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绣球》是晚清文坛上一部反映妇女问题的小说。最初刊于光绪三十年（1905年）《新小说》第二卷，署“颐所述，二我评”。颐琐是谁？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说颐琐是汤宝荣，字伯迟，号颐琐；二说“颐琐当为梁启超的化名”。任何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产物。《黄绣球》虽然是男性作家创作的文本，但体现了可贵的人文关怀与进步的女性意识，它所阐发的对妇女解放问题的见解，对晚清妇女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对女性价值的重新思考与认同，对两性关系新境界的探索与憧憬，以及女主人公黄绣球立志自强、创办女学的精神，真实地反映了晚清时期的先进男性渴望女性自强自立，走向社会，与他们一起挽救民族危亡、改变社会面貌的心理企盼，展示了晚清妇女生活与观念的新变，代表了晚清社会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对不缠足和兴女学的生动反映
黄绣球原是个传统型的家庭主妇，过着生儿育女的单一生活，受西方妇女解放思想影响和丈夫的启发，她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成为一名带头放脚、创办女学的新女性。作为女性，小时候缠脚的痛苦、不能读书的无奈和婚后的生活，使她对男女不平等深有感触。她想：
“自古以来，男女都是一样的人，怎么做了个女人，就连头都不好伸一伸，腰都不许直一直？脚是吃尽了苦，一定要裹得小小的。终身终世，除了生男育女，只许吃着现成饭，几时世界上女人也同男人一般，能够出出面，做做事情，就好了。”她向往像男人那样出门做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反映了晚清新女性的思想和追求。她们针对相夫教子的传统思想提出：
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安敢辞教子之责任；若谓除此之外，则女子之义务为已尽，则失之过甚矣。
从中可以看出她们在做贤妻良母之外，还想为社会尽些义务。因此，当绣球听说世界上也有女子做事时，异常兴奋。她认为女性“既是可做事，也就可以谈谈学问”，“再做些事业”，而做事就必须放脚。于是她首先放脚，并因劝周围的妇女放脚做事而被捕入狱，但出狱后仍然坚持宣传。她感化了两个尼姑，编了一些白话弹词，让她俩扮作女先儿各处弹唱，宣传妇女放脚、读书和婚姻卫生、体育胎教，养成做国民之母才能遗传强种的道理。她提倡女性争取自由平等的权利，认为妇女之所以瞒夫藏私就是因为权不平等，男人压制女人造成的，所以，她反对男人对女人的压制，主张男女“平等平权”，反对女人服从男人，希望女人团结起来，“争出个做女人的权来”。对于婚姻，她认为男人能再娶，女人也能再嫁，反对守节，认为守节是男人对女人的压制和束缚。要提高女性地位，还必须读书、讲学问，因为“有了学问，自然有见识，有本领”。于是，她以北美女杰美利莱恩为榜样，走教育救国之路。她出钱并宣传募捐，联络女医生毕去柔创办了“城西女学堂”，又与丈夫一起开设了“黄氏家塾”。他们以培养人才、开通社会风气为目标，给学生传授新知识和新思想，受到人们的好评。以后根据需要又建了几处女学堂，使女性有了读书的机会和场地。
本村面貌改变后，绣球又帮助张开化到邻乡办学，不久，邻乡也旧貌换新颜。但自由村的新学却受到守旧势力的排斥和摧残，继任县令猪大肠以种种借口对新学横加干涉，“女学堂也说是有伤风化，禁去几处”。她便和丈夫商议，联合大众，组建了义勇队和女军，经过努力，实现了地方自治。可以说，黄绣球是晚清先进男性理想中女性形象的代表，她从封闭的家庭走向社会，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规范，实现了她的人生理想，为妇女解放指明了道路。她不仅解放了自己，使自己的生活丰富充实，而且使周围女性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在她的影响下，那些官绅眷属，有的放脚，有的捐钱办学，有的上学读书，还有的出任女学堂的教习。她们的生活完全是当时先进女性生活的形象反映。
晚清以来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西方文化的传入与激发，迫使人们救国自强。一些有识男性在寻求救国之路的时候，受西人提倡天足、创办女校、男女平等的影响，把着眼点落在传统女性生活的消解与重建上，他们反对缠足，提倡女学。宋恕曾指出：“西国女人皆识字，中国则绝少。人之生也得母气居多，其幼也在母侧居多，故使女人皆读书明理，则人才、风俗必有大转机”。他建议“每保设女学馆一区，公择识字女人为师”，还劝女性将“省下来的缠脚工夫”用于识字。早期改良主义的代表郑观应也建议“广筹经费，增设女塾”，预言“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学，罄十年之力率以读书”，则“天下女子之才力聪明”必不在男子下。早期维新派陈虬则指出：“泰西男女入学，故材亦相等”，而中国“无故自弃其半（指女子）于无用，欲求争雄于泰西，其可得乎？”1897年，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论女学》，抨击了缠足陋习的自私与残酷，提出“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将女子不学、不能自养，认定为中国衰弱的根源，他说：“故曰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女性学有所长，可以自养，中国便可以逐渐富强，这就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对妇女问题的基本观点。他们的主张启迪了国人的觉醒，一些觉醒较早的女性，在对男性思想家关于妇女解放的号召积极回应的同时，她们的自我解放意识日渐增强，开始思考如何谋求妇女解放，努力探索解放女性的方法和途径了。
