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中一些女性为了追求人身自由、婚姻自主，追求地位研上的平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崔待诏生死冤家》中的璩秀秀就是一个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女子。她本是咸安郡王府的针线丫头，趁王府失火之机，同心上人碾玉工崔宁一起逃到他乡，后被郡王抓回去活活打死。但她肉体虽亡，精神依然，她的鬼魂仍然与崔宁做夫妻，这对人鬼夫妻再次遭到迫害，秀秀只好带着崔宁一起到阴间做鬼夫妻，最终讨还了血债。秀秀明知奴婢私逃后果凶险，但为了摆脱奴隶身份，争取做人的权利，她甘愿以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对这位深受压迫却不甘心向命运低头，为争取人身自由和婚姻幸福而大胆反抗的女性，作品给予了理解、同情和肯定。“三言”中另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女性无疑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了。十娘虽是京城名妓，但却“久有从良之心”，渴望早日摆脱被侮辱被玩弄的处境，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为此她长期积蓄，在迎新送旧中见李甲“忠厚志诚”，几番试探后将李甲定为从良对象。以智赎身后同李甲一起返回故里，希望从此过上幸福自由的婚姻生活。不料李甲在途中将她当做“商品”卖给富商孙富。当美好的希望与理想幻灭之时，这个争取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正常婚姻生活的女性没有任人摆布，她满怀悲愤当众诉说了李甲的不义和孙富的不仁，怒沉百宝箱，以投江自尽的悲壮行为，向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及其宗法门第、金钱权势作了不屈的反抗。杜十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反抗精神和刚烈性格博得了编撰者的无限同情和由衷赞叹。此外，《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美丽多情的“蛇妖”白娘子，也是一个为争取自由幸福，敢同以法海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大胆抗争的女性，最后被法海镇压时，还“兀自昂头看着许宣”，表现了不向命运屈服的精神气概。
但是，由于作者和编撰者受封建妇女观的影响，在承认妇女价值的同时，又否定其价值，所以，陷入了矛盾之中。苏小妹是作品浓笔重抹的女才子，虽有让须眉男子钦佩的才华，但她只能为人女，为人妻，在家里写诗联句，不能像男子那样走出家门去应举做官，扬眉吐气，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黄善聪女扮男装经商数载，自己挣钱料理父亲的丧事，也养活了自己，可是一旦除去男装，也只能为人妻，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尽女人的本分，靠男人养活……杜十娘虽然苦心积蓄，智斗老鸨，凭借自己的智慧跳出了火坑，途中又被李甲卖给了孙富。她似乎只能靠嫁男人改变自己的命运，绝望之余，只好“抱持宝匣，向江心一跳”。可见，封建社会，一个人再有智慧、有能力，只要身为女子，也只能按社会规定于女子的本分去行事，不能像男子那样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地展示自己的才能和价值，这正反映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低下与自身价值被忽视、被局限的现实。
在否定女性的价值中，“三言”也宣扬了“女人祸水”的观点，如《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就首先列举了历史上周幽王、隋炀帝、唐明皇等帝王，把他们亡国失政的原因，都归结为贪恋女色。杨贵妃等女性虽说在帝王的宠爱下有些恃宠妄为，但把亡国的责任一味归咎于她们，也未免过于偏激，再说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接着作品塑造了一个以女色引诱男人、骗人钱财，致使吴山险些丧命的妓女金奴。作为暗娼，她对吴山并无真情，也不想嫁他从良，只是以美色和甜言蜜语等手段诱他上钩，以便得到更多的钱财，结果使病体初愈的吴山差点一命呜呼！在《小夫人金钱赠少年》中，作品虽对小夫人婚姻的不幸有所同情，但却写贪爱女色的张员外“不合成了这头亲事”，致使家产抄尽，禁拘在监，吃了一场冤枉官司；而对小夫人的真情无动于衷的张胜则因“立心至诚，到底不曾有染，所以不受其祸，超然无累”。这种对比描写充分表现了“女人祸水”的观点。《乔彦杰一妾破家》也表现了类似的思想。本篇中的商氏，深受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严格遵守为妇之道，对丈夫在外风流不管不问，只知在家独撑门面，恪守贞节。不仅如此，她还摆出冷酷、专横无情的封建家长姿态，严家教、正门风，为维护家风干出了血腥残忍的勾当，结果是害人害己，弄得全家丧命……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冯梦龙在“三言”的编撰中，既有对女性价值的肯定又有对它的否定，表现了他的矛盾心态。
