张闻天的讲话和信先后发表在1943年5月1日和5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对边区公营工业贯彻整风精神，纠正官僚主义、自由主义倾向，对公营工厂的改革与建设，对边区职工运动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就在公开发表张闻天讲话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目前各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的决定》。张闻天的讲话同中央决定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5）担任党中央政治材料室主任
从1943年秋天起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张闻天参加中央政治局和高级干部党史上两条路线问题的学习讨论，参加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和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下节叙述）。
1944年春，中央政治研究室改组，成立中央政治材料室，张闻天兼任主任。这时，他迁居枣园，工作任务不重，生活轻松愉快，闲来下下围棋，还种点草莓、西红柿之类。
1944年6月以后，筹备出版《参考资料》。张闻天亲任主编，他的秘书邓力群、徐达深做助手。他亲自动手，搞了一本大事记。每两个星期，材料室的几个同志到他住处商讨一次，议论形势，商量选题。选题商定以后，他总是亲自承担一两个题目，从收集、整理材料到起草和誊写，都自己动手；写成后都送给大家征求意见，然后亲自改定，孜孜矻矻，一丝不苟。他确定将研究美国（特别是美国经济）和研究国民党分别作为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重点。在这个铅印的内部刊物上，他以“记者”名义发表了《最近美国对华动向》、《十二中全会后国民党的动态》等九篇详尽的国内外重大问题的评论文章，为党中央和党内高级干部及时提供了对于国内外形势与动向的有分析的具体材料。对于其他承担选题的同志，张闻天总是叮嘱首先占有大量确凿的材料，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整理、分析材料，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切忌主观臆测、凭空推断，切忌看到一点皮毛就妄加引申。政治材料室的同志写出文稿以后，张闻天总是和作者一道反复讨论、修改，直到定稿。经过他的言传身教，政治材料室的同志提高了各自的研究水平，在研究工作的实践中逐渐树立起正确的学风。邓力群在四十多年后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我自己从事实际问题研究的第一课，是从这时开始的。第一课的老师，就是张闻天同志。由于他的教导和示范，使我开始懂得，做研究工作，走什么样路，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这样的教导和示范，使我终生难忘。”邓力群：《坚持对共产主义的忠贞和深情——为老师闻天同志八十五岁诞辰而作》，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本段关于政治材料室的情况据此文，并据访问何锡麟谈话（1990年8月16日）、访问徐达深谈话（1991年9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