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看，哈特尽管也置身在当时强烈的排外主义种族歧视的氛围中，但他自己是犹太移民后裔，所以一般美国白人的那种盎格鲁一撒克逊种加清教徒（即所谓的WASP）的优越感对他来说不是至高无上的东西。在他眼中，中国人并非什么“劣等的民族”，只不过是不信奉基督教的异教徒而已。他用“异教徒中国佬”称呼中国移民，本意也不见得有多少恶劣，只是含有揶揄的成分罢了。在哈特看来，异教徒的品行即使不端，但智力绝不低下况且异教徒似乎也有被基督教感化的可能。《异教徒李顽》在叙述小李顽和美国小姑娘的友谊时说过：“我很想能在这儿说上一句，她促成了他的皈依，使他丢开了他的瓷偶像，但是我讲的是一件真事。这个小姑娘只使他内心里充满了她自己的基督教善良品质就满意了，并没有让他知道他已经有了改变。”显然哈特相信，宗教信仰绝不是唯一重要的，关键在于人性中的善良品质得以发扬，在此基础上不同的文化和种族才有可能和谐共处。但如同我们指出过的，这只是哈特的一厢情愿。自称信奉基督的暴徒们手里的石块，不仅砸碎了小李顽怀里那个象征中国文化的小瓷菩萨，同时也玷污了耶稣基督鲜血浇灌过的十字架，葬送了菩萨像和十字架相容相存的美好前程。哈特就这样以幽默掩饰着破碎的良好愿望，目送着伤心的中国异教徒，在布满燃烧的荆棘的美国西部土地上，步履艰难地龋踊徘徊。
2.正义之旗：马克·吐温和中国
同哈特那一点对种族主义的隐隐不满和对中国移民的浅浅同情相比，杰出作家马克·吐温（Mark.Twain1835—1910）的态度就名副其实是旗帜鲜明、仗义执言了。马克·吐温与哈特处在同一时代，面对着同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经历了美国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形象进行的妖魔化宣传和白人种族主义者掀起的排华浪潮，但他毫不隐讳地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讨伐美国种族主义迫害中国劳工的罪行，抨击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种种虚伪行径，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充分的理解，其言辞激烈和犀利的程度在美国作家中罕有人能匹敌。虽然马克·吐温和哈特一样，开始走上文学之路时也通过写幽默化的短篇故事（sketchandstory）成名，但他敏锐的目光、仁爱的胸怀、愤世嫉俗的痛切感、要求社会公平的勇气，都是哈特无法及得上的。正因为此，我们在他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看到了对人的普遍价值的讴歌，在《亚瑟王朝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中看到了对封建专制和现代文明的双重抨击，在《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中看到了对利欲熏心的极度失望，在《镀金时代》（与他人合著）中看到了对19世纪中后期美国空前繁荣的背后实质的暴露。从这样的思想基础出发，马克·吐温必然会站在受迫害的弱小者中国人一边，替他鸣不平，申正义。
除此之外，马克·吐温还不像哈特19世纪70年代后期就赴西欧任职和定居而离开了美国。他享力较哈特为高，进入20世纪的头10年间继续活跃在美国文坛，并在世界各地旅行和演讲，就当代事务发表报道和看法。这些，为他提供了机会，也驱使他必须对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和其他关系的问题亮明自己的观点。这使得他不惮以“义和团员”公开自称，而他有关中国的印象，也主要见诸亲见亲闻的时评，纵然议论风生，但可惜没有更多地归属于文学想象的生动空间。
在马克·吐温那里，中国人的现代命运首先不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是他倾毕生之力指责的人类不公正的又一有力佐证。他优先考虑的，并不是中国文化的内涵究竟有哪些，美中两国的文化差异有多深，而是着重呼吁人们在遭遇一种异己的文明时，应当诚实、正派、公道和虚怀若谷。
面对“活地狱”的良知
