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占遵义
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取得胜利。
1月7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袭占遵义”。一下子把十几万“追剿”敌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追剿”军司令何键此时率20个团在湖南常德地区与红二、六军团作战。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摆在长江南岸一线，搞不清虚实，不敢轻进。蒋介石命令粤、桂军队赶快北上遵义，但贵州并非他们的地盘，行动迟缓，仍滞留在黔南榕江等地。黔军诨名“双枪军”（黔军多吸鸦片，士兵有两支枪：一支步枪，一支烟枪）。不经打，一触即溃。这时，敌军中只有蒋介石的嫡系薛岳纵队和周浑元纵队比较积极，但被乌江阻隔，难以很快采取行动。这就为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供了宝贵的时机。
遵义会议的准备和召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上面已经说到，在遵义地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是黎平会议就已作出的决定。因为军情紧迫，黎平会议只在1934年12月18日开了一天，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战略方向问题。对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亦即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以来军事路线上的是非问题，当时来不及讨论。因此，黎平会议决定渡过乌江到达遵义地区后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1935年1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袭占遵义后，军委纵队随即于1月9日入城。中央领导成员立即忙着为这次会议做准备。当时，“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新城古寺巷（今幸福巷）黔军旅长易怀芝的官邸。这是一幢建筑精致的二层楼房。张闻天住楼下西厢房。他的楼上是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对面，楼上右前室住的是王稼祥。他们三人住下以后，围绕即将召开的会议主题进行了商议。张闻天根据商议的意见写成一个比较详细的提纲。
1935年1月15日，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朱德、陈云、洛甫、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部队在东北湄潭、兴隆一带担任警戒，故未出席会议。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亦未出席会议。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因故迟到。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会议中途因有战斗任务提前离开。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参加会议的还有邓小平和伍修权。邓小平当时是中央队秘书长，担任会议记录；伍修权是李德的翻译。会场设在军委纵队司令部的驻地遵义老城枇杷桥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这是一座相当宽敞的两层楼。会议就在公馆楼上东厢房举行。房间不大，居中放一张栗色的柏香木长条桌，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博古坐在长条桌中间的位置，主持会议。其他人随便坐。聂荣臻脚伤还没有好，每天坐担架赴会。王稼祥腹部伤口未愈，不能久坐，躺在藤榻上参加会议。据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聂荣臻回忆录》和遵义会议纪念馆关于会议情况的调查。现在会址陈列摆放的18张木边藤心靠背椅，并非当时原貌。正是隆冬季节，开会至深夜，屋里生了木炭火盆取暖。
0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三遵义会议0遵义会议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决定与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页。。当时敌人企图把红军压迫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然后紧缩包围圈，“聚而歼之”。摆在红军面前的紧迫任务是跳出敌人设下的包围圈。所以，遵义会议开始后首先讨论行动方向问题。会议同意刘伯承、聂荣臻提出的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页。
博古作报告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同上。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博古在解释为什么不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胜利地保卫苏区时，虽然也说到了一些主观上的指挥上的错误，也不曾明显地把它放在次要的地位，但是，实际上他过分强调了客观的困难。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反动力量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50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军事顾问帮助；苏区物质条件不好；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斗争与日常斗争的领导没有显着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工作依然薄弱，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开展不够；各苏区红军呼应配合不够紧密。博古的分析，实际是用客观原因掩盖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造成的恶果。军委副主席、总政委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关于军事方面，他没有把失败的原因推给客观，着重就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和战术进行回顾、总结。
张闻天作反报告
在听了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以后，张闻天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称为“反报告”。张闻天列举事实说明反五次“围剿”的失败和退出苏区西征途中遭到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违反了过去红军在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原则。
张闻天作“反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中央队三人团”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由张闻天执笔写成的。据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此刻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中央书记处（同时称常委）四人：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而与周恩来相当。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而又有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的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同时，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
毛泽东的发言和会议的进展
由于到目前为止，遵义会议记录没有找到。张闻天的提纲和依照提纲所作的“反报告”以及张闻天作“反报告”后的会议情况，毛泽东、王稼祥等的发言，虽然其基本内容都包含在《遵义会议决议》之中，但没有直接的文字材料。非常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党史征集、研究部门在中央档案馆收藏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一件珍贵的文献——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以下简称《传达提纲》）。这份写成于1935年二三月间从威信到鸭溪行军途中的重要文件，为弄清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遵义会议讨论的概况，《传达提纲》作了如下简要的述评：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Ａ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Ａ，指李德。
陈云当年所作的这段权威性的述评，十分清楚地告诉人们，张闻天的“反报告”是他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后拟定的，他作“反报告”时手里拿的那个批评错误军事路线的“提纲”，以及毛泽东、王稼祥在会上发表的“意见”，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和除博古、凯丰和李德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说，“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代表了党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和各军团首长的共同意见。
根据现有史料，在张闻天作“反报告”后，会议继续进行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以下会议进行情况主要依据下述材料：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1982年）；聂荣臻：《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983年）；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