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才作对几乎成了韩玄子的本能反应。王才转让土地的消息一传开，韩玄子顿时变了脸色，他对租土地的光头狗剩大叫道：“这事经谁允许的？他这么大本事，敢随便出租土地，他这是剥削你，雇你的长工！”可是狗剩却出人意料地平静，他告诉韩玄子外省早有先例，说不定很快就有政策下来，“再说，现在是能人干事的社会，谁能干，国家都支持”。转让土地一事，韩玄子干涉不成，只得恨恨骂道：“又让这小个子捡了便宜！”但他岂肯善罢甘休？不久，村里要卖掉四间公房，韩玄子一听说王才想买下开厂，立即铆足了劲，他自己没钱，便动员两个儿子买，但孩子们谁都不愿出钱买这毫无用处的房子，全家人合力反对使韩玄子不得不放弃自己买房的打算。他夺下买房的权利再转让他人，目的只有一个，“万不能让王才得去”。谁知事与愿违，房子最后还是到了王才手里。加工厂办起来，日益红火，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进去，王才的影响更大了。就在韩玄子为女儿婚事大宴宾客的这一天，县委书记来到小镇上门拜访了王才，韩玄子最后一道心理防线——社会地位的优越感就此崩溃。他再也没有力量阻止什么，王才彻底取代了他的地位成为人们的榜样，成为一种新的秩序的象征。最后连老伴都瞒着他把儿子媳妇送进了王才的加工厂，失去了统治地位的韩玄子坐在坟丘顶上，喊着：“我不服啊，我到死不服啊！等着瞧吧，他王才不会有好落脚的！”小说就在他凄厉而徒劳的哀号声中戛然而止。
苏童显然也感受到了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文化冲突。《来自草原》是苏童为数不多的反映当代生活的小说，主人公布和是一个蒙古族青年，他从遥远的锡林郭勒草原来到城市上大学。在同学们中间，布和显得处处都不一样，“关于布和的奇闻轶事曾经在同学中广泛流传，布和的知名度因此常常是高于学生会主席或漂亮女生、体育明星这类人的”。他走路的姿势很怪，两腿呈外八字，肩膀向左侧微微倾斜。体育课上，老师发现他不会走正步，跑起来“却是自然而快捷的，可以和羚羊媲美”。布和同宿舍的人发现他喜欢光着身子睡觉，这还不打紧，可他半夜里却在床上用一个啤酒瓶解手，夜夜如此，这就激起了他的下铺和全寝室人的强烈不满。一场争执过后，布和妥协了。生活习惯上的冲突很快得到了解决，“布和后来就和普通的大学生归于一致了，就像一棵被移植了的树，在异乡异地的阳光和泥土中同样地生长，这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可是在生活习惯表层之下的价值观念却不是这么容易可以改变的。布和谈恋爱了，一个叫严莉的城市女孩做了他的女朋友。从早到晚布和的眼里流动着幸福的色彩，他为严莉写诗，站在她的宿舍窗前不知疲惫地唱草原上的蒙古族民歌，还相约暑假一同回草原。但突然他们的爱情出了问题，据说起因是某一天严莉要布和洗碗，而后者坚持强调在草原上洗碗的事都是女人做的——真正的原因却是严莉新交了一个外语系的男友而准备甩掉布和。
生长于草原的布和根本无法理解像严莉这样的城市女孩的爱情观，他坚信“她爱我，她会回到我身旁的，她说过以后会为我生满满一个蒙古包的孩子。”可是严莉却早已忘了自己的诺言，她又快乐地开始了一段新的爱情。
布和失恋后的种种行为又被班干部反映上去了。辅导员有天带着严莉来找布和。严莉好像刚被训斥过，眼睛明显是哭红了的。她坐在布和面前说那番话时显得很委屈。我不该不理你，你是少数民族，我们应该搞好民族团结。严莉说。这句话明显是辅导员让严莉说的。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以后还是好同学。严莉又说。有人从宿舍气窗里看到了布和当时的表现，布和从上铺咚地跳下来，对着严莉和辅导员高声叫道，狗屁，你们说的全是狗屁。严莉时布和粗暴的回答措手不及，她的脸因受辱而变得苍白。严莉扭过身子夺门而去，但布和很快就追了上去，布和仍然采取了以前的办法，张开双臂站在楼梯上挡住严莉的去路。布和直视着严莉的眼睛，嘴唇不停地出动，却始终说不出什么。我要去游泳。严莉绷着脸扭过头说，你想说什么就快点说吧。你说过要跟我回锡林郭勒草原，你说等放了假就跟我回锡林郭勒草原的。布和终于说。
只是随便说说的，你不必当真。
不是随便说说的，你说了就必须去。布和的表情变得很严厉，他说，我已经写信告诉了额吉，你可以骗我，但你不可以骗我领吉，草原上是不可以随便骗人的。真滑稽，严莉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嗤地笑了一声，她看看布和，换了一种温柔的语调说，好吧，让我考虑一下，也许我会跟你去大草原的。
