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女性形象的市井化与明代中后期城市市民阶层的大量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16世纪中期以后，明朝社会的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不断增长，手工业日益兴盛，商品经济有了广泛的发展。同时，王公贵族等都凭借特权大量兼并土地，致使失去土地的广大农民大量流入城市，从事着手工业和商品活动，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随着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繁华的商业都市和许多手工业工场。商人、手工业者、失去土地的农民、行旅（走远路的人）等壮大了城市中的市民队伍，同时，为他们服务的娱乐性行—勾栏和娼妓也大量出现。伴随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市民队伍的壮大，一种与程朱理学相悖的异端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兴起。“异端之尤”的李贽猛烈抨击理学，充分肯定“人欲”的天然合理性，积极倡导男女平等，主张妇女有恋爱自由和再嫁的权利，认为卓文君“私奔”相如是“得身”而非“失身”。伴随商品经济的繁荣、异端思潮的影响，封建秩序、传统观念受到更为强烈的冲击，一种趋商逐利、重现世、尚奢靡的风气在社会上泛滥起来，这股社会风气的狂飙，不仅震撼了封建统治秩序，而且催醒了女性的自由意志。从前她们被囚禁在家庭的狭小圈子之中，有事出门则遮遮掩掩，怕人看见，“即奴隶之妇他往，亦必雇募肩舆自闭耳”。如今女性开始冲破重重禁锢，走出家门，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和人间的乐趣。“都人乐游，妇女尤甚”，“……元宵灯市，高楼珠翠，毂击肩摩。清明踏青，每每三五为群，解裙围松树团坐，藉草呼卢，虽车马杂沓过，不顾。”这样，士大夫、文人耳闻目睹的就不只是贵族女子或官伎、家伎等染上了贵族气的女性，而是相对有一定人身自由的娼妓、勾栏中的女演员，从事商品生产和出门游玩的妇女。何况通俗小说的欣赏者大部分是市民，市民阶层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同广大民众一样，渴望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要求实现自由与平等，而现实妇女的解放是现实社会平等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女性形象塑造的市井化就成为为市民“写心”、“画像”的作家创作的一种时代风尚和审美趋向。
二、“类型化”倾向
虽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金瓶梅》的成就一点也不亚于《水浒》”，但从形象的整体，从形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看，
《金瓶梅》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仍然没有摆脱“类型化”的倾向。“类型化”一词具体到文本是指笑笑生以“类型化”代替了对生活的深入挖掘，未能完全按照生活中不同女性该有的性格、心情和相貌，而是出于以男权为中心的价值判断和视角，以男人的价值或眼光看待女性，表现生活，用一些单调、相似，甚至雷同的语言来塑造女性的一种倾向。“类型化”倾向在《金瓶梅》女性形象的塑造上首先表现为笑笑生在描写、评价女性的性格类型时，按照儒家传统的美学观和男人的审美理想与愿望去审视、塑造女人。写到女人，往往不是宽容、顺从的贤妇人，就是争风吃醋、背夫偷人的淫妇、妒妇。使人觉得“笑笑生笔下的吴月娘、潘金莲、李瓶儿等女性形象，成了形象化的道德符号”。先看代表作者心目中优秀的传统道德的理想女性吴月娘，笑笑生在她身上涂抹了较多的封建道德的色彩。作为西门庆的第一夫人，她的思想性格有三个特点：一是从夫。她顺从丈夫的意愿，为他主持家务，排难分忧。蔡京家的管家翟谦要西门庆为他物色一个美貌女子作妾，西门庆忙，忘了此事，等翟谦催促时，吴月娘为丈夫出主意，想出两全之策，助了丈夫一臂之力。二是贞洁守节。她以女儿身嫁给西门庆，在西门庆生前死后都贞洁守节。三是不妒。这是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文化对妇女的不合情理的要求，不仅是男人欣赏、检验女性品格的标准，而且也被女性自身所接受。吴月娘对丈夫娶妾基本上不阻拦，她不与妾争风，更不专宠，尽量让丈夫到妾的房里过夜。笑笑生一方面把吴月娘作为自己的道德理想风范，赞美她的温顺贤惠和贞洁守节；另一方面又描写了她对潘金莲、李瓶儿、西门庆的斥责，使她成了自己的传声筒。如十八回在听说李瓶儿嫁给蒋竹山后，吴月娘道：“如今年程，论的什么使的使不的！汉子孝服未满，浪着嫁人的才一个儿？淫妇成日的和汉子酒里眠酒里卧的人，他原守的什么贞节！”
七十五回中，她曾理直气壮地当面斥责潘金莲：
“我当初是女儿填房嫁他，不是趁来的老婆！那没廉耻趁汉精便浪，俺每天材实料不浪！”
这无疑是替作者出面作道德的训诫和谴责，符合封建礼法规定的婚嫁形式和正室地位。她对自己和李瓶儿、潘金莲的评价，实质上“表现了男人对女人的评价”，有意无意间坚持和体现了男人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视角，从而使吴月娘和李瓶儿、潘金莲等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类型化”的两极分化。
