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形象反映的产物，进步的思想意识既属于个人，又属于时代，它常常是一定时代和思潮下的产物，是一个时代社会与文化革新的体现。冯梦龙所处的晚明时期，正是明王朝处于盛极而衰、风雨飘摇的时代，随着内乱外患的进一步加剧，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理学、道学的虚伪性也日益暴露。与此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日渐繁荣，它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已在某些地区和行业中出现，城市日益发达，新兴的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争取独立的社会地位和个性自由、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和束缚，已成为市民的强烈呼声。这一切为新的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于是，思想界出现了怀疑传统教条、反对礼法束缚、要求重视人的价值、要求人性解放、大胆肯定人的地位和欲望、以“人欲”抗“天理”、猛烈抨击程朱理学的“异端”思想。“异端之尤”的启蒙思想家李贽以大无畏的叛逆精神，不仅从哲学、政治和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对当时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儒家思想、宋明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而且在妇女问题上，也提出了比较丰富的反封建的思想观点。他从人伦关系的角度，肯定了妇女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他在《焚书·夫妇论》中指出：“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在人伦关系中他把“妇”放在“人之始”的地位上来论述，一反几千年来“妇者伏于人也”的传统，显示了一种新的观点。对妇女的才能他也提出了与传统不同的思想，认为女子也很有见识，男女在智力上是平等的。他在《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文并列出历史上的例子驳斥“妇人见短”的谬论；周文王把自己的妃子太姒作为“四友”之一，与其他三位名臣并列；武王则把自己的王后邑姜视为十大治臣之一，这说明她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才能是令人敬服的；还有一些妇女则文才过人，如唐代女诗人薛涛，她住在蜀地，但其诗作却名扬四方，以致使当时诗坛的“杰将”元稹赞佩不已，为能见到这位女才子，他从家乡河南不远千里去四川“与之相见”。对此，李贽评论道：对这类女子，“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今反视之为短见之人，不亦冤乎！”他在《初谭集·夫妇》中也列举了许多“才智过人，识见绝甚”的妇女，对她们的才智韬略和勇敢无畏的精神，做了热情而高度的赞扬，并明确指出：“男子不如也！”在道德婚姻问题上，李贽突破了最为理学家所强调的封建节烈观念。程颐曾谴责寡妇再嫁是“失节”，认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李贽却反对不许寡妇改嫁的观点，他在《藏书·司马相如传记》中热情称赞寡妇卓文君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私奔司马相如为善择佳偶，认为妇女追求幸福生活是合理的：“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同时李贽还痛斥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说教，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人的欲望应该得到满足。这种“异端”学说强烈地冲击了千百年来早已渗透人心的封建礼教，对人们的觉醒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正是在以李贽为代表的明末进步文化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兰陵笑笑生、汤显祖、冯梦龙、凌濛初等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作家，诞生了一些描写妇女生活，反映妇女命运的作品。如果说笑笑生的《金瓶梅》主要是从丑恶、虚假的角度塑造了被封建社会扭曲了的女性形象，那么以“情”反“理”的汤显祖则在《牡丹亭》中，以极大的热情和大量的笔墨，从真、善、美的高度精心塑造了一位崭新的女性形象——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的有情人”杜丽娘。通过这个形象，突出地表现了“情”对“理”的冲击，生动地反映了青年女子在封建礼教压抑下的内心苦闷和对自由爱情的向往与追求。
冯梦龙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不能不受到社会现实变革和先进思想家、文学家的深刻影响。他“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并尊称李贽为“李卓老”，对具有“异端”思想的李贽推崇备至，非常敬佩他反封建的叛逆精神。
冯梦龙青年时期，李贽正在湖北进行讲学活动，“儒释从之者几千、几万人”，“一境如狂”。冯梦龙三十多岁时，也到湖北麻城一带讲授过《春秋》，必然部分地接触到李贽的学说。而与冯梦龙情谊非比寻常的梅之焕等人，又是李贽密友梅国祯的后人，与冯梦龙友好的袁中郎，又是李贽的崇拜者，在和他们进行思想交流的过程中，冯梦龙必然受到李贽思想的熏陶与影响。对于汤显祖，冯梦龙不仅重订和修改过他的《邯郸梦》和《牡丹亭》，而且称赞汤显祖为“千古逸才”，对汤显祖的《牡丹亭》评价颇高。可见冯梦龙不但非常熟悉汤显祖的作品，了解汤显祖的思想，而且也必然受到汤显祖的影响。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比较接近人民、体恤人民特别是妇女疾苦的冯梦龙便将他的笔墨和眼光转向了女性，他编撰的“三言”、《情史》《太平广记钞》《智囊》《智囊补》等作品，都以大量的篇幅，广泛涉及了社会各个阶层妇女的生活遭际，肯定了妇女的才情和品德，并在前言、眉批、夹评、后评之中提出了一些比较进步的思想见解，表达了自己对妇女阶层的深切关注和深刻认识。
