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有句经典的论断“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用此考察唐玄宗前后期的用人和政局可谓一针见血。开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上极为昌盛的黄金岁月，之所以出现“开元盛世”， 关键在于唐玄宗的任人唯贤，姚宋兴邦；而天宝年间由盛转衰，则也是由于唐玄宗的任人不当李杨乱政。张居正在《通鉴直解》中有精辟的分析：“玄宗之任元之，真可谓知大体矣。然需是真知宰相之贤，乃可以委任责成，不劳而治。若不择其人，而轻授以用舍之柄，将至于威权下移，奸邪得志，其危害又岂浅浅之哉。故以玄宗论之，开元之中，专任姚元之、宋璟而治；天宝之中，专任杨国忠、李林甫而乱。委任非不同，而治乱效如此，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姚崇、宋璟是合力缔造开元盛世的重臣，被世人合称为“姚宋”，与实现贞观之治的功臣房玄龄、杜如晦，并称唐朝四大名相。《资治通鉴》曰：“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姚崇（650－721），字元之，原名元崇，后来因为要避开唐玄宗“开元”年号之讳，改名为姚崇，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人，出身于官僚家庭。姚崇一生，尽心国政，三朝为相，属于“大器晚成”型的人才：一代女皇武则天统治时，姚崇官至凤阁侍郎（副宰相）武周结束，李唐复兴后，姚崇被睿宗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加衔）；玄宗李隆基登位初期诏封姚崇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副宰相），后又加封为梁国公。在中国古代政坛如沙场、骨肉相残煎的社会中，姚崇能佐政三帝，三朝为相，这实在是不多见的。玄宗一朝，姚崇大展拳脚，其建言“十事”为开元盛世勾画出宏伟的施政蓝图，他辅佐皇帝锐意改革，兴利除弊，有“救时宰相”之美誉。
姚崇是李隆基的奶奶一手提拔起来的老干部 ，也是帮助唐睿宗李旦拨乱反正的大臣，这时又集合在李隆基的旗帜下。史称姚崇自幼受父影响，怀“王佐”之志，折节读书，精通吏道为人豪放，崇尚气节。长大后，应“下笔成章”制举，授濮州司仓参军，“剖析决断，答对入流”。武则天当政时，五迁为夏官（兵部）郎中。时契丹侵扰河北，军务繁剧，姚崇的才干，至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那纷繁复杂的事务，到了他的手里，处理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受到武则天赏识，立即提拔他为兵部侍郎。不久，姚崇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又迁风阁侍郎兼知政事。
姚崇对武则天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非常不满，曾进言说：“自垂拱以后，受枉家破、含冤受刑被迫认罪而死者甚多。告发者有功，天下称为‘罗织’，比汉代‘党锢’之祸更甚。……恳求陛下，今后要是收到告状，只是把它收存起来，不要去追究就是了。假若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谋反，我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对于这一尖锐的批评和意见，武则天非但没有发怒，反而表现得很高兴。她说：“以前宰相顺着既成的事实，害得我成了个滥行刑罚的君主。听了你所说的，很是符合我的心意。”并赐给他银千两。
后来，因为得罪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姚崇被调出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临行前，向武则天推荐了张柬之做宰相，“张柬之深厚有谋，能断大事，其人老矣（时80年），惟亟用之。”中宗时期，姚崇做过好几任州刺史；睿宗时，他也做了好几个州的刺史或长史。
唐初官僚机构不多，官员比较精简。从则天后期至中宗、睿宗朝，机构宠大，官吏冗滥，不仅加重财政负担，而且加深了贪污腐败之风。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锐意改新，决心拨乱反正，整顿吏治。姚崇在先天二年（713），对李隆基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十条纲领，即“上言十事”：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倖边功，可乎？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
姚崇的十条建议，包括了广施仁政、勿贪边功、广开言路、奖励正直大臣、不使皇族专权、不使宦官专权等具体措施，翻译成白话就是即：第一，废除严刑峻法；第二，不要穷兵黩武；第三，执法公平；第四，宦官不得干预朝政；第五，废除苛捐杂税；第六，皇亲国戚不得充任高官显职；第七，皇上对臣下要以礼相待；第八，皇上要虚心求谏；第九，严禁滥建佛寺道观；第十，鉴戒过去国戚干政之教训。这些建议正中李隆基下怀，很快就任命姚崇为宰相。