再看《金瓶梅》女性中的头号“淫妇”潘金莲，她的形象，在作者的意象中，显然是吴月娘等正面形象的对照。潘金莲本是裁缝的女儿，9岁被卖到王招宣府中，后来又卖给了张大户，18岁时被张大户“收用了”。大户的妻子知道后，整日和大户吵闹，大户无奈，把她“白白的”嫁给了外貌丑陋、“一味老实”的武大郎。作为女人，她内心的痛苦与无奈是可想而知的。当见到“身材凛凛，相貌堂堂”的小叔武松时，她情不自禁燃起了爱的火苗，竟然“贪淫无耻坏常纲”，“暗把邪言钓武松”，结果遭到武松的拒绝，火很快熄灭了。这之前的她，确实很可怜，也值得同情，但此后的她却被肆意地歪曲丑化了。作者编造种种通奸、乱伦等情节，来表现潘金莲对纯粹的“性”的疯狂追求，用一种赤裸裸的文学话语暴力，渲染潘金莲的淫荡无耻。她在寻找自我的同时，却丧失了自我，获得了肉体的某种满足，却失去了人性，伙同奸夫西门庆杀了武大。她要保护这“获得”的，于是竟不择手段。首先她以性来笼络西门庆，取得他的欢心，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为了能长期保持这种地位，她又膨胀了自己的嫉妒心，激打孙雪娥；设计害死了李瓶儿的儿子，指桑骂槐气得李瓶儿病情加重，终于夭亡；挑唆西门庆写帖子给夏提刑，重责宋惠莲的丈夫来旺儿，又挑唆孙雪娥与宋惠莲吵闹，逼得宋惠莲“含羞自缢”。她纵淫放荡，不忠丈夫，嫁给武大，与西门庆私通，嫁给西门庆，又与小厮琴童私通，与女婿陈经济乱伦，简直成了淫妇的化身。从西门庆家出来后，其淫欲仍然不能遏止，竟与王婆的儿子通奸，甚至想获得以前想得到而未能如愿的武松，被从牢狱出来的武松买回“过日子”，结果死在了武松的刀下。在潘金莲的身上，美丽的容貌变成了肉欲追求的丑恶；聪慧伶俐变成了争风吃醋、争位夺宠的机心；正常的情爱变为无耻的淫乱。结果毁灭了别人，也毁灭了自己。她基本上是个“类型化”的人物，笑笑生把她从《水浒传》中抽出来，沿着《水浒传》既定的性格类型，详细地突出甚至夸大了她为追求情欲而堕落、毁灭的全过程，写出了她性格发展变化的轨迹。在丰富这个形象的同时，客观上虽然也暴露了那个使她堕落、毁灭的环境，但是最终又让她回归《水浒传》之中。这说明男权中心文化形态在晚明的文化市场中依然十分稳固和强大。正因为如此，小说中的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等女性，虽然个性比较丰富，作者还是按照“以男权为中心的价值判断和视角”，把他们划入了淫妇的类型，未能写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
“类型化”倾向其次表现为女性的肖像、打扮和心情等描写，这些往往是脸谱化的，运用的语言往往是相似甚至雷同的。如写孟玉楼生得“长挑身材，瓜子面皮，面上稀稀有几点白麻子儿，模样儿风流俏丽”；写韩道国的妻子王六儿肖像，也是生得“长挑身材，瓜子面皮，紫棠色”；写蒋竹山眼中的李瓶儿“粉妆玉琢，娇艳警人”；写过生日时孟玉楼打扮得“粉妆玉琢，莲脸生春，与西门庆递酒，花枝招飐，绣带飘飘，磕了四个头”；写妓女吴银儿和爱香儿等“望月娘花枝招飐，绣带飘飘，磕了头”；写潘金莲生气时“乌云散乱，花容不整”；写妓女李桂姐生气时又是“乌云散乱，粉面慵妆”；李瓶儿丈夫花子虚被官府捉拿时，李瓶儿也是“罗衫不整，粉面慵妆”。描写人物心里高兴时也颇多雷同之词。如李瓶儿听说西门庆愿意娶她，“满心欢喜”；宋惠莲听西门庆说让她丈夫“在家门首开酒店”，也是“满心欢喜”；林太太看见西门庆“身材凛凛，话语非俗，一表人物”，又是“满心欢喜”；吴月娘见“两个唱的打扮出来，花枝招飐，望上不端不正，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儿”，也是“满心欢喜”等等。由于作者运用了较多的相似甚至雷同的词句来描写女性的肖像、打扮和情感变化，不根据具体的人物而有所变化，不随人物身份、境遇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不是以真实细致的描写去揭示人物的身份、教养、心情和性格，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形象塑造的模式化，使读者觉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似乎大同小异，共性多而个性比较少。总之，《金瓶梅》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从整体上看，存在“类型化”的特点。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文化和性别原因。中国文化中理想的“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和西方文化中的“家庭的天使”的女性形象，只是提法不同。而中国古代文学的作者又大多是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男性，“因为笔拿在男人的手里，男人是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去塑造女人的”，因此他们写到女人，往往不是传统文化所赞赏的贤妻良母，就是与之相反的淫妇、妒妇。二是笑笑生迎合了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和晚明的打扮时尚。市民阶层普遍追求的是艳丽美，在穿着打扮方面又爱追赶时尚。因而，笑笑生在描写女性人物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按照市民阶层普遍追求的审美标准和打扮时尚来描写笔下不同身份、阶层的女性，于是就产生了前文所说的各种阶层的女性在打扮、肖像上的大同小异。三是作家对生活的深入体验和挖掘不够。作为第一个独立创作白话长篇小说的文人笑笑生，虽然在《金瓶梅》中活灵活现地表现了晚明社会的世俗人情，“比之《三国》《水浒》等从‘说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也迈进了新的一步”。但由于作者对生活深入挖掘和体验不够，观察生活不够仔细，这就使他时常以现成的相似甚至雷同的词语代替了生动具体的描写，忽视了女性形象在具体的时间、地点等条件下该有的具体的个性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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