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先民的经济生活原本是以经商或传教为主的，但他们来到中国内地有时仅靠这些又不能维持生存。特别是在遭受民族歧视的时候，他们更需改变谋生方式以求得生存，因此，不少回族后来又转商为农，游居转为定居，但他们把经商的长处和农耕的经验结合起来，在不少地方，尤其是宁夏到处可看到亦农亦商，产销双通的回族个体。这是经济生活方式的结合性。
回族的语言也是结合的产物。回族话从产生那天起，它虽然随地就音，在全国内地15个地区有不同的汉语方音作为载体，但阿拉伯、波斯语的词汇和大量伊斯兰教借词也结合进回族的汉语中，而且回族话的语音和不少特殊的语法现象也是汉语普通话和其他汉语方言里所没有的。今天的回族话中汉语成分已占大多数了，可在元末回族话刚形成时阿拉伯、波斯语和伊斯兰教词汇还是相当多的。当时的回族话是：男人口里以上三种成分很多，女人口里则是纯正汉语。通婚后孩子逐渐掌握了经常在母亲怀抱中学到的日常口语，长大后逐渐学会使用了一些三种成分的中亚文化词，并天衣无缝地嵌入汉语口语中，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汉、阿、波斯、伊斯兰文化四种成分结合的回族话，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受内地汉文化占压倒优势的影响，汉语成分逐渐占了绝对优势而已，但回族话多种语言和多种文化成分结合的特性却没有变。
以上回族形成所具备的诸种结合性优势，是近现代回族小则富有文化素质，大则心系中华统一，在当今比起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更具有温和性与和谐性的内在原因之一。
二、回族入乡随俗，随遇而安的适应力
正因为回族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无世袭土地、无祖传家族、无代代相传的语言的一个外移民和原住民结合的特殊群体，所以他们更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他们只得而且善于并且习惯了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在回族由西向东迁徙，并在宁夏定居的长期的移民生活中，他们像旅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一样，为了谋生，走到哪里适应哪里，生产方式也由长期的小商业变成后来的农业和今天的工业生产。在此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无数难以言表的苦难。从元朝形成回回民族时起，回族人在政治地位上屡遭歧视。在元、明、清、中华民国四朝中，回族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权。即使仅仅为了生存、发展，他们也仍然在大王朝、大聚居民族的夹缝中如履薄冰。甚至在解放初，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之前，新疆等地的回族仍然在汉族和维吾尔族相互磨合中处在“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尴尬的地位。但是，回族却在其中磨炼了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甚而随机应变，与时俱进的成熟的心理素质，坚强的心理耐力，尤其是与强悍民族在一起共事的协调能力，有与多元文化多种性格的诸多民族一起生存的适应能力。
在封建社会，回族的这种适应力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经商、做生意中。他们惨淡经营小买卖，迎合各民族的生活消费，为了谋生意，他们不辞辛苦，挑着小担走遍村村寨寨，有时定居开店铺，挣钱不多，有时还要为抢店、砸店而含垢忍辱。但即使这样，回族人仍然能够以顽强的毅力和超常的心理承受力，以别的民族难以控制的包容力，使自己扎根在兄弟民族占绝对优势的街头市面，艰苦创业，自强不息，最终生意由弱到强，赚钱由小到大，人口由少到多，形成了其他原住民不得不承认，不得不看重的一个精明能干的族群。
解放后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回族的政治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由夹缝中的民族变成了山冈上的民族，不仅有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全国各地回族聚居地还有十几个回族自治州、县等居地，如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等。回族良好的心理素质、宽容忍耐的适应力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尤其在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中发挥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今天的宁夏，民族团结之所以持久而扎实，塞上江南的和谐社会建设得有声有色，重要原因之一，是具有浓厚的民族风俗和虔诚的宗教色彩的回族有很强的适应力，他们让自己的民族宗教习惯主动适应于当前汉族等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的主潮流，而不是与全社会的发展、时尚背道而驰。比如宁夏城市里的回族在饮食方面已经能通融汉族人了。回族党员干部在任职期间不信伊斯兰教，只是某些人退休后再到清真寺里参加一些有利于精神慰藉的活动。城市里的回族戴白头巾的变少了。回汉通婚的日益增多了。回族发挥宗教里的积极因素，如行善施民，让清真寺更好地为社区便民服务……
回族不仅以传统的经商为主，而且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处处有回族的身影。回族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这是回族比别的少数民族适应力强的突出表现。
三、回族与外族热情沟通的亲和力
说到回族的亲和力，这与她形成之初的开放性与后来的善于沟通密切相关。白立忱在《中国回族史·序》中说：“回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由于千百年来她的兼容并蓄，使族体不断扩大，文明不断提高，以致发展成今天拥有千万人口的现代民族。”“回族的形成与发展与中西交通的畅通和中外关系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和唐帝国的昌盛，使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得到了沟通。从唐到明前期，中国一直是开放的时代，没有开放，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就不可能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开放、沟通、兼容的大环境孕育了回族善于交往的小环境，表现的亮点便是他们的热情沟通的亲和力.