1896年8月，一位署名“鸳湖痛定女士贾复初”的女性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缠足论》。该文议论戒缠足之法，分为“治本”、“治标”与“旁治”。其中“治本之法”即“广女学”。“治标之法”除了朝廷严加申警，另外即是“士大夫宜自立戒缠足会，同志入会者，皆自戒其妇女，而互相稽查，违则斥出议罚”。1904年，张竹君在爱国女校演说时强调：“欲言救国，必先教育，欲先教育，必先于女子，而女子所宜先者，则首自立自爱，次则肆力学问，厚结团体”。可见先进男性的看法得到了知识女性的认同，他们大都认为不缠足只是使女性成为有用之人的第一步，与之密切相关的便是学习知识和自尊自立。于是便积极投入到反对缠足、兴办女学的活动中去。1897年春，维新志士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不缠足会。下半年，梁启超又与经元善、康广仁等人开始筹备女学堂事宜。他在11月15日的《时务报》上发表了《倡设女学堂启》，阐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当日，诸位发起与赞助人便举行了第一次筹备会议，梁启超因为前赴湖南，出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未能参与其后的筹备工作，便由其夫人李端蕙代表。为了扩大女学堂的社会影响，维新志士的妻子们成立了女学会，创办了《女学报》，充分表现了知识女性对女学的热心。经过认真筹备，1898年5月，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创办于上海，虽仅存两年，但兴女学却由此开始，仅1901~1905年（《黄绣球》最初刊于1905年），全国主要城镇便涌现了不少女学堂：1901年留日归国学生杨白民在上海创办城东女学；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上海开明士绅吴怀疚创办务本女学，广州女医师张竹君创办育贤女学，杜清池在广州西关创办培英女学，何承畴、顾实在常州创办争存女学；1903年胡和梅在无锡创办胡氏女子小学；1904年曾广镛在长沙创办淑贞女学，吕碧城在天津创办北洋女子公学，张竹君在广州河南创设女子工艺学校，俞树萱于上海创立女工传习所，史家修创立上海女子蚕桑学堂；1905年张竹君在上海创立女子中西医学院。其中，女性的介入已颇为引人注目。由于传统势力和习俗观念根深蒂固，即使将办学需要募集经费的艰辛搁置不谈，仅女学堂的创办，便不可避免地要与传统观念及保守势力发生剧烈的冲突，遇到不少艰难与坎坷。如广东在20世纪初因风气渐开，自办女学堂不下10处。绅界中人对女学堂众说纷纭：有的视自办女学堂是“胆妄已极”之举，认为绅士之妻出任女校教习是“大伤风化”，主张查封女校，对女校长、女教员“饬其夫家母家严厉管束”。地方长官则以“维持学界，纲纪社会”为由，对女学堂动辄查察严禁。
尽管如此，不缠足与兴女学毕竟排除种种障碍，在晚清妇女的生活中出现了。文学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与其他女性题材的文本相比，《黄绣球》通过绣球放脚和兴办女学的故事，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晚清以来妇女生活和思想中的新因素。所以阿英赞道，“当时产生的妇女问题小说，最优秀的要推颐琐的《黄绣球》”，“所以说这是当时妇女问题小说的最好作品，主要由于这部书保留了当时新女性艰苦活动的真实姿态，当时社会中新旧斗争经过，反映了一代的变革”。
二、对妇女价值的重新定位与认同
从《诗经》到明清小说，文学长廊里能得到肯定的除贤妻良母形象外，很难找出其他类型。即使像刘兰芝、杜十娘、林黛玉等具有反抗意识的女性，也大都落入男性社会赋予女性的价值窠臼：爱情———婚姻的幸福，这可以说是她们生活的全部意义。《黄绣球》则对女性的社会角色和人生价值进行了新的描写与建构，代表了晚清精神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文本中，黄绣球、毕去柔等女性已不再是单一的家庭角色，她们的追求也不单是婚姻幸福，而是要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先看黄绣球，她原名秀秋，是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向来只道是女子不能同男子一样做事，故此十几年来”，遵循着“妇女不出闺门之训”，她的价值仅仅是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觉醒后立志要做一番事业，把地球绣成锦绣，改名绣球。她觉得“做女人的也不是只为梳头裹脚，做活计”，而应放掉双脚，扩充知识，“在本分之外再做些事业”。她劝说王老娘和曹新姑，将尼姑庵捐给女学堂做教室，在毕去柔等人的帮助下，在自由村创办女学堂。幸得新任县官施有功的支持，在全县普遍开办了男女学堂，面貌大变。但她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又帮助邻乡兴办学堂，使邻乡也旧貌换新颜。她认为，“人民不能离族以居”，中国人应该爱国、爱同胞。可见她已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之心。所以，她要在社会的大舞台上，做得更为有声有色，“打一出好戏”，给罗兰夫人看，为中国的女性争气，成为“二十世纪的女豪杰”。她认为，“只要人能独立自由，自由又能自尊，不论男女人人都是平等。”“女人也是一个人，岂可看轻。”作者借张开化之口称赞她，“真是世界上一枝自由花，插到那里开到那里”，表现了男性对女性价值的肯定和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