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和，美国印第安纳州立波尔大学日本文学教授
张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书主笔
郑：对身居美国的中国人来说，任何有关中美的比较研究都是饶有趣味的；时国内的广大读者来说，任何在较深层次探索中美两国在文化、文学领域交往交融的研究也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张弘教授主持撰写的专著《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以其新颖的视角、丰富的内涵、流畅的笔法，无疑会帮助读者了解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历史、现状从而激起相当的反响。我以一个在美国从事人文学科教育的中国人能先睹先生的新作书稿实在是一件引以为快的大乐事。
大多数像我这样置身美国社会的中国人，留学生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公司雇员也好，打工族也好，虽对中美两国不同文化的接触、摩擦、碰撞、交融有着亲身的体验和直接的观察对美国作家笔下的中国文化也时有所闻，时有所感（前几年在美国备受观众喜爱的好莱坞动画片《花木兰》就是一例），然而由于平时各人或为生计奔波，或因冗务缠身，对两种文化的交往交融没有机会获得系统的知识，因而不能从较高的视点，追溯这一交往交融的历史源流，分析中美两国文化文学交往交融的种种事实及其与中美两国政治经济领域诸因素的互制互动现象，更不能从中清理出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异文化间交往交融的规律，可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和广大读者都应该感谢张教授推出这部力作。
张：郑先生客气了。其实这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应该做的工作。人类的文明史上虽然充斥着误解、冲突甚至残杀，从根本上说还是在寻求互相的理解、沟通与协作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有利条件是能够超越日常的生活世界，凭借自己的学养与眼力，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全景，帮助人们从狭隘的蝇利蜗争中走出来，看到对人类整体更本质更重要的西。这两年郑先生除了在国外发展事业外，也不止一次回到中国讲学，前不久还在上海科学院讲了从中国和美国不同的文化视野观照中的日本现代文学这样一个饶有兴趣的题目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我想，这些都是同样性质的努力。
郑：身为中国学者在美国研究和讲授日本文学使得我有机会比较深入地思考和对比三种文化交叉的特殊现象，因而对异文化交流影响的研究特别感兴趣。据我所知，张先生此前曾独立完成了《中国文学在英国》（花城出版社1992出版），又主持撰写了“21世纪世界文化热点丛书”之一的《美国：堕落的自由神》（吉林摄影出版社2000年出版）。很明显，新作《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亦是在同一研究领域的延长。我很想请张先生介绍一下你是如何对中外文学或文化关系研究产生兴趣的？
张：我治学的兴趣较广泛，中外文学或文化关系的研究只是一方面的领域。虽然它也是我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之一，不过就个人而言，写了这么几本书，也有偶然的因素在内。像《中国文学在英国》，原是乐黛云、钱林森主编的丛书“中国文学在国外”之一种，乐先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手，就让我做这个题目。其实当时有些留学英国或在英国访学的专家学者，条件要比我优越。这次也是。钱先生主编“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热情邀我加盟，虽然我手里还有其他课题，但盛情难却，就答应了。回头一看，不知不觉中积累起来，倒也在中外文学关系方面做了点工作，这当然可以说是有一定价值的。
郑：张先生执笔新作的具体原因，从个人方面说固然可以归结为偶然，但若换个角度，可否认为你上述几种著作显示的研究道路以及钱先生主编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同时也具有当今世界全球化日益推进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必然性呢？20世纪下半叶以来计算机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19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步伐以及最近成功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九一一”事件以来形成的国际规模的反恐怖斗争，今年新年伊始西欧十二国正式淘汰各国货币启用统一的欧元等等，都是全球化日益推进的例子。而全球化必然要伴随的则是不同文化的接触、摩擦、碰撞、交融。张先生的著作以及钱先生主编的丛书旨在研究种种丰富复杂的文化交流现象，探讨其中的规律，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从大的方面看，不妨这样认为。无论人们怀着什么样的心态，是欢迎叫好，还是极力反对，或者惴惴不安，全球化已经日益显现出它不可阻挡的势头。郑先生所列举的这些现象都清楚地表明全球化在向着更大更深的程度扩展。