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于道光十八年（1838）的会试中落第，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会试，不过对于他来讲也没有什么，在京师结交了很多同考的湖南士人，同年八月秋天和曾国藩一起回家。道光十九年（1839）年底，和曾国藩再次结伴赴京，参加道光二十年（1840）的会试，结果又一次落榜。六月曾国藩突然得了急病，差一点不治而死，多亏了郭嵩焘、欧阳兆熊、吴廷栋等一帮在京朋友的照看才化险为夷。之后郭嵩焘应浙江学政罗文俊之邀，前去入幕却正赶上鸦片战争。道光二十四年（1844）郭嵩焘已经二十七岁，再一次前往京师住在曾国藩家里准备会试。会试之后，曾国藩亲自送他参加“大挑”。大挑是指挑选屡试不中的举人，由礼部分省造册，分为知县、教谕二等录用。郭嵩焘会试、大挑都未被录取，后来与冯树堂一起考中了教习，留在京师。此时的郭嵩焘因功名不遂，大有穷愁潦倒之感。道光二十五年（1845）恩科，郭嵩焘再一次落榜，如此已经四度落第了。第二年郭嵩焘应江西吉安知府陈源衮之邀入幕，不到一年又准备入京参加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会试。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九郭嵩焘入场，十六日出场，终于中式贡士。四月二十一日殿试，名列二甲第三十九名，授进士出身，以庶吉士进翰林院。这一年秋天离京省亲，没想到赶上父母先后去世，只得在家丁忧守制，成为为数不多的不能参加散馆考试的庶吉士。虽然郭嵩焘考中进士才不到三十岁，只比曾国藩晚两年，但这十年的煎熬经历，已经使他神情大为消磨。郭嵩焘的个性，从来就是不做第二流人，进取心极强，所以挫折感愈大。况且与曾国藩等人的科甲顺遂相比，现实的反差使郭嵩焘的心理压力尤剧。
实际上郭嵩焘虽然历尽千辛万苦做成了正确的事情，但他已错过了正确的时间，随之而来的社会动乱，彻底打乱了他的仕进之路。
刘蓉自道光十七年（1837）年底与曾国藩、郭嵩焘分别后，一直隐居乡里。
他一贯反对功利之习、科举之学，因此乡居期间，以寻师访友、着书立说为乐，当然经历鸦片战争之后，他也十分关注局势，在与乡贤、友人的信中发表了很多批评时政的意见。刘蓉从少年时起，就志向远大，一心以任道为先，绝意仕途。曾国藩在《养晦堂记》中说他，“自其壮岁，则已泊然外富贵”，而且刘蓉一生最注重名节，绝不肯轻意为利而改变初衷。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起义，刘蓉的人生命运也许仅限于一个广着文名的乡间硕儒，可是时代改变了刘蓉的生活。咸丰元年（1851），由于县令朱孙贻一再要求，在父亲刘振宗的督迫下，一向不乐贬道以求仕进的刘蓉参加了童子试，并以县试案首中了秀才。所以说刘蓉的升学和入仕都是在军兴之后了。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发动武装起义，这是一起严重动摇和改变清朝统治的重大事件，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以后的时间里，读书养望、科举仕进都退居其次，在这个时间段里最正确的事情就变成了领兵讨逆、行军打仗了。咸丰二年（1852）七月，曾国藩赴江西充任乡试正考官，途中闻母丧返乡，时值太平军进犯长沙，十一月上谕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事务，实际上就是任命他为团练大臣。但此时的曾国藩尚举棋不定，草写奏章请求终制。适逢郭嵩焘前来吊唁并以出保桑梓力劝，促请其“墨绖从戎”，才打消了曾国藩为母守制的念头。“墨绖从戎”是指服丧期间从军作战的古制。