中国本土的小说家曾把赴美华工的遭遇比喻为“活地狱”，这是一点不错的。从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中国人赴美的劳工移民除极少数人靠亲友代筹旅费外，大多数人是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旅费由招工的经纪人先垫付，到美国找到工作后，加上高额利息按月陆续扣还，直到还清欠债，才算是一个自由的劳动者另一种在鸦片战争后变得普遍起来，即由美国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的“招工所”或通过美国在中国内地设立的洋行，委派所谓经纪人，采用利诱强迫、拐骗掠夺的方式，网罗年轻男子，美其名曰“契约工”，乘美国商船赴美，老百姓俗称“买猪仔”。到18印年，这种苦力输出已被美国飞剪船所垄断。被拐骗来的华工上船后，生杀之权操在经纪人手中，他们往往与外国船主串通一气，把华工关在舱底，那里环境污秽，空气混浊，疾病蔓延；华工们饥饿难忍受尽折磨，死亡不断发生，其悲惨遭遇与那些从非洲贩卖过来的黑奴几乎没有两样。富有反抗精神的中国人民在残酷压迫之下，往往奋起抗争。1851年和1858年都曾在装载华工的美国船上，发生华工在海途中放火烧船与强盗们同归于尽的壮烈事迹。清末的洋务专家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叙述说：“华工被诱后，既悟受人之愚，复受虐待之苦，不胜其愤，辄于船至大洋，四无涯际时，群起暴动以反抗，力即不足，会全体投海以自尽，设或竟以人多而取胜，则尽杀贩猪仔之人及船主水手等，投尸海中以泄怒。纵船无把舵之人，亦不复顾，听天由命，任其漂流。”这些事件得到了广泛报道，连恩格斯也在1857年写的《波斯与中国》一文中提到：“连那些到外国的苦力（指华工——引者按），也好像在事先约定了的那样在每一只移民船上起来反抗，夺取船只，他们宁愿与船身一起沉到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而不愿降服。”而那些历尽风险、侥幸活着到达美国的华工，并没逃脱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而且因排华浪潮的掀起，处境日渐艰难。
19世纪中后期美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不久于1873年爆发了经济危机，而且呈现反复之势。美国统治阶级为转嫁矛盾，蓄意把经济危机造成的工人失业率的增高和居民生活水平的降低归咎于外来移民，特别是中国移民，散布种族偏见，施行种族压迫。为了找到排斥华工的借口，肆意对中国妖魔化，把中国人低为道德败坏的民族，宣传“黄祸论”，说中国人口繁殖率高，一有机会自然涌入美国，其趋势会使美国成为中国的省份。在各地白人排华分子的煽动下，迫害华人、杀害华人的事件不断发生，连少年儿童也都时有参与。美国各州当局都订立了许多针对华人的非常苛刻的法律条文，1882年联邦政府通过了排华法案，宣布10年内“终止华工前来合众国”，1892年又将该法案有效期延长10年，对华人的排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就是在这样一种喧嚣甚上的排华浪潮中。马克·吐温代表了清醒的良知，注意到了在美国处境越来越艰难的华工，觉察到了白人种族主义的偏见。他怀着一颗同情博爱之心，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要替被迫害、被污辱的中国人争取生存的平等权利，要替他们发出正义的呼声。
马克·吐温曾担任过报社记者，当时他曾走访过唐人街，对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唐人街的真实情况，对华人的生活和性格都有所了解。他以为尽管来自大洋彼岸的华人未能融入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但他们绝不是像美国舆论蓄意诽谤的那种人。他对华人遭受歧视和侮辱，十分气愤，曾写过一篇杂文《该诅咒的儿童》发表于纽约的《星期日水星报》上，抨击一群受种族主义毒害的儿童欺负无辜中国移民的事情。这群孩子见到一个华人走过，蜂拥而上，抢走了他放衣服的篮子，像一群恶魔一样，揪住他的辫子，尽情捉弄。马克·吐温愤怒地写道：“老天爷可怜可怜那些偶尔碰在附近那些孩子们手里的华人吧，因为法律是不屑于他们在眼一顾的，而加州整个青年一代又都压在他身上。”“我的老天爷，欢呼吧！你看，有这样卑下的事情作为先例，什么事情就都是高尚的了。”这篇文章的言辞虽算不上怎么激烈，但爱憎分明，明显表示了对中国移民的同情。
马克·吐温也对报纸、警察、司法机构进行了鞭挞，它们或者直接参与迫害华人，或者沆瀣一气，相互包庇。他另一篇短文中揭露说，旧金山各日报总是盛赞“精明强干的警官某某或某某拘捕了偷鸡的艾福或秦旺，再不就是宋喜（都是些虚拟的中国人名——引者按）；但是当有些白蛮子平白无故地用砖砸破华人的头时，报纸却从未表彰过谁捉住了侵犯人权的人，原因很简单，警官并没有逮过任何人，而中国人的流血，只能使他会心大笑，他认为这是最赏心悦目的玩笑。我曾亲眼看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旧金山，一群狗几乎把一个孤苦无靠的华工撕成碎块，我还看到帮助总统竞选的人，手提泥浆桶站在一边，把它当一台马戏看。我曾目睹一群恶少用石头猛砸一个不声不响走过的华人，砸得他遍体鳞伤，鲜血淋漓地跑回家。我看到不少华人被用人所能想得出来的最卑鄙低下、最残酷拙劣的手段进行侮辱、虐待，可我从没见过有谁曾在法庭伸了自己所受的不白之冤。加州的法律不准华人对白人起诉。”