不过一体化也好，全球化也好，都不可能是平平安安的过程，相反充满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矛盾和种种张力，通过这些冲突、矛盾和种种张力才逐步走向融会。因此对异质文化间既向心又离心的作用力，需要从历史和现状展开研究，这也是摆在比较文学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郑：张先生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出文化研究弄得不好会陷入纯理论思辨的误区的论点，这一点我本人感同身受。记得在美国念研究生时，我曾选修过汉语语言学的研讨班课。教授指定的阅读材料中不少是最新的论文。每篇论文几乎都采取与先行研究论战的方式展开，振振有词，举出一大堆反驳的例子，证明对方不对，证明真理在自己手里；然而，我把那些例句一看，发现不少句子中国人根本不会那么说（比如“猫被老鼠跑了”之类的句子），而不少论文的论点却恰恰就建立在这些例子之上。于是我想要建立经得起考验的语言学大厦，第一步恐怕还是得从搜集扎扎实实的材料做起。后来我虽然不搞语言学，从扎扎实实的材料做起这一点却从此成为自己努力遵循的一大原则。《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正是研究文化问题的，能否请你谈谈本书执笔时是如何避免陷入纯理论思辨误区的？
张：确实，同样的症结不止在一个领域存在。研究工作不是针对实际的课题，而是光在名词、概念、术语上兜圈子，你提出一个理论，他提出一个反理论，或者你构建一个系统，他再构建一个反系统，本身都能自圆其说，但远远地脱离了丰富复杂的具体情况，结果凌空蹈虚，大而无当。这里首先需要方法论上的自觉。这方面我服膺福柯及其师长巴歇拉尔的主张，不赞成用笼而统之的普遍性结论来涵盖生动变化的具体现象，更反对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习惯套路，动不动就想搞一个真理体系，凭三五条规律来说明一切的做法，而主张从个别学科切入，从个别课题切入，通过具体的研究，来说明问题。我赞同福柯的观点，只承认学术和学科领域中的“局部性哲学”和“局部性术语”。换言之，面对某一研究的对象，你要得到的和能够得出的，只有适合该对象的局部性结论，不要动辄将它提升为也适合别的研究对象的普适性东西，或者反过来用某个现成的结论来套面前的具体研究对象。惟其如此，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到位”，恰如其分地把握研究对象的个性。我在不止一篇文章中都强调过这一点。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提出比较文学相当于文化研究来说，属于个案或个例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比较文学的具体领域的探讨，来为文化研究提供局部性的结论；同时也避免了比较文学走向“泛文化化”，丢失了它固有的文学艺术特性的弊病。落实到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像本书对美国作家和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探讨，我也把它定位为个案的研究。我认为，有关中外文学或文化关系的探讨，不应该满足于从宏观上提出几个全局性观点，或举出几个例证作证明就算可以了；那还是十分初步的，不客气地说，甚至是相当肤浅和鲁莽的。只有通过一个个国家、一个个作家、甚至一个个作品的过细研究，才可能将中外文化和文学交往过程中的各种复杂情况较全面地反映出来。当然，目前这本书，因为是命题之作，各方面的准备还不够充分，时间也紧迫，只能满足于描述了一个大致的框架，更深入的探讨还有待于后继的工作，只能算是抛砖引玉的东西吧。但即使是这样初步的尝试，也已经揭示出，文化间性是十分复杂的，并不是想当然地靠现成的理论运用逻辑推理就能解决问题的。
郑：张先生曾在不少场合提出“动态文化交流”这一观点。我非常赞成这一观点。文化的交流交往既不是单向的，也不是静止的或单纯的交换关系；否则，就是只看到中国的太极拳、中草药在美国的流行，或者只看到今天在中国大城市已不足为奇的美国肯德基、麦当劳、别克车，或者以为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不过是互通有无而已。
1986年出了一部美国电影《长城》（AGreatWall），讲的是十岁时离家去美国定居的美籍华人方某携在美国出生而且不会说汉语的太太、儿子第一次回北京探亲的故事。美国客人对中国亲戚中的家长未经许可随便拆看儿女的信件惊讶不已，进而给改革开放后不久的中国亲戚介绍了西方文化中“隐私权”这一概念；然而这一概念在中国的父母儿女两代人中间立刻引起完全不同的反应，导致了不愉快的冲突。这个例子同样显示文化的交流不是静态的流动。一位美国批评家把这两种文化的冲突表达得更加形象：美国的华裔父母和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之间的交流往往如同把中国的电器插进了电压不同的美国电源插座——双方的脉冲互相撞击，却根本没有电流通过，有的只是由脉冲撞击产生的气愤和懊恼的火花。你书中涉及的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和汤亭亭的情况，则从另一方面显示中国文化能在较深层面上与美国文化达成交融。
当谭恩美于1987年将处女作《喜福会》手稿寄给出版社时，并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觉得自己的书充其量是“代表少数民族的象征性作品”；不料小说出版后立刻畅销并被改编成电影，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位美国批评家发表评论说，不论小说中的文化背景如何，或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小说中人物的生活细节是陌生的，但他们做人的准则可以立刻成为每个美国人成长过程中应该告诫自己的格言警句。