在姚崇的为相岁月中，以“十事”做为施政的纲领，辅佐玄宗，进行了一系列的政革：带头裁减冗员，整顿制度，抑权贵，黜罢不肖，使官吏各尽其职，任用官吏，注重才能，改变了过去“宰相十几人，台省要职不可数”的情况，出现了“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的局面。李隆基视姚崇为肱股，对于国家大事，总是征求其意见。姚崇因病寓居罔极寺时，“凡大事，帝必派源乾曜咨。乾曜所奏善，帝必曰：‘是必崇划之’，有不合，则曰：‘胡不问崇？’”信任与倚重之情，溢于言表。
公正无私、维护法纪，是姚崇从政生涯的亮点，针对官场腐败、请托之风屡禁不止的情况，姚崇辅佐玄宗整顿吏治。申王李成义请求将府上的阎楚珪由录事（九品）擢升为参军（七品），获得皇帝的首肯。姚崇坚决反对，上书皇帝，指出量才授官的权力应归属官吏任用部门，反对因亲故之恩就得以升官晋爵，覆前朝冗官泛滥之辙，扰乱国家法纪，玄宗只好收回成命。他有两个儿子在洛阳“通宾客馈遗”，依恃姚崇在恩于分管东都官员任选的吏部尚书知东都选魏知古，“凭旧请托”。魏知古向玄宗密奏此事。一天，玄宗装做不在意地问姚崇：“卿子才性如何？今何官也？”姚崇很坦率地介绍两个儿子的情况，指出他们“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魏知古”，玄宗见他坦诚无私，想斥逐魏知古。姚崇说：“臣子无状，挠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谓陛下私臣。”玄宗遂止。姚崇这种识大体、重人才、不因私害公的精神，很受大家拥护。这两件事对朝野震动很大，请托之风有所收敛。姚崇“屡以奢糜为谏”，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将内宫金银玩器“销毁”，珠玉锦绣“焚于殿前”。
姚崇廉洁自律，两袖清风。他贵为宰相，在皇城却没有自己的宅第，家人住在偏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政务后，常常不能回家，就住在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里。有次，姚崇患了疟疾，上常令源乾曜处理政务，每有大事，就到寺里请教姚崇。源乾曜与姚崇接触较多，十分敬佩姚崇严于律己、廉洁勤俭的生活作风，他奏请玄宗让姚崇搬进四方馆（属中书省）居住，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认为四方馆太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住进去，遂坚决谢绝。
姚崇精于吏道，处事明敏。他与庐怀慎同为宰相，他死了儿子，请假十多天，政事积压很多，庐怀慎处理不了，感到恐慌，去见玄宗作检讨。玄宗说：“我以天下事委托于姚崇，你坐镇就行了。”暗示他不必担心。姚崇假满上班，很快裁决了积压下来的政事。紫微舍人齐浣称姚崇为“救时之相”，称卢怀慎为“伴食之相”。
姚崇最有名的事迹是坚持灭蝗。在古代，蝗虫被视为“神虫”，灭蝗乃重大禁忌。开元四年（716），山东（泛指华山以东之黄河流域）蝗害成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缚，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坐视庄稼被蝗虫吞食。姚崇上奏，引《诗经》及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但在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包围中，却引发官员之间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伴食宰相”卢怀慎是禁捕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捕杀蝗虫有伤“和气”，恐怕招致灾祸。姚崇据理力争，他痛陈利弊，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难道因为害怕蝗虫，就不怕百姓死于饥饿？卢怀慎无言以对，只好默认灭蝗。姚崇亲自指挥灭蝗工作，派御史任捕蝗使，分赴各地带领农民灭蝗，推广“夜中设火，火边掘坑”的科学方法。他还公布奖励措施，激发农民灭蝗的积极性：捕蝗一斗，奖粮一斗；捕蝗一石，奖粮一石。在姚崇的主持下，仅汴州一地，就捕杀蝗虫14万石。蝗灾受到有效控制，进而得以消除，从而避免灾荒的出现。
姚崇晚年因事退隐，但李隆基仍命其五日上朝一次，立于内廷供奉首位。每有重大事件，总是专门征询意见，对其礼遇甚厚、敬重有加。开元九年（721），三朝宰相姚崇去世，享年72岁。当时，国家经济状况比较好，社会上特别是在官吏中厚葬成风。姚崇对这一风气极为反感，他列举古代圣贤薄葬的故事教育他人，批评厚葬之风。姚崇去世前，向子孙留下遗嘱：不准崇佛敬道，不准为他厚葬，只给他穿平常的衣服，不要抄经写像，并告诫他的子孙们去世以后，也要照他的嘱咐去做，要永为家法。
宋璟（663－737），字广平，邢州南和人。其祖于北魏、北齐皆为名宦。景少年博学多才，擅长文学，他17岁便进士及第，。《旧唐书》称他：“少耿介有大节，博学工于文翰，弱冠举进士。”官历上党尉、凤阁舍人、御史台中丞、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唐开元十七年（729）拜尚书右丞相。授府仪同三司，进爵广平郡开国公，经武、中宗、睿宗、殇帝、玄宗五帝，在任52年。为人刚直不阿，捍卫正义，不畏权贵，史称“善守法持正”。一生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终于与姚崇同心协力，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唐，改变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唐帝国，史称“开元盛世”。
