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文献里，依稀可以看到在周秦时代就有早期说唱艺人活动的痕迹或影子。汉刘向《列女传》记载的给周文王的母亲“诵诗，道正事”的“瞽”可能就是专业说唱艺人。我们山西武乡三弦书的艺人，称自己说唱的曲种叫瞽儿词，从事这门艺术的艺人又大都是盲人。古代师、瞽、优中不乏专业说唱者，且还能掌握多项技能。我们山西洪洞的师旷，被山西晋南一带的说唱艺人尊为祖师供养。在我们山西说书讲古的艺人其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常常被人们尊称为“说书先生”。
在中国曲艺说唱的历史长河里，有一位响当当的名人，那就是北宋时期诸宫调的创始人孔三传，文献记载他是山西泽州人；还有金代的一部最伟大的诸宫调说唱名著《西厢记诸宫调》，被认为是中国说唱文学的典范性体裁、“古今传奇的鼻祖”，它的作者董解元，被一些学者认为就是我们山西侯马人。在中国曲艺界这样惊世骇俗的名家或名著，都是山西对全国曲艺的贡献。可是他们的生平如何、创作如何，正统的历史文献对他们没有任何记载。
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的《柳麻子说书》，记述了当时南京的著名说书艺人柳敬亭的高超说书艺术，又描绘了其人品和气节。作者的见识可谓独树一帜！清顺治时人林嗣环写过一篇千古美文《口技》，把“京中善口技者”，描摹声响的技能，写得扣人心弦，可这个表演的艺人是谁呢？在旧社会有句民谚“说书唱戏不算人，死了不能进祖坟”。社会上把一些从事艺术和技艺的人列为“下九流”，为他们列传是绝无仅有的事了。
从一些艺人的口碑中，我们得知，大约在明末清初，山西的盲艺人们也自发成立过自己的组织“三皇会”，那是为了向强权社会和黑暗官府主张自己的基本生存权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时代曲艺艺人的凄苦和社会地位的极其低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艺术的人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由国家编纂出版的“十大文艺集成志书”，为历代有一定艺术造诣的艺人进行了列传介绍，这真是开天辟地的事情。2004年出版的《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西卷》对154位曲艺艺人进行了专门介绍；《中国曲艺志·山西卷》对120位在1985年前离世的艺人作了传记。由政府主动设立曲艺组织机构，为曲艺艺人列传，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是我们今后书写中国文化发展史时，必须要关注的变革事实。
这里摘录和编写了若干山西曲艺艺人的片段情况，与大家共识。
识文知音的“崔二先生”（生卒年不详）忻州三弦书创始人，约清代同治年间在世，忻州曹村人。他原系商人，早年在晋东南一带经商，学会说唱当地的鼓书如潞安鼓书等，年老归乡后，闲居无事，常常自娱弹唱。因有文化，懂音律，名声不胫而走，人称“崔二先生”。相传1892年左右，忻州南胡村盲人赵博世慕名求教于他，他欣然收为徒弟。但他会的是晋东南一带的鼓书，而赵所会的是忻州小调。于是，师徒二人就把晋东南的鼓书和忻州的民间小调糅合起来说唱，发展形成了具有当地风格的忻州三弦书，并受到了人们的喜爱。他的徒弟除赵博世外，还有赵连举、王献和等。
