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虽然刻画了中国移民的形象，但他的创作很少利用个人的经历和生活经验做素材，这在一般作家中是很少见的。批评家认为，哈特的作品其实谈不上什么深刻，“这些小说中没有多少对人或是对人性的坦率的观察，没有真实的人物，不论多么短暂，也没有对一种社会的精确的描绘，没有欣赏行话的真正听力，没有象征性的深度，没有对人类情况正确的评论，没有漫不经意地我思想情感的流露，也没有真正有影响力的见解”，不过“它们有幽默——弥漫、奔放、往往还清新、自然”。哈特创造的乡土世界虽然“是一个不十分充实地扎根于事实中，使其具有逼真的确凿性的世界，而且就连它里面包含的事实主要也是一些已经老掉牙的过时现象。然而它却一眼便可以看出是貌似真实的、紧凑的完整的。它是一个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不相上下的世界里面居住着一些淳朴、耐久的人。”这自然包括“异教徒中国佬”。
如果说哈特笔下的阿新，再现的是“低贱”的中国劳工移民，那他1876年创作《异教徒李顽》（Wan Lee The Pagan）时就不仅仅如此了。他同时还将目光投射到中国移民的上层人物身上，并且试图结合中国文化的具体内涵，对外来的陌生人的诡秘性作更深层的探索领悟。在这篇作品中，“异教徒”已远远不是一种象征化的揶揄了，而是流露出对中国文化古老的神秘性的敬畏和理解，流露出对中国文化在与美国文化遭遇时所受到的排斥的真诚惋惜，及对种族主义的愤慨。尽管哈特在刻画具体的人物形象时，依然有意无意地隐含着一种妖魔化的倾向，但所揭示的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残酷现实，却是触目惊心，无可回避的。
《异教徒李顽》虽然不乏哈特式的幽默，但它讲述的其实是一个让人同情的中国少年在美国的悲剧，字里行间因而散发出一种异样的悲凉。
小说主人公李顽从小就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不记得有父母，是一个魔术师把他抚养大的，他只是大人手中变戏法的一个活道具，但他非常聪明、善良、可爱又有点古怪，本该上学的年龄，却在报馆里当学徒，后来被教父送到一位中国传教士办的学校上学，和一位美国小姑娘结下了真挚的友谊；为此，他经常遭到白人孩子的忌恨和凌辱，挨揍更是家常便饭，最终在1869年加利福尼亚的排华暴乱中，“被一伙半大不小的小伙子和基督教学校的学生们用石块砸死在旧金山的街道上！”
哈特在描述这个悲剧时，渲染着一种神秘色彩，作品中每个人物几乎都有某种程度不同的神秘性质。在一种扑朔迷离的氛围中，作者似乎以一种轻松的笔调和零度的写作方式展示着美国人目光中诡秘的中国移民的形象，但这已不再是远距离的观照，而是近距离的直接审视。作者逼近的审视首先从中国移民的上层人物，一个成功的商人宁福公司总经理辛和那儿开始。
古董商人辛和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也是一个不乏幽默而严肃的作家和中国哲学家，在他身上似乎集中展示了中国人的智慧和高雅。作者这样描述辛和的形象：“他是一个相当严肃、正派、漂亮的‘上流’人士。他的肤色就像一块上等的棕色上光细棉布，除了蓄着长辫子的地方，整个头都是那种颜色。他的眼睛漆黑闪亮，眼睑总保持着150角，鼻子笔直、端正，嘴很小，牙齿十分洁白。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绸上衣，冬天上街的时候再加上一件羔皮短外套。他还穿一件团花篮缎子的裤子，紧裹着小脚和足跺他的仪表却那么落落大方……他的态度虽然严肃认真，却彬彬有礼。他的法语和英语都讲得很流利。总而言之，我很怀疑，你在旧金山的基督徒商人中能找出一个及得上这位异教店老板的。”在哈特的眼中，出于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移民商人辛和远远超过了基督教信仰培育的本国商界，与其说是对这位中国移民上层代表的推崇，倒不如说是对中国文化的敬意。
辛和属于在美国西部经商成功而又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并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少数成功者，和那些只能充当“苦力”的绝大多数中国劳工相比无疑是幸运儿，哈特把这归之于他身上禀赋着的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而显现的良好教养和过人智慧，凭此辛和才得以在艰难陌生的环境中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从他结交的朋友可以看出：联邦法院的法官、政府的大员、报社的编辑显赫的商人，都是他的座上宾，他甚至非常巧妙地使他们做了李顽的教父；那显然是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苦力做不到的。
辛和这个人物的神秘性，不仅表现在他以移民的身份和美国上流社会建立了密切的来往，还同时和中国移民的底层社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显得是个不可捉摸的大腕，因而这才有魔术师老王神奇的魔术表演，和辛和本人的养子——悲剧主人公李顽的出现。