我们说，冯梦龙对妇女生活的普遍反映，对妇女问题的重视以及对女性的尊重和赞扬，这种进步的思想意识，除了李贽以及当时文学思潮的影响外，也与冯梦龙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基础有密切的关系。冯梦龙曾经生活在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众多的苏州，这使他广泛接触了民主思想浓厚的市民阶层，了解了市民的生活、理想和追求，受到市民思想的熏陶，也受到当时各种新思潮的冲击和影响。而冯梦龙本人又是个放荡不羁、不拘礼法、言行每出于名教之外的狂生。科场上的多次失意使他经常到歌楼酒场排遣心情，这又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由学舍走向更广阔的生活，也曾经“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
这种涉身烟花的长期经历，使冯梦龙结交了一些青楼女子，并与当时一名歌妓侯慧卿相好，且有白首之约。这段经历使冯梦龙广泛接触了当时社会的形形色色，特别是熟悉了妇女的生活状况，了解到妇女的处境、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关注妇女命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冯梦龙还曾在崇祯年间担任福建寿宁县知县，是为人称道的有政治抱负和政治才干的地方官。乾隆《福宁府志》卷十七《寿宁循吏》篇称赞冯梦龙任县令时：“政简介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
在任期间，他写了一部别具一格的志书《寿宁待志》，其内容除记载寿宁县的历史、地理、政治及风土人情外，大量篇幅为冯梦龙宦游福建时施政活动与政治思想的实录，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其卷上《风俗》篇记载：“闽俗重男而轻女，寿宁亦然，生女则溺之。”对这种民俗陋习，冯梦龙特别痛心：“访得寿民生女多不肯留养，即时淹死，或抛弃路途，不知是何缘故？是何心肠？一般十月怀胎，吃尽辛苦，不论男女，总是骨肉，何忍淹弃。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从何而来？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从何而活？”为了制止这种残杀女性的现象，社会责任感极强的冯梦龙采用告谕的形式，亲自起草了一篇为女子争生存权的《禁溺女告示》，特“设历禁，且捐俸以赏收养者，此风顿息。”
《寿宁待志》还记载：“大家非大故不出妻，小户稍不当意如弃敝屣，或有急需，典卖其妻，不以为讳，或赁与他人生子，岁仅一金，三周而满，满则迎归。”对这种对待妇女的极不人道的现象，冯梦龙特别愤慨，他感叹道：“微波轻女，女亦自轻，悲夫！”正是有感于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有感于广大妇女艰难、屈辱的生活境遇，作为一位父母官——小小县令，冯梦龙从道义和政令上，去启发、规定人们要革除轻视妇女、损害妇女的行为与陋习。
作为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通俗文学家，他则改定、编撰、创作了大量妇女题材的作品。尊重女性，赞扬女性，替妇女受压迫、被侮辱的地位鸣不平的作品，在冯梦龙的整个作品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戏曲、小说、民歌里都可见到。一百二十卷的“三言”基本上代表了冯梦龙在这方面的成就，它肯定妇女的见识，赞美妇女的才智，主张女性在爱情婚姻上的自主与平等，呼吁女性的尊严和权利，同情妇女的命运与处境。这种进步的思想意识，不但是冯梦龙对妇女问题一贯思考的结果，而且是他整个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冯梦龙作为一个思想启蒙者的新兴意识，体现了他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大胆叛逆。它的产生和出现，同明代中后期进步的思想文化潮流、进步的文学家是密切相关的，与其思想的先导李贽更是一脉相承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传递着时代的信息，闪烁着时代的色彩。
五、历史局限和进步意义
冯梦龙和其他文学家一样，也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也同样反映在“三言”中一些妇女问题的作品里。由于社会的发展在当时还没有达到旧制度的基础崩溃之时，还不具备在思想上与旧的伦理道德观念完全决裂的条件，加本上冯梦龙生活在封建社会，自幼受到系统而完整的传统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感染和熏陶，他不可能彻底地摆脱封建意识的影响，不可能彻底地背离名教。因而“三言”中妇女主题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伦理纲常的说教和陈腐保守的思想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些作品从封建伦理道德出发，反复宣扬和强调“妇道当从一”、“烈女不更二夫”之类的传统观念，塑造了不少“节妇烈女”形象，对她们的贞节言行表示肯定和赞扬。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喻世明言》卷二十七）、《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警世通言》卷二十二）、《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喻世明言》卷二）、《蔡瑞红忍辱报仇》（《醒世恒言》卷三十六）等。个别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其举止并非循规蹈矩，而言谈却道学口吻，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警世通言》卷二）中的庄子妻田氏；有的作品则嘲讽和谴责了不能恪守封建道德的妇女，并采用因果报应的艺术手法对她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惩罚，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明言》卷一）等。
有的作品支持男子纳妾，承认一夫多妻的合理性，甚至以欣赏的态度描写二女同事一夫而和睦相处。如《玉堂春落难逢夫》（《警世通言》卷二十四）、《单符郎全州佳偶》（《喻世明言》卷十七）等，在妻妾关系上也表现了冯梦龙存在着封建的嫡庶观念；某些作品则宣扬了“前世姻缘一线牵”的宿命论思想。