“瞎子状元”刘春诚（1863—1925）霍州三弦书盲艺人，霍县峪里村人，清末民初在世。会演的节目有二十多本“正书”，一百多回“闲言”，能连续说唱两个月而不重复。观众称其“瞎子状元”，同行敬称“说书泰斗”。他嗓音高昂圆润，相传在霍州鼓楼上说书，约二华里远的东门外都可听见。他技艺全面，说拉弹唱样样皆精。并善口技，摹学鸡鸣、猫叫、狗打架，活灵活现。他还能现场即兴编演。相传有次在台上说书，一部分观众要听《光棍哭妻》，一部分观众要听《小寡妇上坟》，各持己见，相持不下。他便将两部书融合起来说唱，满足了所有观众的愿望。他最擅长表演的节目是《连花簪》，所演的长篇代表性节目，有《泰山图》、《还魂带》、《哭魂堂》，短篇节目有《韩信算卦》、《文太师显魂》等“讨吃鬼”魏马则（1880—1935）莲花落艺人。艺名“讨吃鬼”。文水县大象镇人。出身贫寒，一生以说唱莲花落为业，常活动于文水、汾阳一带。他表演的莲花落节目，幽默风趣，形象生动，所到之处，群众喜闻乐见。其开始表演时，总是先自报家门：“大象镇有三件宝，奴则生、万金则，还有我讨吃鬼魏马则”（奴则生、万金则均为著名晋剧艺术家丁果仙的票友）。他常以自己和晋剧名流相提并论，来吸引观众。他行艺演出时，即兴编词出口成章，经常用莲花落的形式品评社会、讽刺邪恶。1935年春，中国工农红军东渡来到汾阳、文水一带时，他因编演讽刺国民党反动派和阎锡山的莲花落小段，被当时的汾阳县政府视为东渡红军，惨遭杀害。
“一人包本”的朱中俊（1880—1945）曲沃琴书艺人，曲沃县城人。师承不详，早期演出多为“一人包本”，或手拿梆子自打自唱，或自拉四胡脚踏木鱼演出，或自打小扬琴（右手打琴、左手持挎板）说唱。所演节目，有反映人们生活情趣的《小两口顶嘴》、《大脚婆》、《吃油糕》和幽默诙谐的《颠倒虫》、《十怕》等短篇小段，也有《刘公案》、《包公案》、《状元谱》等传统长篇节目。其演出的曲种即曲沃琴书时称“铰子书”，曲调据称为从河南南阳府传来的“月调”（也作“越调”）。其演出风格以激扬奔放和抒情见长。他与北董村的史文清、南吉村的张吉荣说唱风格相近，时人称之为“沟北派”。也曾远赴曲沃县周遍的翼城、绛县、新绛、闻喜等县行艺。1930年，收毋天玉（1920—）为徒，细心教授。毋不负师望，也是曲沃琴书的名艺人。
“活八仙”刘稳道（1832—1919）河东道情艺人。小名道娃，艺名“活八仙”，又称“神鬼怕”。清末民初永济县黄旗营乡高淮村人。他家财充盈，待人和善。少时聪明伶俐，心地善良，怜悯穷人。十六岁时，家门口来了一位唱道情乞食的艺人，其声悠扬，其调动人。于是他便拜这位艺人为师。师傅见他学艺心切，教他学练渔鼓、简板。他坚持勤学苦练，三年出师后逐渐有了名气，人称“活八仙”。不仅擅演传统节目，而且能自行编演新节目，如他编演的《戒赌》，批评了当时的歪风邪气。他还编演了《三姑娘入洞房》，揭露旧社会妇女的不幸遭遇。由于他编演的河东道情敢于针砭时弊，指斥不端，在当地很有声望。相传有一次他演出结束带银夜归，途遇歹人拦路抢劫，演出所得被抢，他仍严词指责：“我不惜金银不惜命，只惜世道太不平，你虽窃走我的银，今后断你不安宁。”贼人后来得知他是“活八仙”，又悄悄连夜将银子退还给他，生怕将此事张扬出去。
又传他出外说书从不带折子，由事主随意点唱，如果难住他，封银分文不取。一次一个富翁子弟请他为其父亲说祝寿书，点出“阴司调”这个不是节目的名堂。刘知其之歹意，答说：“这是三阎王派五鬼勾魂”，立即敲起渔鼓要唱，急得那个富家之子忙赔好话。因之人又送他“神鬼怕”的绰号。当地由此而有“刘稳道，唱道情，专门为人鸣不平，谁若无故把他欺，渔鼓简板辩分明”的谚语流传了下来。
“说书的毛先生”（约1880—1949）襄陵琴书盲艺人。襄陵镇人。因经常身背打琴（小扬琴）和四胡走乡串户演出，且多说“敬神书”和“还愿书”，人称“说书的毛先生”。久而久之，人们只知其为“毛先生”，而不知其真姓名。经常演出的节目有《翠花宫》、《满床笏》、《佘太君表功》、《八马岭》等。课徒较多，以再传弟子王松山（1919—）较为有名。
