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毕去柔，她名强，号去柔，从其名号就可看出她自强自立的决心。她留学西洋，精通西医，既是个有爱国之心的女医生、好太太，又是个见多识广、热心妇女工作的新女性。作者通过绣球之口赞扬她：“周游外国，利己利人，才算是女中豪杰。”作为医生，她创办了自己的医院，平日治病救人，还培养了不少护士；作为女性，她对兴女学等进步活动极力赞助，听了绣球办女学的想法后，称赞绣球为难得的“女志士”，说兴女学是“我女子们可尽的义务，可达的势力，断不敢放弃推诿的”。她不但帮助绣球夫妇制定学堂章程，探讨教学内容和方法，捐钱购买读书器具，而且在百忙之中兼任女学堂的教习，担任女军的头领，表现得积极而勇敢，为兴女学和地方自治作出了贡献。可以说，绣球事业的成功，与去柔在人力和财力上的大力赞助是密不可分的。去柔虽是次要人物，但也来源于当时的生活。从史料看，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已有不少留学西洋的女医生。近代第一个留学女子金雅妹就是学医的，她1885年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1888年回国，在厦门、成都等地，或行医治病，或从事医学教育；1894年毕业于美国费城女子医科大学的柯金英，1896年回国，主办福州妇幼医院，后来又主持福州马可爱医院，除治病救人外，还造就了一批医学人才；1892年赴美国密西根大学学医的康爱德和石美玉在1896年学成归国，康爱德先后在九江、南昌行医，她在南昌办的医院热心为病人解难，知名度很高。和康同年回国的石美玉也在九江行医，并创建了九江仁德医院。另外，著名的女医生张竹君于1900年至1901年在广州创办了禔福医院和南福医院，“施医施药，救济穷人，并收女学生十余人，亲自教授”。以后根据需要“改南福医院为女小学堂”，自任教习，“每讲学时，常常提论时事，指陈国事，发起女学生国家思想”。以上几位都是医务界的杰出女性，都为我国的医学事业和女学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她们无疑给去柔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一定的源泉与信息。
此外，作者还塑造了文毓贤、徐进明、胡进欧、李振中、吴淑英、吴淑美等热心女学的太太、小姐，她们各就所长，有的教字，有的教画，有的教刺绣，有的教算术、教音乐，有的则劝放小脚，在兴女学中发挥了自己独特的社会作用。
总之，绣球等女性的角色和人生价值已发生了新变化，她们不仅是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而且是参与社会事务的女医生、女教员或女校长。对她们来说，婚姻或爱情已不是她们生命的全部，她们追求的是个体的自由自尊、自立自强，关注的是女性解放和社会进步。凭着过人的才识，她们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救国救民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者似乎在证明：女子也是大有作为的，她们有不逊于男性的才华，和男性一样能建功立业。作为女性，只要按照黄和毕的做法去做，女性的前景必然是美好的，只要女性都能够独立自由、自尊自强，整个民族也就会获得振兴。这既是对黄、毕所代表的晚清新女性的赞美和认可，更是对女性价值的重新思考和探索，表现了晚清有识男性关于女性的审美理想，反映了解放女性、挽救民族的时代精神。
晚清时期，随着时局的变化，女性走上社会，对西方男女平等情况的了解，也使人们对女性的角色和社会功用有了新的思考与认识，对女性读书的意义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主张也开始重新审视。1878年《申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世人动谓女子无才便是福。其实女子以才自累，皆所学不终之故耳”，“假令其所学与男子等，能通义理，广见闻，考古今，识时事，则才岂为累哉！”“假令世之教女者，先以经史俾之晓古今，继之阅历俾之识时务，则识见高远，志量恢宏，不特不以针黹酒食为能，且将养成其才，育成其德，与男子交相为理，为大有裨于天下国家”。虽然该文仍未摆脱“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但它提出的让女性受到与男性一样的教育，便可使女性成为对天下国家有用的人才，是进步的，表现了女性通过教育也会有才有德、发挥社会作用这一近代意识。