有些作品则将女性冲破礼教束缚而追求自主婚姻的抗争和统治阶级庸俗的男女偷情相混淆。如《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喻世明言》卷四）就渲染和强化了陈玉兰冲破礼法束缚，为争取恋爱自由而进行的幽会，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
以上种种局限和不足将“三言”中某些反映妇女问题的作品打上了儒家伦理观念的烙印，使冯梦龙的妇女观最终局限于儒家的思想体系。尽管如此，“三言”在妇女问题上的基本态度还是进步的，有关妇女主题的作品，主导倾向是好的。其中表现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如赞扬女性自择佳偶，主张爱情婚姻自由，呼吁提高妇女地位等，这些进步意识的出现，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具有值得肯定的历史意义。我们知道，在封建宗法社会中，妇女的命运十分悲惨，她们作为社会成员和真正的人的价值长期受到压抑和损害。宋明时期，以程朱理学为核心内容的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和残害更加严重，明朝统治者又不遗余力地加强女教，表彰“妇德”，幻想以此禁锢妇女的身心。朱棣帝后撰《内训》一书，他将其“颁赐”臣民，又命人编辑完成了一部《古今烈女传》，并自制序文，刊印颁行。这两部书轰动一时，流传极广。《明史·烈女传》三卷，记录节妇烈女约三百人，“视前史殆将倍之”。同时，晚明时期，社会上又“淫风”甚盛，笑谈一类的书，都是以“性”的玩笑为中心。在这封建思想统治最严密的时代，针对这种虚伪的封建说教和残酷的社会现实，李贽、汤显祖等正面提出了“异端”思想，反对理学，主张妇女的平等、自由。志在醒天醒人的冯梦龙正是站在了这样一个时代的高度，在他那初步的民主性新思想的基础上，大胆冲击传统观念，热情歌颂爱情，多方面地反映妇女问题，倾注了自己对妇女命运的关怀和深切同情。这说明冯梦龙是一位顺应了历史潮流的文学家。从他的文学观可以看出，他特别重视和强调通俗文学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他在署名“可一居士”的《醒世恒言·序》中说：“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认为文学具有“醒人”以至于“醒天”的重要作用。他把“三言”分别命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就是想通过这些通俗易懂的文学作品来劝谕、警诫和唤醒世人，使人们从中得到感悟和启迪，获得教益和借鉴。所以，“三言”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和反映，其中表现的民主思想和进步的女性观，在唤醒妇女的自我意识，启发她们摆脱不幸的境遇、争取应得的幸福和权利，唤起社会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和重视，还给妇女以真正的地位等方面，不仅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也影响了许多进步的文学家。我们在凌濛初的“二拍”和曹雪芹的《红楼梦》里，就可感受到与“三言”在思想、感情上的继承关系。所以说“三言”在妇女问题上的进步意识和反封建倾向，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值得人们重视和肯定。
【参考文献】
［1］冯梦龙：《智囊·闺智部总叙》，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52页。
［2］见《论语·阳货》。
［3］陶春芳：《女性的过去和现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4］谭正壁：《三言两拍资料》（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5］冯梦龙：《情史》卷四“情侠类”总评，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
［6］冯梦龙：《警世通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7］冯梦龙：《喻世明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页。
［8］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0页。
［9］冯梦龙：《情史》卷二十四“情迹类”《选婿窗》评语，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14页。
［10］同［8］第135页。
［11］同［8］第11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6页。
［13］同［8］第123~124页。
［14］同［8］第101页。
［15］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6］冯梦龙：《情史》“情贞类”、“张小三”评语，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17］同［15］。
［18］《焚书》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19］同［3］第88页。
［20］［21］《焚书》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22］同［3］第88页。
［23］《工程遗书》卷二十二，参见李晓东《中国封建家礼》，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
［24］罗国杰：《李贽伦理思想新探》，《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25］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见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页。
［26］冯梦龙：《古今谭概·许子伯哭》批注。
［27］王凌：《冯梦龙与李贽》，《福建论坛》1987年第4期。
［28］冯梦龙：《墨憨斋重定三会亲风流梦传奇》小引，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29］王挺：《挽冯梦龙诗》，见缪泳禾：《冯梦龙和三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30］高洪钧：《冯梦龙生平拾遗》，《天津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