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布和与严莉本质上的巨大差异。布和来自和自然文明更接近的草原，在他身上那种淳朴的原始天性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他坚持人应该真诚不能骗人，并试图以他那个世界的伦理道德观念来说服严莉。然而生长在城市文明之中的严莉根本不理解布和，她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在她看来，爱情的分分合合是都市男女最平常的游戏，誓言“只是随便说说的”，不必当真，布和对待爱情始终如一的忠诚态度以及信守诺言都成了她眼中的可笑行为，我们甚至连她是否真的爱过布和都不得而知。客观地说，她也许并非存心伤害布和，但她的这种行为越是无心，就越深刻地暴露了现代都市文明的劣根性。
我们已经猜到，严莉是不会随布和回到草原的，她留了一张字条：“我不想去草原了，草原与大海相比，我更喜欢大海。”就在她与新任男友准备登上火车的时候，布和赶到，他在绝望之中失去理智，对准严莉的新男友连捅三刀。“没有一个地方比草原更好”，凶案现场的布和持刀喊着，既像在说给严莉听，更像说给自己听。这声嘶力竭的声音长久地回荡在读者耳畔，时时提醒人们这一悲剧背后的深刻内涵。
掩卷沉思，我们不禁要想：如果昆丁·康普生生活在1856年以前的南方，如果布和没有从草原来到城市，又会是怎样的情形？也许他们将遇到其他烦恼，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不会因历史轨道的重大转折而葬送自己年轻的一生。不幸的是，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对于这些处于动荡的转型社会中的人来说，痛苦是注定的命运。一方面传统世界的背影还清晰可见，它的法则仍完整地保留在他们心中，指导他们的行为，而另一方面一个陌生的新世界迅速崛起，带来了一套全新的生存法则，于是在新旧文明的夹缝中他们痛苦地挣扎。著名德语作家黑塞的名著《荒原狼》对此有极精当的阐释：
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文化，每一种道德风俗与传统，都有自己的方式，都有与之相应的温和与严厉，美好与残暴，都会把某种痛苦视为理所应当，都会忍受一些坏事。只有当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和宗教相互交错的时候，人的生活才会变成真正的痛苦，变成地狱。有时候，整整一代人陷于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方式的交替之间，这一代人失去了一切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失去了一切惯例、一切安全感和纯洁无瑕。
于是，那些痛苦的灵魂，无论是西方或东方的，身不由己地挣扎、沉沦以至于幻灭。
朝后看的守望者
福克纳小说中流露出来的对过去深深的怀恋一直是评论家们感兴趣的问题。他笔下的人物对南方古老传统的热爱，对已瓦解或正在瓦解的旧秩序念念不忘，使得注意力总是被过去的人和事占据。萨特对此有极为生动的比喻，他说福克纳的艺术视野就像“一个坐在敞篷车里朝后看的人看到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过去成为一种凌驾于现实之上的现实：它轮廓分明、固定不变；现在则是无可名状的、躲闪不定的，很难与这个过去抗衡”。就像疾驰的汽车上透过车窗向外看到的景象，一切都在后退，可望而不可即。
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只要一开口讲故事，福克纳就会像他笔下的那个昆丁一样，被潮水一般涌来的亦真亦幻的回忆所淹没。这种态度体现了南方人性格中与生俱来的浪漫气质，但更重要的原因却还是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那场战争。南北战争给包括福克纳在内的所有南方人及其后裔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战败的耻辱以及战后的社会动荡都促使他们进一步转向一种想象化的过去，以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在回忆中，古老的南方变成了鸟语花香的天堂，白人的最高统治和种植园贵族社会幻化为完美健全的秩序，甚至连罪恶的奴隶制都成了上帝的恩赐。然而事实却是，这样一个过去从未存在过。就像另一位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在《远方的群山》中写的：
十分奇怪，这场战争已不再是一了百了的事，也不再是撂在一边为人忘怀而成为被埋葬了的往事，却成了一件重新充满新的活力的已死事实，人们把它看得比生命本身更珍贵。它所引起的神话及时地获得了一种几乎是超自然的制裁力量。它成了一种民间宗教。在它那抚慰人的、超俗的符咒下，南方开始转过脸去，不理睬它周围日常生活的冷酷而丑恶的现实，并且逃进了已经消失了的繁荣的美梦之中。这繁荣是想象的，是从来不曾存在的。
