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已不会判断什么样的文字才是好文字。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得，当集体性的话语都归于平平常常的唯诺或自自然然的乏味时，稍具个性的语言就会显现“跳出虎”的冲击力和木秀于林的力度来。可谁还在写个性语言呢？
我们曾玩笑着把爬格子的人分为认字的、拼字的、玩字的、写字的四种。
认字和拼字的处于战战兢兢迎头苦赶阶段。灵性者轻松人室登堂，迟钝人不妨牢记“龟兔”之喻，这些都不必细说。最怕到了玩字阶段，看似轻松潇洒，实则虚弱不堪。酷似一善描女子，知道一勾一抹的细微之妙。浅一看美轮美奂，第二眼便叹息失去了绰约的真纯。写过几个字，能写几个字的又恐怕在这个层面上执迷不悟、久久徘徊，乐在其中，不解其味的大有人在。
每日泡在文字堆中，很恐惧地发现，那种能对文字敏感起来的感觉日益趋淡，更多地去讲究文章结构的“横竖撇捺”套式和文字的雕琢修饰，不知不觉地“臻尽”善描的技巧。
孩子未经渲染的心能敏感地洞察文字的表情达意，被百样花色渲染过的眼，却迟钝起来。
到了写字这一阶段，算是修到点造化了，可古往今来能有几人？
深谙此道，道便不在；按图索骥，骥便化驹。
文字的渲染，功在字外。
午后
幽幽山谷，袅袅轻烟，冥冥众生。
浅草，咖啡，柠檬香，在梦里是真实也是虚幻的。一觉醒来，纷纷坠落，像风吹散的许多传说。
如同梦的绝美一样，现实中，人都在为理想而工作，要求的方向不同，前行的过程却一致。
“在理想的路上会不会有力不从心？”
“经常有！”
“那怎么办？”
“你尽量去做，不要犹豫，也许结果就在峰回路转处等着你，近在咫尺。”这基本上是与圣贤在对话。
事实上这种事情时常发生。《绿风》在约稿，在约一批名家的稿。名家基本上是“大家”，不单单是文字。他们人人态度谦虚温和，没人摆“大”和“名”的架子。可稿约发出一段时间后稿并未至。需要说明的是每个人都给了我回音或曰忙，或曰缓缓周期，或曰随后，稍待即至。
《绿风》静心恭候！
我们要求的方向与我们路过的风景一样美好。忙了可以歇一会，让节奏慢一些，流畅一些。
不少作者向我提及过作品少、出稿慢的苦恼。我现在会回答：“别急，赫赫名家也不过如此，我们慢就慢得理所当然，慢得其所。”我认为这是安抚毛糙的最好理由，但不是消极的。
做一个理想主义者，大家都为理想而工作，的确是很高尚的感觉。心中只要有真情的感动，需要酝酿就真情酝酿吧，抓笔就能游走江湖的人并不多。慢，没什么，相信自己能出精品就好，一直努力前行就好。
这是一种状态，一种跋涉着、创造着、革新着和攀登着的状态。
罗文的故事
“我先检讨我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别的没学会先学会抱怨了。工作忙了抱怨，工作闲了抱怨，工作不忙不闲时还抱怨。”做梦时，很少梦到工作上的事情。那两天工作上多少有点“饥寒交迫”，梦里做了这么一个工作会议发言。想来，别的忘了，这几句话却历历在目，觉得挺深刻的，准备在当天的编辑部小会上絮叨絮叨。可到开会时，看看编辑部中每个人都面带菜色，手中捧着稿子不负重荷的样子，什么也不好说了，于是讲了罗文的故事。
总统要将一封密信送到加西亚手中，却没人知道加西亚身在何处，于是有人对总统说：“如果有人能找到加西亚，那么这个人就该是罗文。”
关于那个罗文如何拿到信，如何坐四天船到达古巴，再经三星期徒步穿过步步为营的官哨，终于把信送到了加西亚手中——这些细节都不是我想说的。我要说的是，当美国总统把一封信交给罗文，罗文接到信之后，并没有问：“他在什么地方？”
像罗文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把他写进教科书励志一下年轻人，或塑个铜像，放在大学里或者每个写字楼前，以表彰他的精神，执著可贵的敬业精神——忠于上级托付，迅速采取行动，全心全意完成任务。
事实上，在工作中，如果有个领导说：“请收集一下什么资料，把某某某事迹做一篇摘录。”