武后执政后，宋璟因为率性刚正而被重用，逐步由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升迁至御史中丞。其时，女皇的男宠张昌宗、张易之，私自向相士占卜运程，违反宫规，宋璟因此奏请追究，但武则天特旨赦免，并令二张兄弟到其府上谢罪，耿直的宋璟却拒而不见，以致与二张结怨，多次遭到恶意诽谤。
在中宗时，宋璟担任黄门侍郎。当时宋璟得罪了当权的武三思，因此受到排挤，被外调为贝州刺史。睿宗朝，宋璟被重新起用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执掌朝政，这是他首度为相。其间，他选贤任能、量才用人，他一改朝廷用人惟亲的恶习，提出了用人“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的准则，罢免庸官冗员数千人。为防止太平公主谋反，宋璟促请其出居东都洛阳，激怒太平公主，因此受到中伤，被贬为楚州刺史。
玄宗即位后，宋璟迁任广州都督。他专注民生之改善，向百姓传授砖瓦建屋的方法，逐步取代简陋的茅草屋，以减少火患。出自《开元天宝遗事》的成语“有脚阳春”，正是源于宋璟爱惜民力、体恤民情的典故，时人称宋璟为“有脚阳春”，因为他就如同春日和煦的阳光，所到之处，万物复苏，充满生机。公元716年，宋璟被调返京师，授以刑部尚书之职。此后，姚崇举荐贤能的宋璟作为自己的接班人，继续推行其政治路线。宋璟得到李隆基的器重，许多建议均获采纳。其间，他再度提出“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的准则。旨在杜绝佞臣进谗言扰乱视听，他制订百官奏事必须有谏官、史官在旁的规定，使裙带关系和诬谄风气得以遏抑。宋璟前后为相四年，他不畏权贵，力革前弊，奉公守法，不徇私情。相传，他叔父宋元超当了“选人”（侯选官）后，要求吏部予以优先照顾，宋璟得知后，不但不予优先录用，并手示吏部"不能私害公。"又据史书记载，唐代规定，每年地方各道派人定期向皇帝、宰相汇报工作。使者进京，往往多带珍贵宝货，四出送礼，拜结权贵，许多官吏收礼受贿，使者也多有因此得以晋升。宋璟对此则异常不满，并面奏玄宗同意，勒令所有礼品一概退回，以绝侥求之路，削杀收礼受贿之风。
公元720年，为相四年的宋璟，由于秉公办事而开罪于权贵，树敌众多，以致再一次失意官场，被降为开府仪同三司。公元729年，他东山再起，拜为尚书右丞相。公元733年，宋璟托辞年老，退隐于洛阳。
玄宗在姚、宋辅佐下，吏治不紊，纲纪有条，不到六、七年使唐王朝再次出现"天下大理"的中兴局面。唐代名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新唐书》称赞他：“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往唐使中兴也。”
俗话说：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除了姚崇、宋璟外，开元时的优秀工作者还有卢怀慎、张九龄等一大批人，这些干部在开元时都有很大的作为，而且自身都比较廉洁方正。卢怀慎自知才能不如另一宰相姚崇，因此凡事避让，在任期间的政绩只在于荐贤举能，任宰相三年后病故。卢怀慎为官廉洁，家无储蓄，门无遮帘，饮食无肉，妻儿饥寒，生活得很贫穷。他是唐代比较清廉的一位宰相。临终时还向皇帝推荐干部，而且提醒宋璟等人：皇帝开始倦于政事，必然要有奸佞之臣出来，乘机把皇帝连同国家引上腐败的道路。让他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辅佐皇上，防止奸佞蹑位。这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提醒，以后的历史完全证明卢怀慎预言的正确性。张九龄在做宰相之后，也像武则天时代那样，看重干部的品德和才干，而不是看重其家庭出身和社会背景。在吏部参与选拔官吏时，他一直主张要公正选才，量才使用。同时，对于唐玄宗的过错，他也及时地指出，加以劝谏，不因为唐玄宗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就隐瞒实情。
正因为路线正确，干部得力，开元初期，很快就结束了自武则天末期以来的混乱，使国家走向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的升平阶段。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曾经写了一首《忆昔》诗，描述了开元初期的兴盛景象。诗中写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但好景不长，这样的黄金时代大约延续到开元二十年。这时，开元初期的人才，也就是武则天时代培养的一批干部，基本退出权力中心，宦官开始得宠。卢怀慎忧虑和担心的事情，终于在唐玄宗身上发生。唐玄宗后期，由于政治上安于现状，在吏治方面也慢慢受到后庭和宗族、姻戚的影响，加之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为辅，由姚、宋苦心建立起来的政治纲纪，很快被他们破坏殆尽。相传，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狼狈逃到咸阳，一位长者向玄宗说："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平安。自倾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维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这是对玄宗的批评，也是对宋璟的赞扬和怀念。
李林甫、杨国忠，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