毫无疑问，作为一名有着敏锐洞察力的作家，福克纳也意识到了南方人性格中的这种弱点。《押沙龙，押沙龙！》中北方人施里夫的责备，可以代表福克纳的基本立场：
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打了败仗的祖父和获得自由的奴隶……也没有仍嵌在饭厅桌子里的子弹之类的东西来时刻提醒我们绝不要忘记过去。那是什么？一种像空气一样的东西，你们靠它生存和呼吸？一种真空，充满了那些对于50年前就已发生并停止了的事件一直耿耿于怀的幽灵式的愤怒、自豪和荣耀？一种祖祖辈辈相继承的、决不宽怒谢尔曼将军的权利。这样，只要你们的子孙的子孙还在生儿育女，你们难道不永远是那些在皮克特率领的马纳萨斯冲锋中阵亡的众多上校的后裔？
不过，福克纳既揭露对南方虚幻过去的怀恋是荒唐的迷误，又不无悲悯地洞察着人类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和那种动辄膨胀的私欲。“你不会理解。你得生在那里才成。”昆丁·康普生代表福克纳向人们解释道。问题的复杂性正在于，那场以废除蓄奴制为名的战争的结局虽意味着现代对传统的胜利，古老的南方农业文明在工商业现代力量的冲击下濒临崩溃，但胜利者恰恰是像杰生·康普生、弗莱姆·斯诺普斯那样的利欲熏心者。由这些人组成的现代世界，“苦于缺乏纲纪、法度，缺乏社会道德标准和负有某种使命的责任感。在这个世界里凡是能图私利、行得通、获得成功的就是标准。这个世界是——或者至少有时使人觉得是——抽象和机械的牺牲品。它会带着怀念的心情，回头去看传统标准的旧世界，而感到若有所失而绝望……”
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为何福克纳的目光总在过去和今之间游移。他知道杰生、弗莱姆迟早会当上世界的主人，却又把美德全部叠加在旧式人物身上。于是我们看到康普生将军如何以坦荡豁达的胸怀接纳塞德潘，又是如何无私地帮助塞德潘那陷于困境的黑人孙子；同样，我们看到生活贫困的本特伦一家，一旦答应了本特伦太太的临终要求，如何历尽千辛万苦履行诺言；我们也看到了那些普普通通的猎人，如何一次又一次地向那头似乎是不可征服的、具有神明一般强大力量的大熊“老班”发起挑战。在急剧动荡、冲刷尽一切根砒的现代潮流中，福克纳有意替行将绝迹的人类宝贵品质或“人类昔日的荣耀”——他最器重的是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一一抢J造一点永恒。
苏童在想象中创造的半个世纪前的枫杨树，就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同样汇聚和搅和着急煎煎的虚荣、怀旧、利欲和自私。有意思的是，苏童也用双重的眼光回顾打量着这个江南农村。不同在于他刻意运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以达到历史和现实的近缘联通。
《1934年的逃亡》描写了一场袭击枫杨树的瘟疫和洪水。“我”的祖母蒋氏一下子失去了六个孩子，祖父陈宝年流浪在外音讯全无，家里一贫如洗。怀着又一个婴儿的蒋氏整日立在地主陈文治家那绵延十几里的水稻田里，插下起码一万株稻秧，以此维持生计。丈夫下落不明，生存无比艰难，但蒋氏从不放弃希望，她向每一个路过枫杨树的人打听消息，询问他们丈夫陈宝年的钱够买多少亩地了。在生存意志的顽强不屈中，分明掺和着发家的贪欲——
她曾经嘴唇白白地到处找人打听，她说，你们知道陈宝年到底赚了多少钱够买三百亩地吗？人们都怀着阴暗心理乜斜这个又脏又瘦的女人，一言不发。蒋氏发了会儿呆，又问，够买二百亩地吗？有人突然对着蒋氏窃笑，猛不丁回答，陈宝年说啦他有多少钱花多少钱一个铜板也不给你。“那一百亩地总是能买的。”祖母蒋氏自言自语地说。她嘘了口气，双手沿着干瘪的胸部向下滑，停留在高高凸起的腹部。她的手指触摸到我父亲的脑袋后便绞合在一起，极其温柔地托着那腹中婴儿。“陈宝年那狗日的。”蒋氏的嘴唇哆嗦着，她低首回想，陶醉在云一样流动变幻的思绪中。人们发现蒋氏枯槁的神情这时候又美丽又愚蠢。
我们很容易从蒋氏联想到福克纳笔下的莱娜·格鲁夫，这位《八月之光》的女主人公同样具备这种盲目而坚定的品性。她漫无目的地寻找腹中孩子的父亲，除了他的名字，她对这个男人一无所知，也根本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找他。然而有一夜，她就这么爬出窗子踏上旅途，因为她坚信一切都会符合她的所愿。莱娜体现了“和自己的命运极力搏斗的”精神，如同福克纳所说，“她是自己灵魂的船长……她从来也没有惊骇、恐惧与慌乱过。”蒋氏同样象征着蛮荒的生命力。瘟疫几乎夺走了蒋氏所有的孩子，她仍为自己的腹部“有力地鼓起”而沉醉。但她一边孕育着新的生命，一边觊鄃着田产。原始的生命力开始遵从现代的经济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