马克·吐温满腔义愤地为华人鸣不平，他渐渐地意识到迫害华工的罪魁祸首其实是美国政府当局，于是他在文章中揭露的内容更深刻了，抨击的力度也加强了。1870年他在纽约《银河系》上发表了一篇措辞十分辛辣的讽刺小品《对一个孩子的可耻迫害》，1870年至1871年又在该杂志连载过一篇书信体的短篇小说《哥尔德斯密斯的朋友再度出洋》，同期前后写过一篇《一个中国人在纽约》，1877年还与布勒特·哈特合作写过一个以中国移民为主人公的剧本《阿新》。这些作品，不仅表现了马克·吐温对中国人的深切的同情，而且对于种族主义的攻击之激烈，讽刺之辛辣，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足以令种族主义者胆寒、受蒙蔽者眼亮。上述各个作品，剧本《阿新》前面介绍哈特时已谈到，下面再就其他几篇作品做一点述评。
《对一个孩子的可耻迫害》，记叙了一个衣着讲究的男孩，在去主日学校的路上用石头砸伤了华人，而被旧金山警方拘捕的事情；所谓“可耻迫害”无非是有意调侃，正话反说。马克·吐温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个出身上流的男孩用石头砸伤华人，根源在于从小就施加给他的种族主义思想教育，孩子实际也是可悲可悯的受害者。他这样刻画孩子的心理——
这孩子发现华人没有什么权利，必定能得到什么人的尊重，也没有什么悲伤，必定能得到谁的同情；当白人需要替罪羊时，无论是他的生命，还是他的自由，都不值分文；谁也不喜欢华人，谁也不同他们为友，只要能使他们受罪，就决不会轻易饶过他们；无论谁，个人也好，社团也好，甚至州府阁下自己也好，都齐心合力，憎恨那些卑微的陌生人，侮辱他们，迫害他们。因此，这样一个跳跳蹦蹦去主日学校上学的心地纯良的孩子，整日价头脑那纷至沓来的尽是那些刚学到的关于高尚行为的教育，他能不自然而然地对自己说：“啊，来了个华人！我要是不用石头砸他，上帝可就不会喜欢我了！”
至于警察，虽然在这个案例上似乎执行了法律，更多时候却忙于把无数无辜的华人投入监狱，而当华人遭到严重迫害时，他们却一个个像“在睡大觉或死了一样，让罪犯逍遥法外”。马克·吐温以移民入境费为例，揭破来美华工的权利从一开始就得不到保证，宪法的平等自由的法则一再被各种附加的法令破坏殆尽：“立法院明知宪法使美国成了所有国家穷人和被压迫者的避难所，对于那些飞来我们檐下的穷人和被压迫者是不得向他们收取巨额入境费，以致他们腰都直不起来的。可是立法院却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每个华人一经登陆，即须在码头接种牛痘，并向州府指定的官员交付10美元服务费，而在旧金山十分乐意收到50美分就去做这事的医生则大有人在。”种个牛痘就被敲诈“10美元”，虽不算很严重的事，但小中可以见大，这对美国自称“穷人和被压迫者的避难所”不能不说是个极大讽刺。
《一个中国人在纽约》记叙了中国移民被利欲熏心的资本家当做广告物的奇耻大辱，猛烈抨击了因金钱而践踏人性的卑劣行径。纽约一家茶叶店的店主，为求生意兴隆，雇佣了一个穷苦中国人，让他身着长袍，头戴花翎帽，脑后甩着小辫子，坐在门口当活广告，以吸引顾客。过往行人都把这个华人当马戏丑角围观，不少人还口出秽语，对他肆意侮辱。马克·吐温愤怒地谴责店主的“贪婪使得他丧失了人性”，乘人之危，让中国移民受尽屈辱。而那些围观的美国人动辄以“文明”、“人道”自诩，却不为别人的苦难动心，反而幸灾乐祸，甚至将人当玩物，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马克·吐温指出，这值得每个美国人深思。
《哥尔德斯密斯的朋友再度出洋》可以说是作者唯一的中国题材的小说，题目来自18世纪英国作家奥列弗·哥尔德斯密斯（1730—1774）一部书信体小说《中国人信札》，后者的主人公是位旅居国外的中国哲学家，作品借他的眼光对当时的伦敦和英国均有不少批评。《哥尔德斯密斯的朋友再度出洋》的体裁、叙述方式和主人公的设置都仿照《中国人信札》，假借中国移民艾颂喜的口吻，用书信形式写成，但篇幅略小，共计七封，叙述了这位老实的天真汉受骗赴美，在旅途中及到达后的种种悲惨遭遇，以及他起初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充满幻想，最终彻底绝望的思想过程。
艾颂喜因向往“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美国，离乡背井踏上赴美的轮船，没想到一上船就遇到麻烦事，被敲去两元乘船费，并被塞在又闷又挤的底舱，险些被蒸气烫伤。一上岸，正当他庆幸到了自由乐土时，却挨了警察一顿拳棍，连行李也被没收，又被强行种痘，被敲诈了10元钱，可怜他“干了一年半的苦活，省吃省穿积攒下来的钱”统统被“掏光”了。还没有缓过神来，又被几个年轻人唆使的一条恶狗“咬得破破烂烂，鲜血直流”，最后由于被捕才摆脱了恶狗的撕咬。逮捕他的理由是他“犯了妨害治安和破坏秩序的罪”，并且连申辩的权利也没有。由于没钱贿赂，他被投入监狱。警察对他痛骂道：“你这外国杂种，就叫你在这儿倒霉吧，迟早你总会明白，美国是没有地方收容你这种家伙和你那种民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