梁启超的《论女学》也驳斥了“女子无才便是德”，认为这是一种“讏言”，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中国之所以贫弱，与这个观念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倡设女学堂启》认为，女子接受教育，既能成为“上可想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贤妻良母；又能“兴国智民”，发挥社会作用。这说明先进男性已认识到女性的重要，于是他们对女性的期望和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与其以贤母良妻望女界，不如以英雄豪杰望女界；与其以挤排诟詈待女界，不如以欢迎赞美待女界。”竹庄（蒋维乔）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吾国女子，正宜奋发其争存之能力，规复天赋之权利，以扫除依赖男子之劣根性，各自努力于学问，以成救国之女豪杰，夫而后中国或有可望也。”为了唤醒女性挽救中国，一些男作家塑造了许多有别于传统的新女性。黄绣球、毕去柔等女性的塑造，非常地肯定了女性的社会作用，体现了颐琐为代表的男性进步的女性观，说明女性在为妻为母的同时，还能从事社会活动，为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助一臂之力。
三、对两性关系新境界的探索和思考
《黄绣球》的价值，还在于它对两性关系的新境界作了合情合理的思考和探索。与《女狱花》中的沙雪梅相比，绣球值得肯定的地方是她不以性别为简单的画线标准，像沙雪梅那样对所有男性进行否定与批判。她认为要使女性摆脱被压迫的命运，获得应有的权利，除了女性的觉醒、自强与团结、奋斗之外，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男性。这从绣球与丈夫黄通理的相知相助，与刑房张书办、县官施有功的彼此相助中得到了形象地表现。
黄通理是位学贯中西、思想开明、社会责任感极强的男性。他看到本村风俗败坏，非常担忧，请族人来家谈论整顿村俗的道理，不料一无所获，十分懊丧。绣球见状便问：
“可不知世界上也有女子出来做事，替得男子分担责任的么？”通理说：“怎么没有！”绣球听了“就如触动了他的电气，把他那一向所有、十几年渐渐忘了的思想，顷刻间兜上心来”，高兴地说：“有就好了”。急忙回到卧室放脚，还要学知识，做事业。她对丈夫说：
“只要你有什么知识，换与我，我也慢慢的会有知识，再给两个孩子开通些知识，这先就有了四个人了。从我们一家四个人，再慢慢的推到一个村上，哪怕他风气不行！”
“我将来把个村子，做得同锦绣一般，叫那光彩激射出去，照到地球上，晓得我这村子，虽然是万万分的一分子，非同小可。”
通理听后对她表示了由衷的支持和鼓励。他说：
“我自此多买些有用的书回来，同你研究研究，——天下事只怕无人发起，所以前几天我独自忧虑，想要谋之于人，而今忽然得了你这样的猛进，叫我也退避三舍，这个幸福是万万意想不到。”
在风气未开，人们对绣球的行为不理解的情况下，通理是这样做的。
（他让）黄绣球且在家内多看看书，多养养知识，遇着一两个闺房同志，推广开来，就不至大惊小怪得了。
他不仅支持妻子，也了解她。一天，家门口来了个化缘的尼姑，绣球想在她们当中劝出一两个为社会做事，便给了尼姑些东西，趁机了解她们的情况。通理在门内看见，知道“绣球不是迷信神佛、结交尼姑的性情，必有一番作用，故而并不露面”。这些情节写出了夫妻之间的知心与信任，展示了夫妻关系的新境界。
在后来的办学与地方自治中，绣球夫妇志同道合，通力合作，商议学堂章程、教学内容和方法等各项事宜。黄通理曾对毕去柔说，绣球“是我一只大帮手”，对其他人说起妻子，常以欣赏的口气称“我绣球”，很少叫她贱内”。因为他们不只是夫妻，更是相知相助的知己和同志。虽然二人性格不同，一个勇于进取、敢说敢做，一个审慎周详、沉着稳健，但恰好相辅相成，可谓两性的完美组合。第二十二回“平等平权讲正经理路”，写绣球与通理交流自己“近来体验到的”感受，充分表现了她对两性问题的新认识。她说：
“如今讲男女平权平等的话，其中虽也要有些斟酌，不能偏信，却古来已说二气氤氲，那氤氲是个团结的意思，既然团结在一起，就没有什么轻重厚薄、高低大小、贵贱好坏的话，其中就有个平权平等的道理。不过要尽其道，合着理，才算是平。譬如男人可读书，女人也可读书；男人读了书可以有用处，女人读了书也可以想出用处来。这就算同男人有一样的权，谓之平权。既然平权，自然就同他平等。若是自己不曾立了这个权，就女人还不能同女人平等，何况男人？男人若是不立他的权，也就比不上女人，女人还不屑同他平等呢！”
关于两性团结、男女平等的话题，在晚清小说中，要算绣球说得明白而透彻。她不仅团结自己的丈夫，与他平等相处，而且连自己入狱时认识的书办张开化，也被她争取过来，积极地支持和参与创办学堂的工作。她还通过结交施有功的太太，使思想开明的县官施有功夫妇成为官方劝放小脚、支持女学的重要力量。这些都证明女性解放并非完全排除男性。恰恰相反，正是在黄通理、施有功等进步男性的支持和帮助下，绣球的事业取得了出色成绩。