在今天的宁夏，回族的温和、热情、好客给外来投资的商人，从事科研的人才，挂职锻炼的干部非常好的印象，因此，普通的内地民众往银川移民的也逐渐增多。银川的“两个最适宜，”如果说“最适宜居住”那是宁夏的硬件工程，“最适宜创业”那就是宁夏的软件建设了，这其中，回族的亲和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外地人到宁夏不但没有不安感、陌生感，反倒有了一种亲切感、和睦感。今天的银川已经没有了见面就说：“你是哪个民族、我是哪个民族”的问话习惯。见面不分民族，这就拉近了回汉族和宁夏人、外地人的距离，在相谈如故、相处融洽后，才无意中发现他（她）原来是回族，这又使近距离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零距离。
回族的亲和力首先表现在不预先设防，不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外族的地位，而是一见面就很亲切，好像多年的朋友或合作伙伴那样。温情带来了温暖，远距离变成了零距离，许多原有的顾虑和心理设防就打消了。这种初次见面的亲和能力与其说是回族先天的优势，倒不如说是回族长期在大民族夹缝中生存，长期做中小经商生意时吸引顾客所训练修炼出来的一种交际文明。
亲和力的另一表现是回族的沟通能力，这源于回族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对族内，靠这种心灵纽带维系着强烈的亲附力，所谓“天下回回是一家”“亲不亲，穆斯林”，正是族内亲近感和凝聚力的映射。他们对族外，尤其是对汉族等内地民族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历史上，回汉不但没有积怨，而且联姻情结越来越深，所以回族人与汉族人即使是陌生人也很快能畅达地沟通，并不是因为有共同汉语没有交流障碍，而是有一种心理语言在迅速产生共鸣。难怪清末民国时期新疆分裂分子打出“杀汉灭回”的旗号，这从另一方面折射出回汉在外族人看来，有难以辨别的相似性。回族有性格倔强的一面，但更有性格柔润的一面，这种刚柔相济和汉族等内地民族的内刚外柔有相通之处，自然也就使这种亲和力很快有了开花结果的土壤了。
笔者来宁夏银川三个月，就对回族有了一种心理的亲切感和心情上的欣慰感，正是缘于所接触的回族均有着善于精神交流的亲和力。
2005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作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表述，增加了“和谐”，说明“和谐”是民族关系进而是社会关系的重要追求。马启智主席在2006年2月8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九届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认真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他在安排2006年宁夏工作时又着重指出，要“更加重视社会事业进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轨道……努力构建和谐宁夏”。中央和自治区对民族关系和和谐社会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主体少数民族——回族所具备的和谐优势即结合力、适应力、亲和力不仅对宁夏的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起着重要的基石作用，对构建整个中国和谐的民族关系也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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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杰：《论宁夏回汉等民族的相继移民与交融和谐》，《民族研究》（特刊）。
宁夏以回汉为主体的诸民族之所以能在今天稳定、繁荣宁夏中起到这样的中流砥柱作用，这与宁夏两千年来频繁迁徙、叠兴嬗替而又磨合交融最终达到和谐的多民族移民的接触密切相关。
宁夏自古就是人丁兴旺、物产丰富之地。秦时在今吴忠市建立了北地郡，有了“塞上”之称。汉武帝时在今银川建了朔方郡，那时就开始了“募民徙边，筑城缮寨，因河为固。”可见，宁夏文明之初、繁荣之始还是以华夏先民奠基的。《尚书》：“为德动天，无远弗屈，”《周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宽容、进取之思想成为“塞上”精神之滥觞。西晋末，匈奴人南下，在今银川建立了大夏国，蒙古族前身定居于此，在华夏文化基础上铺垫了草原游牧人的文化层。
（第六节）宁夏回汉等民族的相继移民与交融和谐
本节追溯并分析宁夏两千多年多民族移民叠兴迁徙并相互磨合的历史事实，从中论证匈奴、汉、党项、蒙古、回、满等民族在宁夏奠定了民族和睦的基础，而现当代回、汉两大主体民族更是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政治稳定、生产方式趋同、生活习俗宽容、精神文化相通的交融和谐局面。宁夏的民族和谐为全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典型。
北周于宣政元年（578年）破南朝陈国，又迁其民于灵州（今灵武），这是南方汉族移民进入宁夏的最早记载。当时银川为灵州属县，曰怀远。有了南方移民，稻作农业就得到了大力发展，从此宁夏有了“塞上江南”之称，这算是宁夏在诸民族移民相互碰撞、学习、磨合基础上的第一次大开发、大发展。
历史进入新千年时，宁夏的民族移民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元1001年即宋咸平四年，川北的党项羌在与吐蕃的常年战争后开始向北方转移，攻占了灵州，又攻占了怀远（今银川），改其为兴州，后升为兴庆府，这是宁夏银川政治经济双双上升的第一次亮相。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羌首领李元昊在兴庆府称帝，又一次采用了七八百年前匈奴的大夏称号。这一方面说明李元昊运用北方古代强悍少数民族的旗号更有号召力，一方面也说明党项羌首领对北方少数民族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宋元明正统的封建王朝不把党项人的政权看做是正统的国家，而称为西夏。其实，西夏国近200年的历史，不仅使西南的党项羌大批进入宁夏，西夏王朝也十分重视宁夏当地已经迁进来的历代各民族成员，西夏国是一个集蒙、汉（南北方）、羌族为主体民族，还杂有西域经商民族和北方其他草原民族的一个多民族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