三、自择佳偶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幸福的婚姻必须有纯真的爱情，必须是男女双方两情相悦、自由选择的结果。然而，在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代替了自由选择，门当户对，“男女授受不亲”代替了平等、自主的关系，结婚的当事人失去了自主的权力，婚姻被无情地异化了，这种“临之以父母，诳之以媒妁，敌之以门户，拘之以礼法”的违反人性的结合，使广大女性的命运“随风如沾泥之絮”。冯梦龙在“三言”中既承认甚至肯定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方式的合理性，又提出了“男女相悦成婚”的进步观点，肯定“情”的重要，赞成女性对自主婚姻的大胆追求，说明他在心态上的矛盾。
“三言”中不少作品用赞赏的态度着力刻画了许多大胆追求自主婚姻的新型女性形象。《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李莺就是一个思想观念比较进步的新女性。她与邻居青年张浩互相爱慕，私订终身。后来张浩为父亲所逼与孙氏另订婚约，莺莺知道后，决心把属于自己的幸福争回来。她在父母面前直率地说明了自己和张的关系，表示“自己能处理”面临的问题。随后把他们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私约，陈诉于官，以“昔文君心喜司马，贾午志慕韩寿，而不受无媒之谤”、名垂青史来自比，提出“女非媒不嫁”的“至论”，“亦有未然”，在婚姻上应当“所归得人”，“礼顺人情”。凭着她的真情和雄辩使通情达理的官员陈公写下如此一段妙文：
花下相逢，已有终身之约；中道而止，竟乖偕老之心。在人情既出至诚，论律文亦有所禁。宜从先约，可断后婚。
这样，李莺与张浩作为两情相悦者，终成眷属，获得了美满结局。作品也用一首诗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当年崔氏赖张生，今日张生仗李莺。同是风流千古话，《西厢》不及《宿香亭》。
《张舜美元宵得丽女》中的刘素香，也是个具有自主意识的新女性。其敢作敢为，大胆追求自主婚姻的勇气和魄力，在作品中得到了生动地体现。她不但机智地自择佳偶，而且为了幸福，毅然决定和意中人私奔远方。虽然途中失散三年之久，但两人都能彼此思念，矢志不渝，终于幸福地团聚了。作品热情地赞道：
间别三年死复生，润州城下念多情。今宵燃烛频频照，笑眼相看分外明。
《吴衙内邻舟赴约》中的大家闺秀贺秀娥又是一个自择佳偶、争取婚姻自主的女性。作品通过心理和言行的细腻描写，充分表现了她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为获得幸福生活而抗争的勇气和胆量。她听父亲“夸扬吴衙内年青美貌，学问广博，许多好处”，“便怀着爱慕之念”，第二天就“悄悄走到遮堂后，从门缝中张望”。看到吴衙内一表人才，“更是动了私心：‘这雅内果然风流俊雅，我若嫁得这等丈夫，便心满意足了’”。转念一想，“今番错过此人，后来总配个豪家宦室，恐未必有此才貌兼全！”为了不错过自己爱慕的人，她“题诗一首”，趁无人注意时抛给吴衙内，约他到自己房中相会。两人“各道想慕之情”，“说到情深之际，恩爱转笃”，就私自结合。本来李莺、刘素香、贺秀娥等女性自择对象，甚至私自成亲的做法不符合封建礼法，但编撰者却以理解、赞同的笔调描写了他们的做法，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也是进步的。
《卖油郎独占花魁》则通过青楼名妓莘瑶琴，对卖油郎秦重由看不起他到真心实意地爱上了他，提出“我要嫁你”这一复杂的思想斗争过程，透露了一个颇具近代意识的婚姻观念，即婚姻作为当事人终身幸福的选择，应以摆脱金钱、地位、权势和威逼利诱的互相爱慕为基础。卖油郎秦重对莘瑶琴的尊重、体贴和爱怜是获得爱情幸福的决定性因素。作品把重点放在莘瑶琴为自己的命运苦心挣扎，最后作出不同凡响的选择这一过程上，把这个当做矛盾冲突的焦点，表现了编撰者在反理学思潮影响下，对女性婚姻问题的理性探讨与进步的审美取向。
但是，由于作者及编撰者受封建婚姻观的影响，在肯定自择佳偶、自主婚姻的同时，又情不自禁地维护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以至陷入了矛盾之中。贺秀娥本是作品着力刻画的自择佳偶、争取婚姻自主的新女性，但后来小说又让贺秀娥的父母通过封建社会认可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方式给他们私自结合的婚姻以补救，使其成为名正言顺的符合封建礼法的一对夫妻。这说明编撰者在理性上还是没有突破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观念；有些作品对恪守传统婚姻模式的女性进行肯定甚至歌颂；有的作品认同男子纳妾，承认一夫多妻的合理性，甚至以欣赏的态度描写二女同事一夫而和睦相处，在妻妾关系上也存在着封建的宗法观念；有的作品还宣扬了“千里姻缘一线牵”的宿命论。
四、形成矛盾心态的诸多因素
“三言”所反映的妇女问题，是宋、元和明朝，再到其编撰成书的明中后期，这样一段历史长河中的妇女观念，是一个被历代统治阶级不断强化而又充满矛盾的观念。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女性的地位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每况愈下，传统的贞节观，经过宋代理学家的发挥，格外恶劣。程颐曾说寡妇再嫁是“失节”，甚至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些理论，后来被官方所肯定，以至影响了宋元明清几个朝代。从此，寡妇再嫁就要冒极大的舆论风险。元朝短暂一百多年，仅《元史·烈女传》就录贞节之妇104人。明朝更是提倡程朱理学、奖励贞节最突出的时代。朱元璋一当皇帝就下达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寡妇守节不但自己受到旌表，本家的徭役亦可免除；朱棣即位后，又派专人编《古今烈女传》，严格规范广大妇女的行动。