上述可见，《黄绣球》描述了男女之间在平等、理解和彼此支持、尊重的基础上形成的两性关系，体现了两性关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表达了对两性关系的新理想，更符合两性之间的情感实际，寄寓了作者对于两性之间的丰富交往方式的渴望和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展现了夫妻以外的男女关系的新境界。“证明经由两性共同努力，才更能克服艰难的环境，迈出两性平权的第一大步”。它不仅体现了男性作家尊重女性、关怀女性的人文精神和进步的两性观，否定了“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等传统观念，还体现了近代两性平权、男女携手改革社会、开通风气的时代精神。
四、结语
综上所述，《黄绣球》虽然是男性文本，塑造了黄通理等寄托着他的人生理想的男性形象，但已摆脱了男权主义的性别歧视，它塑造的黄绣球等女性形象，逾越了男权文化对女人的角色界定，在思想内涵上超越了以往同类形象，寄寓着晚清先进男性崇高的审美理想。从古为今用的现实意义来说，晚清文人的女性意识，应对今天的一些男性有所启迪；而黄绣球与毕去柔自强自立的榜样作用，对我们今天的女性也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1］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页。
［2］林薇：《〈黄绣球〉的作者是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文期。
［3］本文所引《黄绣球》原文，皆以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的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为准，不再另注。
［4］吕碧城：《论某督札幼稚园公文》，《女子世界》第9期，1904年9月10日。
［5］［6］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2月版，第17、338页。
［7］参见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17页。
［8］陈虬：《治平通议》，《陈虬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9］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时务报》23册，1897年4月。
［10］［12］参见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19页。
［11］《记张竹君女士演说》，《警钟日报》，1904年5月2日、3日。
［13］参见刘宁元主编：《中国女性史类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14］参阅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133页。
［15］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121页。
［16］马庚存：《中国近代妇女史》，青岛：青岛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146页。
［17］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辽宁：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页；《张竹君女士历史》，《顺天时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1月16日。
［18］《论潘氏三孝女同志殉母事》，《申报》，1978年7月25日。
［1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一第39页、《饮冰室文集》之二第19~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20］安如（柳亚子）：《论女界之前途》，《女子世界》第二年第一期，1905年5月出版。
［21］竹庄：《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女子世界》第三期，1904年3月出版。
［22］冯沪祥：《两性之哲学·自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