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改变了世界。这既是斯诺始料未及的，又是他有所预见的，因为真正决定人心向背的，是人类向往民主自由的根本理想。斯诺充分认识到，“世界上没有力量能够在亚洲恢复以前的农奴制度，也不能够在地球表面抹去亚洲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所应用的民主政体”，“中国已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为了民主社会思想捐躯牺牲，这种思想或这种思想背后的动力，都是不容摧毁的”，而且它“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斯诺高度赞美红星照耀的那一片国度，就因为在这里看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
在陕北苏区的四个月，是斯诺印象深刻的一段日子。他在自传《复始之旅》中回忆说，当时一方面在国统区生活期间“所看到和感到的贫困、无知、污秽、残酷、冷漠和混乱此时此刻还塞在我的脑海中”，另一方面在红色根据地，“与我所熟知的白种人‘当政’寡头形成对照，与我所熟悉的一小撮贪婪的占有集团形成对照，中国共产党人是诚实、正直、无私的人，他们随时准备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他们珍视这个理想胜于珍视个人的生存”。共产党当时无与伦比的向心力和吸引力，不就是这样一种伟大而崇高的理想主义吗？
斯诺在延安还面对面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结下了或浅或深的交情。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毛泽东。这位农民的儿子，从未留洋考察或学习过的马克思主义者，未来共和国的奠基者，及以后那场举世闻名的“文化大革命”的倡导者，也希望向世界介绍自己。他在繁忙的政务和党务中抽出身来，一连十几个夜晚向斯诺细述自己的身世。通过斯诺发自窑洞的报导，世界从此知道了毛泽东和他的一班助手；四十年后，还是通过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的谈话，毛泽东恢复了因“文革”和世界中断的联系。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对毛泽东作了一番这样的介绍和评价：
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能是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任何单独一个人都做不了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存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认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苏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当时对长征途中才建立起领袖地位的毛泽东的个人情况，外界十分隔膜，因此流传着有关他的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什么“无知的农民”，什么“半死的肺病患者”，什么“发疯的狂热分子”，不一而足。然而，斯诺却发现毛泽东有着渊博精深的学识，不仅精通中国文化，而且学贯中西，对哲学、世界历史、世界政治、欧洲社会，不是作过“深入研究”，就是“惊人的熟悉”，或有“实际的了解”。毛泽东对30年代国际政坛的风云人物，如英国工党首相麦克唐纳、美国总统罗斯福、法西斯首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和尼赫鲁，也都相当熟识，或表示敬意，或表示蔑视。他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读古希腊哲学家和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卢梭等西方思想家。他精通军事谋略，可以称得上是“颇具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然而，斯诺印象中最准确地把握，是关于毛泽东同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民众的精神纽带。没有人比毛泽东更了解他们，更擅长综合、表达和了解他们的意愿。这将深刻地制约着以后数十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包括其成功和曲折。
斯诺独具慧眼地敏感到，毛泽东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个人，无论作为个人他是何等的优秀，更重要的是他代表着一个有千百万人参与其中的伟大运动，代表着这千百万人的历史、传统、意志和创造的冲动。对毛泽东的采访给他留下了历久难忘的一段记忆：
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同样，斯诺在报导红星照耀下的这片国度时，他的精神和灵魂也在不知不觉间经历了一次洗礼和升华。他不仅仅是一名成功的新闻记者，中国革命事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左翼进步人士的热诚朋友，而且已经弥散、扩大、上升为一种浩荡的真挚的心愿，“真正关心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希望美国了解“活的中国”，也让中国懂得美国，懂得更全面。作为个人，他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和价值，今天岁月的流蚀或许已淡化了他的存在，而作为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另一文化另一民族的伟大而真挚的相互了解的心愿，自从发端以后，就一直在继续蓬勃发展，并且声势日益浩大。