唱道情的“和尚”韩勋（1886—1972）阳城道情艺人。艺名和尚，阳城县城关镇南关人。幼时酷爱阳城道情，平时观看演出，非常留心听记，学会了许多曲调和唱词。从艺后发奋努力，成为阳城一带有名气的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多次与其他艺人一道在长治和太原参加交流演出，受到集体奖励。1956年，阳城县文化馆召开了关于改进阳城道情的工作会议，并责成他专门负责阳城道情的唱腔改进工作。他将自己的擅演节目《七仙点化》、《三度林英》、《舍金钗》和《尼姑思凡》等进行了加工整理，并将《十二月美姻缘》、《八度四季》、《猛虎学艺》、《盼四季》等节目的唱腔进行了革新。1958年，有他参演的阳城道情节目赴省城太原演出四十多天，其中《百花四季》和《拉老汉》获演出一等奖。他平时沉默寡言，登台演出妙趣横生。一生尚义好客，艺友很多。无论哪里邀请演出，不但从不拒绝，无论刮风下雨，有求必应，而且再远再累，演出结束也会连夜返家，他的一句口头禅是“客走主人安”。有次演完已是深夜，仍坚持归家，不慎从毛驴背上掉下，摔伤了胳膊。
表演“哈哈笑”的郗富根（1889—1964）评说艺人，平定县东沟村人。父亲郗占鳌，清末在京城经营皮货、叔父郗占元做估衣生意，生活比较宽裕。不期三岁丧母，九岁丧父，从此家道衰落。郗富根天资聪明，但贪玩不喜读书。十里八乡遇有庙会，都会前去，听书看戏，夜以继日，终场乃回。其祖母深以为忧，尝送至其叔处学艺，并曾去北京在天桥一带的书场里观看说书表演。回到平定后，仍旧习不改，常跟南关安富元讨教秧歌，向二罗圈剧团的千秉师傅学唱乱弹和打鼓板。辛亥革命胜利后，平定县城连日举行集会庆祝，他在雨花台僧人觉凡的指点下，将觉凡依照当地“迓鼓”的说白韵调编写的评说小段《共和年》当街演出，始有声名。民国八年（1919），他将自己编写的《劝戒烟》、《戒浮华》、《戒赌博》等评说唱词，在平定晋新石印馆印成活页，取名“哈哈笑”。从此手摇铜铃，到处演出，开始了流浪行艺的生活。期间，随着见闻和经历的增多，创作也日见频繁，编演的趣味性段子有《说药名》、《说村名》、《说戏名》等，反映时政的段子有《炮打雪花山》、《抵制洋货》、《高桂滋兵变》等。民国三十六年（1947），平定、阳泉解放，他编写了《闹翻身》、《现在和从前不一样》、《新婚姻法就是好》、《解放牌闺女》、《学文化》等评说段子。对当时的土地改革，贯彻婚姻法，扫除文盲等活动，起了积极宣传作用。为此，平定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葛宜生赞誉他是“人民的宣传员”。1952年5月，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宣传部江萍副部长在阳泉宾馆为他主持了收徒仪式，王勤、贾子祥、关海昌、侯治邦、王玉贵、魏荣堂、王全福成为其入门弟子。郗富根从此潜心课徒不稍懈。江萍还为他赋诗一首：“体矮腿短貌平凡，却得世人带笑看。舌翻珠玉振谐铎，唇吐金石凝浑丸。怒者解颐忧者乐，女子忍俊男子欢。谁个愿得十年少，常听评说常开颜。”1955年，他参加了山西省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汇演。1962年，山西省文化馆、阳泉县文化馆和平定县文化馆搜集整理了他所编演的评说和迓鼓曲本千余篇。1964年因病离世，葬于东沟老家。平定县文化部门在平定戏院为其举行了追悼会。1982年，阳泉市文化馆重新整理并内部印行了《郗富根与评说》一书。