魔术师老王的技艺属于美国国土上表演过的中国古彩戏法里最顶尖的。他能用一把扇子将许多薄纸做成的蝴蝶一扇，而使它们一直在空中翩翩起舞，并能像活蝴蝶一样非常敏捷地躲避观众的捕捉，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当他把自己的四肢全都弄得关节脱臼，在空中躺下，显然并不倚靠着什么，更让观众感到惊心动魄、神奇无比。当然，这还称不上最激动人心的，小李顽在魔术表演中的现身才是最神秘的，叫人不可思议。
小说绘声绘色地铺排了小李顽现身前那种诡秘而近乎恐怖的氛围。在观众焦急等待的过程中，在魔术表演的地下室里甚至听见了大街上大钟的鸣声和偶尔驶过的一辆马车的嗒嗒声，“那种凝神期待的心情，那种凛凛地笼罩着后面一尊怪模怪样的中国佛像的地窖里的朦胧、神秘的微光，那股跟香料混合在一起的轻微的鸦片烟气味，以及我们真正等待着的事情难以捉摸的恐怖性，使我们很不舒服地凉透了脊背……”接着，小李顽终于在魔术师梦幻般的表演中，从看上去一无所有的虚空里显现出来：“围巾下边有一件东西！不错——有一件先前不在那儿的东西，起初，只不过是有什么凸起的迹象，有一个模糊的轮廓，可是随着每一分钟，愈来愈清楚，愈变愈明显……那个隐蔽着的东西形成了一个躯体，从围巾中央顶起了五六英寸。那时候已经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完整的小躯体，胳膊和腿全支出来了。老王站起身，用一个迅速、利落的动作一手把围巾和绸子全都扯开，露出一个中国小婴孩儿，安安静静地睡在我的手绢上！看起来像檀香木雕刻成的一个丘比特！”
但是，这个诞生在美国的东方丘比特小爱神，却于10年后惨死于加利福尼亚疯狂的排华暴乱中。他的死同样让人感觉困惑。当初辛和让他来到教父的报馆里当学徒，是为了避免排华分子对他生命的威胁。在教父眼中，小李顽跟他的名字一样，只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小顽童，所以经常做出一些古怪的行为，其实他的相貌和对事情的悟性都叫人非常喜欢。他对种族主义分子非常憎恨，也常常能运用自己的小聪明给予回敬。他很诚实和善良，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小瓷菩萨像，当他结识了一个比他小两岁的美国小姑娘以后，“相当迷信地敬爱着他的小朋友，就和他对那个异教的菩萨一样”。他最喜欢的事就是帮她拿着书，跟在她后边上学校去，或者替她制作最美妙的玩具。他常用胡萝卜和萝卜刻成令人叫绝的玫瑰花和郁金香，拿瓜子做出活生生的小鸡来，做些扇子和风筝，或者做小娃娃的纸衣服。小姑娘则为他弹琴、唱歌，教给他上千种潇洒文雅的举动，读书给他听，领他一块儿上学校去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情景是幅美妙的图画。
他们一块儿相处得很好——那个基督教小姑娘的肥胖洁白的小颈子上挂着闪烁的十字架，这个黝黑的小异教徒的上衣里藏着他的狰狞的瓷菩萨。
这里的描写，表明哈特已经领悟到，陌生的中国人的神秘性很可能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那终究像表演的魔术，带着包裹于外的种种花饰或形形色色的道具，是后天训练养成和附加上去的，而在最基本最原始的人性方面，都是淳朴和率真，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两个孩子能够毫不困难地相亲相爱，一无芥蒂。十字架和菩萨像的两相映照，也说明两种信仰和两种文化并非不能共容。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至少是良好的愿望，同时一定程度也是事实——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敌视或轻慢中国移民的，包括那些处在最下层的苦力。在美国众多的文人墨客中，哈特算不上优秀，但就以上这点来看，他毫无愧色称得上是个有良知的作家。
然而，严酷的现实中的恶势力，无情地粉碎了所有美好的希望，无论是在生活中萌动的还是在人们的心灵里油然而生的。哈特无力抗拒这个现实，哪怕是在文学想象的虚构世界中。他只能写一出悲剧，而不是一出喜剧。小李顽的无辜被害就是悲剧的结局。
小李顽被排华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杀害后，跟出现时一样，神秘地置身在地下室里，他生前一直随身携带的“那个小瓷菩萨，已经被那帮反偶像的基督徒们手里的一枚石子砸得粉碎了！”我们看到，哈特终于忍不住突破了他惯常的无动于衷的态度，含蓄地表示出对种族主义的愤慨。