我们一定会说：“好的！”但据经验我们还会接着提出一个或几个问题：他是谁？在哪套书里？书放在哪里？什么时候要？这确实是我们常做的事情，我们真实的工作状态。知道自己的毛病，但已习以为常不在想着去克服了，就像照镜子看到脸上有几个黑痣，却拿它们一点办法没有似的。什么时候脸上开始长黑痣了呢？总还想着自己喝了椰树椰汁白白嫩嫩的样子，却不知不觉中斑斑点点了。不敢多想，想起来恐怕也是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回忆当初写稿子时也是一篇篇地精雕细琢，方格中的字也是中规中矩的。如今的龙飞凤舞之下学会了一挥而就篇篇文字了，所以一篇篇的写，一篇篇的否定，一篇篇的中气不足，一篇篇的写了也就写了。
也曾有，面对上级交给的任务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夜以继日地去完成。然后得褒或得批，笑过、哭过后会有我已付出后的踏实。而如今，轻车驾熟了，经验成套了，有捷径可走了，所有的事情拖到不能再拖时去办，稿子攒到不能再攒时再写，思路存到不能再存时再想，莫名其妙地消极而又不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并不存在的优越感。
看着刚入行的新同事，不讲条件的，满脸茫然、满脸刚毅地开始自己的记者生涯，我很感慨，这一阶段里多么单纯而可爱。工作精神上，他有着职责感和神圣感、光荣感；工作目标上，他想去证实自己，提高自己，树立起自己；在态度上，他无怨无悔，谦虚谨慎。珍惜吧，这是人生最美的时光。
能想起这些话来，对自己也是一种安慰。做不了罗文，就尽可能的多保留些罗文精神，我想，除了为文者，每一个工作的角落都急需这种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一个农民矿工留给世界最后的东西
中国青年报社的记者李方用哆嗦的手和过于无法控制的情绪敲下了这段文字：
聂清文，这个农民矿工已经不在人世，但他最后留下的东西，照亮了降临在我身边的这个阴霾的夜晚。“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那时候他快要死了，但是他想清清白白地死，交代得明明白白地死。他嘱托妻子要带好孩子孝敬好父母，要把他的遗体火化，这样可以给家里省点钱。
我似乎听见，交代完这些话，聂清文长出了一口气，然后把自己彻底交给地底下那无边的黑暗。这就是“4·16”湖南娄底矿难中，一个农民矿工留给世界的最后的东西。当矿难频频发生，似乎连愤怒都已经廉价了，休提一个聂清文，或者是个聂清文，我理解李方欲说也说不透的愤懑。
三年前，我曾关注过为了安全生产，中国政府的一个无奈之举：在全国各省市各行业下达的“死亡指标”。这世上最冰冷的词语，应该是死亡，这世上最僵化的概念，应该是指标。而如果把死亡与指标这两个词语紧紧联系在一起，其辐射出的冷漠无情、怪异吊诡确让人无法心安理得地与之对视。但短短三年间，“指标体系”的地位一路飙升。2006年，被写入国家的“十一五”规划，是考察官员政绩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在“死亡指标”面前，相关领域哪怕是超出一个死亡数字，相关官员的政绩就将招致“一票否决”，反过来还可以这么说，当死亡在指标控制内时，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了。这不能不在人们心中派生出一种可接受的“合理死亡”存在的概念。这个说法给人的心理压力是：煤矿可以死人，煤矿必然死人。让“生命价值”与“现实绩效”之间有了不该有的鸿沟。面对数字时，人可以清醒、冷峻，可面对如聂清文这样的无辜、善良的如同我们身边最憨实的兄弟一样的矿工永远不再回来的灰暗时，那层薄薄的，用指标、用清醒、用数字堆积起来的心理防线和承受层该是虚弱而脆不可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