汤亭亭1976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女斗士》穿插了大量根据花木兰传说改编的内容，幼时母亲讲的花木兰的传说在她童年的记忆里留下尤为深刻的印象；但和前面我提到过的好莱坞动画片《花木兰》不同，她把重点放在了花木兰解甲归田、安居乐业之后，并让女主人公的行为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实际上是和广大从越南战争退伍的美国军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因为美国社会和这些军人本身都无法正确对待和处理退伍后遇到的问题。在一次采访中汤亭亭说她现在写的作品就是要把这个“回乡”写成一件光荣的事，男人如何从战场上回乡，如何从越南回乡，妇女们如何辞去工作回家看孩子，等等。汤亭亭1980年的作品《中国佬》开始展示出作者更加开放的社会责任感。她在同一次采访中说道：“现在我的责任感带上了全球化的色彩。我觉得自己能够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唯一办法就是要站在全球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或者说有一种全球的和平使命感。现在我写的东西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何建立世界和平？如何阻止战争？如何撰写以和平为目的的书？当然这牵涉到一系列文学方面的问题。我想了很多亚里士多德关于戏剧发展有赖于冲突推动的论述。我想，冲突是否非采取暴力形式不可呢？冲突是否非采取战争形式不可呢？我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在反驳荷马的史诗《奥德赛》，因为《奥德赛》里颂扬的英雄主义是战争的英雄主义于是我想，我应该写那些妇女斗士、和平斗士。”
张：郑先生补充的例子很有典型性。一种文化在异域或异时产生影响，必然是在激起作为受影响者的另一文化自身因素的反应的时机上。可能你也注意到了，我这本书中对美国作家和中国文化的关系的处理，没有简单地沿袭通常的影响研究的方法，即专注于考察中国文化对美国作家的单向影响，而采取了一种更为全景化、注意到不同文化之间多向互动的视野。同类课题的研究其实已经有人在做，如刘岩《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一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写得相当全面，但只限于单向度地考察中国文化对美国作家的影响当然这是由其课题本身的性质规定的。在我看来，不同文化不同国别的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不应该是简单的输入‘或输出关系。我们的研究也不应该满足于探讨谁是文化上的“债主”，谁又是文化上的“债户”。这一点美国学者韦勒克上世纪50年代向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方法发难时就早已指出来了。如果说以前由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海内外学者喜欢喋喋不休地谈论外国文化或文学对中国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只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对外国的影响也是不够的。当然，作为对比较文学领域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纠偏，这方面的探讨是非常有价值的，但绝不能因此停步，或就此沾沾自喜。无论将哪一方面当成中心，当成“债主”，都是片面的。
郑：张先生这本书中涉及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的乡土文
学和90年代的“新新人类”作家，其原因是否就在于此呢？
张：你说得对。做“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这样的题目，而不是“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至少应该反映出二者互为影响的局面。上世纪80年代后的乡土文学和90年代的“新新人类”作家，一个表现了浓烈的本土意识，一个代表了超强的前卫精神，其实都是在开放的文化环境中，面临现代化转型作出反应时出现的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二者倾向虽不同，如乡土文学更多体现出对旧有的农业自然经济及乡村生存环境的缅怀与眷恋，“新新人类”则更多表示了对新兴的现代工商科技文明和都市生活的趋同与投入，但根源实为一个，而且确实受到了更早时期的美国作家的影响，似乎验证了不仅现代化是波及全球范围的文明进程，而且在此进程中激起的心灵反映和文学表现也是普泛性的，所以值得拿来做一番比较。另一原因是它们都属于当前中国处在现代化转型过程出现的文化现象，没有理由不予理会。如果我们的比较文学及文化研究不能直面中国文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只是一味地缅怀光荣的历史，甚至试图靠人为的力量来重建想象中的旧日的辉煌，那是有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的。
郑：能否借此机会请张先生再次介绍一下你的“动态文化交流观”及其形成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