所以《明史·烈女传》载：“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明耀井闾，乃至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而事实上，在社会动荡的元明之际，涌现出了不少杰出妇女。如朱元璋之后（马氏）“仁慈有智鉴”，陈友谅大军压境，她镇定自若，“尽发宫中金帛犒士”，朱元璋自己也说，“朕……内恃贤后，为朕司书，为朕随军，为朕亲缉甲士衣鞋，种种劳苦，不胜枚举，”；朱棣在靖难中，北平危急，徐妃激励将校士民的妻子登城拒守，终于保住了北平；永乐年间曾爆发了妇女英雄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所有这些或多或少要影响到“三言”对妇女的描写。“尽管‘三言’还不是宋、元、明三代话本与拟话本小说的全集，但是后来流传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实际上几乎已经网罗无遗了。”这说明“三言”的作者众多，且跨越宋、元、明三个朝代。这种情况决定了一百二十卷的“三言”对妇女问题的描写不可能是一致的，而是复杂多样、充满矛盾的。
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中叶，江南工商业发达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从而出现了肯定人欲、同情女性的反理学思潮。李贽则提出了摆脱积习、歌颂女性的进步思想。他夸赞薛涛的文才能使大诗人元稹“倾千里而慕之”，说明并不存在男女见识长短的差别，他在《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指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从而主张“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他还在《初谭集·夫妇》中列举了许多“才智过人，见识绝甚”的妇女，对她们的才智韬略和勇敢无畏的精神，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并明确指出：“男子不如也！”；在道德婚姻问题上，李贽也突破了传统观念，他歌颂卓文君私奔相如为“善择佳偶”；说夫妇“情爱之中兼有妇行、妇功、妇言、妇德、自然令人思想”；他甚至讲学收女弟子，在当时被视为惊世骇俗之举。这些包含了男女平等意识，有着强烈的思想解放意义的妇女观，直接影响到“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的冯梦龙。
冯梦龙不仅喜欢李贽的学说，也很尊敬李贽，他尊称李贽为“李卓老”，对具有“异端”思想的李贽推崇备至，非常敬佩他反封建的叛逆思想。冯梦龙青年时期，李贽正在湖北讲学，“儒释从之者几千、几万人”，“一境如狂”。冯梦龙三十多岁时，也到湖北麻城一带讲授过《春秋》，必然部分地接触到李贽的学说。而与冯梦龙情谊非比寻常的梅之焕诸人又是李贽密友梅国祯的后人，与冯梦龙友好的袁中郎，又是李贽的崇拜者，在和他们进行思想交流的过程中，冯梦龙必然受到李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对于汤显祖，冯梦龙不仅重订和修改过他的《邯郸梦》和《牡丹亭》，而且称赞汤显祖为“千古逸才”，对他的《牡丹亭》评价颇高。
可见冯梦龙不但非常熟悉汤显祖的作品，了解汤显祖的思想，而且也必然受到以“情”反“理”的汤显祖的影响。另外，冯梦龙曾生活在苏州，这个明清两代政治斗争尖锐和文人雅士聚集的地方，也孕育了他的进步思想，使他接受了李贽以来尊重女性的新思潮的熏陶。但冯梦龙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作家，而不是理学“异端”的李贽，他同封建社会的许多作家一样摆脱不了时代局限，更摆脱不了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所以在歌颂女性、同情女性的同时，又对传统的妇女观进行描写和认同。这种矛盾心态，同样表现在他编著的《情史》《太平广记钞》《墨憨斋定本传奇》等作品中。另外，冯梦龙长期生活的苏州，是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众多的地方，这使他广泛接触了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受到市民思想的影响，而市民阶层本身对妇女的态度也是矛盾的，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传统、保守的一面。
【参考文献】
［1］冯梦龙：《智囊·闺智部总叙》，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52页。
［2］《论语·阳货》。
［3］［10］陶春芳：《女性的过去和现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4］冯梦龙：《情史》“第147页。
［5］《工程遗书》卷二十二。
［6］《明会典》卷七十九。
［7］转引自刘士圣：《中国古代妇女史》，青岛：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324页。
［8］许政扬：《喻世明言》前言。
［9］《焚书》卷二《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
［11］《焚书》卷二《与庄纯夫》。
［12］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见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记》第112页。
［13］冯梦龙：《古今谭概·许子伯哭》批注。
［14］王凌：《冯梦龙与李贽》，《福建论坛》，1987年第4期。
［15］《墨憨斋重定三会亲风流梦传奇》小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