“琉璃嘴”张银娥（1892—1963）潞安鼓书盲艺人。艺名“琉璃嘴”，长治郊区南垂村人。自幼双目失明，家境贫寒，十三岁拜长治市郊区魏银洞为师学习潞安鼓书。三年之后，学会了《钗环记》、《洗衣记》、《红灯记》、《金镯玉环记》四部大书。1912年，他说唱潞安鼓书，采用三弦自行伴奏，并创造了“花板”、“悲板”等功能性唱腔。1935年前，他参加了潞府各县说书艺人联合成立的行会组织“三皇会”。在有一年的会师考核例会上，他自弹三弦演出《白马关》，说唱流利爽脆，弹奏艺惊四座，名登榜首，称誉上党各县，获得“琉璃嘴”的美称。有次他在潞城县靳村一财主家说堂书，连说十七天，没有重复节目。结果，东家还让他再说十七天，他却拿不出新书，觉得十分丢人。后请人买回《五女兴唐传》、《回文屏》、《红风传》、《巧奇缘》、《巧连珠》、《刘公案》、《宫门挂带》、《打登州》、《包公案》等刊本，念给他听。黑夜学，白天说，共学会了二十七套大书和数十个小段。1946年，他参加了长治县盲人鼓词宣传队，成为主演。他说书形神逼真，唱法讲究，跌宕自如，抑扬有致；塑造人物形象，活灵活现，血肉丰满。嗓音饱满打远，传言他的说书能传五里之遥。他传艺不保守，科徒很严格，弟子以于书田最为有名。
“十善人”李梦华（1894—1968）河东道情艺人。艺名“十善人”，永济市张营乡小樊村人。生未月满便丧母，家境贫寒，伶仃孤苦，寄居他人门下生活，尝尽人间酸辣悲苦，从小养成一颗怜悯之心。二十岁左右，结识了当地许多常在庙会和集日宣讲善歌的善人（善士），如陶城的杜生财等。特别是来自陕西省同州府郃阳县知堡村的艺人黄常义经常给他单独表演，使他深受影响。此后，他在农闲之际，肩挑售书担子奔运城、临晋、虞乡、蒲州、解州等地的学校庙会和集日，一面卖书，一面“宣讲善书”（即表演河东道情），达三十余年。因在宣讲时反复讲述“不偷盗、不杀生、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言、不恶口、不贪欲、不嗔目、不邪见”等“十善”，而得艺名“十善人”。他演出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红缨或礼帽，足蹬薄底靴子，肩挎黄包，上书：敬惜字纸。内装《宣讲拾遗》、《二十四孝》、《上天梯》等劝善曲本。每到一处，挂好“考章”（一种挂图。上绘天堂、地狱等），找一长凳，手扶一尺七长的竹杖，站在凳上，拉长声调，又宣又讲表演。相传他在民初某年三月初六的陶城庙会上，宣讲《五子哭坟》，情真意切，动人心弦，令观者潸然泪下。
“金良子”段思通（约1897—1969）大鼓京腔和浮山四平书艺人。艺名“金良子”，浮山县乔家垣乡段家凹村人。十二岁随外祖父冯常林学艺，两年即学会了大鼓京腔的表演并可以独立行艺，且唱腔流利，弹拨精湛。十八岁时，就成了浮山、翼城、洪洞、临汾、安泽、古县说书行里的“红把式”。当地人以孩子过满月、过生日或老人过寿时能请到“金良子”演出为自豪。
他还是浮山四平书的行家，技艺全面又高人一头。擅演的传统大鼓京腔节目有《破孟州》、《呼延庆打擂》、《二拳砸木笼》、《小八义》、《双龙传》等。跟他学艺的青年人很多，后来成为浮山四平书名艺人的张守信、葛景林和贺云福都是他的弟子。1952年，他代表浮山民间艺人联合会赴省城太原参加会演。演出了自编的忆苦思甜题材的浮山四平书节目《卖大青》、《金良恨》和《参加八路军》等。因技艺超群，又积极编演新节目，获得有关方面颁发的书有“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字样的锦旗一面。其中，《金良恨》所表现的，是他本人经受苦难学艺为生的辛酸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