在这一声势日益浩大的浩荡潮流中，我们不应该忘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Smedley，1859一1950）的名字。这位出生于美国工人家庭的女作家和新闻记者，于1929年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踏上中国大地，先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来到延安，在山西前线做过战地救护工作，直至1941年因病回到美国。史沫特莱初到中国时，正值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横遭反动当局的逮捕和杀害，引起了她对革命运动的深切同情，和对旧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黑暗腐败的种种状况的忧虑。从此她下决心和中外进步作家、记者一道，“搬走封锁中国的大山”，把中国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告诉全世界。经过长期的并肩斗争，她把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自有生以来仅有一个挚念，一个信心，那就是为解放那些贫苦和受压迫者而努力工作。在这个努力中，我已看到中国人民革命在这方面的成就。”她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再现了自己的一生，《伟大的道路》则记叙了她崇拜的朱德的事迹。晚年她受美国反共势力的迫害，客死于英国牛津，骨灰按照她的遗愿也安葬在中国。
和史沫特莱同时活跃在红色中国的，还有一名美国女作家和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一1970）。她出生于牧师家庭，在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这以后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从事反战宣传，争取女权，同情、支持和参加劳工运动，1921年赴苏联创办《莫斯科新闻》，报导十月革命情况。她很早就关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曾先后六次来中国，以作家和记者的敏锐目光，为红色中国各个时期的发展作了实录。1925年和1927年斯特朗两次来华，亲眼目睹了大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她将中国和苏联革命的情况进行对比，从中体会到中国革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事业”，写下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热情赞颂中国革命。1937年，她又来到中国，访问了抗日根据地，拜访了朱德、贺龙、刘伯承、彭德怀等八路军将领，后来写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讴歌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1940年斯特朗第四次来中国，与周恩来进行了多次深入交谈，了解到蒋介石的反共阴谋。“皖南事件”爆发后，她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在纽约各报公开了蒋介石围攻新四军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揭露了蒋介石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诡计。抗战胜利后，斯特朗第五次来中国，访问了延安，写下了《中国的黎明》这部反映革命胜利前夕延安的著作，预言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1950年她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欢呼新中国的诞生，出版了她的巨著《中国人征服世界》。1958年她第六次来到中国，定居北京，主办《中国通讯》，继续从事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事业，以实际行动加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她的最后一部著作《我在中国的发现》，充分体现了她对中国的深刻的人性洞察力。
5.烽火岁月留踪迹：海明威的中国报道
时代在变幻。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国际格局，中国和美国结成了反法西斯的盟国。美国人民和进步势力希望了解处在抗日第一线的中国情况，著名小说家海明威（Ernst Hemingway，1899—1961）担任了使者，他也是当时来华的众多美国记者和作家之一。
海明威一生充满了让人钦慕不已的传奇色彩。他以眼疾之躯远赴欧洲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30年代作为出色的战地记者投身西班牙内战，在别人都以为他不行的情况下勇夺诺贝尔文学奖，狩猎和写作都是他展示硬汉子性格的方式。他在中国危难时刻的中国之行和对中国的报导，也是他一生的一段光辉轨迹。这位本人同样是个硬汉的作家，记录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关切、理解和支持。他有关中国形象的描绘，也客观、真实和多姿多彩。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以记者的敏锐和作家的才华在中美文化交融汇合的漫长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吸引着众多后人的兴趣和评说。
特殊的使命