小李顽的悲剧显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移民少年的悲剧，也是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这种冲突根本上是人为的，却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避免。小李顽的命运在辛和的事业成功的反衬下，加倍意味深长。崇拜偶像的中国异教徒，面对着刚进人的美国社会，毕竟属于弱势群体，即使像辛和那样上下得势、左右逢源的特殊人物，也无法保护一个聪慧而年幼的生命，他救得了小李顽一时，救不了他一世。就像瓷器在石子前被砸得粉碎，中国移民信仰的菩萨在美国也难以同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文化抗衡。这或许是哈特在中美两种不同的文化速公相遇时最深切的感受。
超然冷漠的幽默背后
美国文化背景上出现的让人感觉陌生的中国人，遥远的神秘的中国文化，善和恶交织，高雅和低劣并存，喜剧的扮演过程中也上演着悲剧……所有这些，构成了哈特作品中展示的他接触到的中国文化的直观印象。这和从翻译介绍过来的理念出发，从欧洲经验出发的有关中国的抽象认识是不同的。不管全体的印象是否完整，那是作为作家的哈特面对活生生的一个文化现实，而滋生的真切而具体的感受或想象。
哈特关于中国移民题材的诗文，毕竟只占他作品的一部分，看上去也没给我们提供更深刻的东西，但是以诡秘为特征的中国人形象在广大的美国读者心目中打下了烙印。这和东方文化固有的神秘因素，尤其来自中国民间的神秘文化（对菩萨像和其他偶像的崇拜更多是民间普通百姓的事，而不是士大夫的信仰，也不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它们让西方人既感觉难以捉摸，又私心向往之。哈特的描写和美国民众的这种好奇心态有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与此同时，这种神秘化倾向也是19世纪遍及欧美的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余绪，是追求异国情调的表现；而种种异国情趣的东西，又通过写实的手法巨细无遗地罗列出来，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可触可感的环境和氛围。请看《异教徒李顽》描写故事叙述者应邀与大商人辛和会面，路经后者批发庄的情景：
星期五晚上八点钟，我走进了辛和的批发庄。里面满是我早先就常常注意到的那种芬芳中掺和有神秘外国气息的香味；还有原先一直摆在那儿的那一批奇形怪状的东西，那一长行罐子和陶器，那种怪诞、灵巧和精致的琳琅满目的玩意儿，那种不断叫人联想到浅薄易碎的质地，那种色彩毫不调和，而每件本身又都美丽而稀罕的物品。做成大龙和巨蝶形状的风筝；构造灵巧、迎风的时候每隔一会儿就发出一声老鹰鸣声的风筝；随便哪个孩子也拉不住的大风筝——它非常之大，看了就会明白，为什么放风筝在中国是成年人的一种娱乐；瓷和青铜制的菩萨像，做得不必要地丑恶可怕，由于不可能具有那种形状，反而不能唤起人类的任何兴趣或同情；上面写满了孔夫子至理名言的糖果罐子；看起来像草篮的帽子和看起来像帽子的草篮；极薄的绸子，你可以把好多平方码塞过小手指上戴的戒指，而那个难以置信的码数叫我十分踌躇，简直不大敢记载下来——这些，以及许多其他无法描写的东西，我全都非常熟悉。
这里的展示，基本上采用了客观手法，尽管带有揶揄和特意夸大的成分，但主观情感的渗入和流露几乎难以觉察。这是哈特写作的一个特点。因此，他对美国白人的种族主义的愤慨也表现得较为平和与婉转，容易为美国读者所接受。哈特习惯以一种非常自然、平稳的口吻叙述故事，他对中国移民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的不满深深隐藏在作品里，不经意间偶尔也会有所披露，今天读来当然不免茫然，但在当时那种排华、访华的社会语境中，已属不易。如《圣诞老人来到辛普森洲》中，辛普森洲的哲人和领袖狄克·布伦对一位老人说：“老头儿，你的小约翰近来怎样？我看见他在山崖上朝中国人扔石头，觉得他样子不挺活泼，似乎玩得不很起劲。昨儿，中国人有一帮在这儿——因为上游河水泛滥而逃出来——我于是想到了小约翰，想到他上次怎样没打中他们！他要是不舒服，咱们这会儿去也许挺碍事儿吧？”这看似很平常的一段话，却将当时美国排华反华的种族主义的猖獗于无形中暴露无遗：中国人的受虐被美国儿童当作消遣的游戏，中国人的悲惨处境成了美国人闲聊的话题！哈特并没有大声呐喊，却借作品人物之口巧妙自然地点到即止。我们总希望作者能多告诉读者一点什么，但一切都超然、冷漠、带着点幽默色调过去了。其实在它们背后仍有不少值得回味的层面。
或许应该指出，哈特基本仍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上，因此他对中国移民在美国的悲惨遭遇的同情，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领悟，都是十分有限的。我们看到，他似乎是把戏法和偶像崇拜当成中国文化的最神秘核心了。但哈特和同时代其他那些只知回应西方关于中国的种种传说的作家和诗人相比，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哈特比他们更具有艺术家的敏感，当一个外来的文化现实出现在自己面前时，他没有视而不见，或全力回避，而是直面它，走近它，和它进行对话，力图解开和表现其神秘和陌生的属性。这样的态度首先就应加以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