1941年3月，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连天，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最严峻的时刻，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以纽约《午报》记者的身份来中国访问。陪同他来访的是他新婚的第三任夫人玛莎·盖尔虹（Martha Gellhorm）。这次非同寻常的访问，不仅海明威个人引以为自豪，也是加强美国对中国的真实了解的一件大事。
海明威一生喜欢漫游和冒险，他到过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非洲等地，来华前已侨居古巴多年。要说他的中国情结，来源于他那个曾在中国山西铭贤书院既行医又传教的叔叔威洛比，海明威青少年时代一度想步他叔叔的后尘，当一名外科医生。从威洛比那里他获得了对中国的最初的印象，满足了最初的好奇，1937年他创作的长篇《有的和没有的》涉笔成趣，也曾提到旅美的华侨。就他个人而言，选择在战火纷飞中访问中国是顺理成章的事。
另一方面，这次来华和海明威的新婚妻子玛莎·盖尔虹的请求也有很大关系。玛莎也是个记者兼作家，名气虽不如海明威，但也是20世纪有名的国际记者之一。她的文学作品也颇受读者欢迎，如小说《疯狂的追求》（1933），《我见到的灾难》（1935）和《受难的田野》（1939）等。尤其《我见到的灾难》，作者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笔触进行描述，让主人公现身说法，向读者倾诉自己如何成为事业的牺牲品，揭示了大萧条时期各阶层人民的遭遇，读来亲切感人，催人泪下。玛莎到过欧洲许多国家，为《柯立尔》周刊写过不少战地新闻。她在救济会工作过，熟悉穷苦人的生活。她认识罗斯福总统的夫人艾琳娜，并和第一夫人成了忘年之交。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海明威，海明威的幽默、机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为《柯立尔》周刊去西班牙采访战地消息时，在马德里又重遇也在那儿采访的海明威。两人经常一道去前线采访，逐渐坠入爱河而不能自拔，从此形影不离。后来双双回到纽约，又去巴黎，1940年1月到达古巴，两人一起搬人“瞭望田庄”。同年11月，海明威与第二个妻子葆琳办妥了离婚手续，一周后与玛莎正式结婚。
玛莎虽是女性，也渴望冒险和旅行，并有记者的强烈的职业责任心，因而婚后她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想法——到亚洲缅甸之路去度蜜月。正好，《柯立尔》周刊交给她一个任务，报导香港、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防卫情况，采访一下重庆大后方的供给线缅甸之路，以了解中日战争的最新进展。玛莎请求海明威和她一起前行，让海明威和她一道第二次走向战争的烽火，去中国重享在西班牙战场上的乐趣。海明威开始觉得这有些盲目，但抵挡不住玛莎的甜言蜜语的进攻，终于答应下来，于是两人便积极做起了准备。
然而，促使海明威真正下决心访问中国的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午报》也给他下达了采访任务。主编英格索尔要海明威亲自去远东考察美国和日本的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布置他具体了解这样几个问题：（1）蒋介石和日本的战争打得怎样？（2）中国发生内战的前景如何？（3）日苏条约签订后有什么影响？（4）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如何？（5）有可能造成美日开战的因素是什么？（6）如何既避免美日开战而使日本给拖在远东？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使命，因为有待海明威提供答案的问题也是当时朝野人士和广大读者最关心的问题。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进人苦战阶段。在欧洲，德国法西斯侵占了许多国家后对苏联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在亚洲，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正准备进攻东南亚，形势相当紧张；苏联和日本各自为避免不利的腹背受敌，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和约；尚未参战的美国正密切注视着日本在远东的军事动向，以设法避免对日战争，又不允许它过分扩张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在这战云密布，云谲波诡的时刻，又有谁能担负起访问中国的特殊使命呢？《午报》选择了海明威，不仅因为他此时已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名作家，还因为他是个富有经验的出色的战地记者。这一选择无疑是明智的。
海明威偕玛莎的中国之行历时三个月，行程三万余里，其间历尽艰辛，令玛莎在七年之后回忆她和海明威的这段难忘的经历时仍心有余悸：“我真不敢想象，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确实，沿途交通之不便，生活条件之低劣，敌机轰炸之频繁，生死大限之艰危，都远远超出了想象。然而，海明威却谈笑风生，从无一句怨言。
香港，是海明威夫妇中国之行的第一站。他们在香港停留期间，为访华作进一步的准备。海明威到处走访，特别喜欢与下层的小人物接触，经常与跑堂的、人力车夫、小商小贩们聊天，聊到兴处，总是眉飞色舞，哈哈大笑。他被种种地方习俗和特产迷住了，中国人喜欢燃放的鞭炮也叫他很开心，他甚至天天要买一些鞭炮。面对多姿多彩的东方文化，海明威觉得似乎特别容易着迷和适应。他婉转地批评了玛莎对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的不理解：“玛莎，你糟糕的是，你以为大家都跟你一样。你受不了，他们也受不了……你怎能知道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如何呢？如果像你想的那么坏，他们就会自杀，而不会生那么多孩子，还放鞭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