稍后刘蓉劝请出山的书信也到了，曾国藩后来回信说“吾不愿闻弟谈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刘蓉、郭嵩焘遂先后入幕相助，并表示“服劳不辞，惟不任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告诉管钱粮的下属，“郭、刘二君，是吾兄弟，不与众同。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数也”。而郭、刘在营时未支用一钱，终曾幕而不获保荐，确实说到做到。时势的变化就是如此不可思议，时势的力量就是如此不可抗拒，高居庙堂的曾国藩、守制在野的郭嵩焘、远僻江湖的刘蓉，本来已经殊途异路的三个好朋友，现在再一次被命运召集到一起，重新开始了新的征程。
军兴之后的命运，与曾国藩十四年的京官生涯恰好相反，每一天都是在困逆和凶险中度过。曾国藩先是募勇，然后在长沙设立审案局。没想到他的这两项举措都触动了地方官员的奶酪，惹得绿营兵闹事，整个长沙官场对他不能相容。曾国藩只好躲到衡阳练兵，改革军制准备大干一番，结果出师不利靖港惨败，曾国藩不堪重负投水自杀，幸被部下救起。经过了生死成败的考验之后，曾国藩完成了从书生文官到军人统帅的转变，先后取得了城陵矶大捷和攻克武昌的胜利。显赫的军功奠定了湘军的军事地位，曾国藩被任命为湖北巡抚署理，也就是暂时代理湖北巡抚。但是十二天之后咸丰帝断然取消了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赏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从此之后，曾国藩的头上又多了一把随时监视他谋反的利剑。咸丰五年（1855）湖口大败，曾国藩再一次被逼上绝路，“欲策马赴敌以死”。
然后坐困南昌，为广西官场所不容。咸丰七年（1857）父逝回乡请求守制，被时人讥为“非礼非义”，而咸丰后来的准许其守制，也暗含有卸磨杀驴之意。经过一年多的悔愧自省，咸丰八年（1858）七月曾国藩出办浙江军务。客悬七年之久后，才最终被授以两江总督头衔，算是彻底辞别了无职无权的尴尬生涯。谁知驻军祁门，适逢太平军攻破徽州，十倍太平军将士最近距离曾国藩大营仅二十里地，可谓“危险万状”。咸丰十一年（1861）攻陷安庆，清除了通往天京的最大障碍。同治三年（1864）攻陷天京，最终完成了曾国藩东进取江西，克安徽，从长江上游步步进逼天京的战略计划。盖世功勋的风光背后，是充满杀机的政治风浪和陷阱，清朝以“夷狄”入主中原，怎么能容忍汉人如此染指军权，曾国藩的前途注定是“兔死狗烹”的下场，中华民族又面临着一场新的血雨腥风。然而曾国藩以超人的智慧从这场政治漩涡中走了出来，为表明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迹，尽管他身心精力早已大为消减，本应告老还乡，但却又奉上谕赴山东剿捻。一年之后剿捻无功，回任两江总督，然后又调任直隶总督。就在曾国藩已经六十岁的时候，肝病日趋严重，右眼完全失明的情况下，再次接到上谕奉命处理天津教案。深感大限已至的曾国藩，不顾个人性命安危立即展开调查、厘清事实，在综盘考虑各方利益和力量对比情况之后，没有迎合清议、逞一时之快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他的天津教案处理意见招来舆论大哗，多年以来建立的道德名誉形象，转瞬之间倾塌，不仅被冠以汉奸、卖国贼的骂名，连乡籍都被从湖南会馆清除。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曾国藩就是在这种“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压力之下，走完了他六十二年的人生历程。
咸丰二年（1852）七月，太平军进围长沙，刘蓉开始与罗泽南、王錱、李续宾兄弟一起协助湘乡县令朱孙贻操办团练。他们招募的团勇，成为曾国藩后来创建湘军的基础。自此，刘蓉的人生发生了转折，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愿和率性的书斋生活。其实刘蓉后来的军旅之路之所以曲折，也就是与他不愿意放弃个人意愿，无法改变自己率真执着的性格有关。咸丰三年（1853）二月刘蓉加入曾国藩幕府，后因葬母返乡。咸丰四年（1854）二月再入曾幕，在此之前，江忠源已战死庐州，对刘蓉的打击很大，他在帮助曾国藩整顿军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七月攻克岳州，刘蓉随曾国藩赴南津港指挥。咸丰五年（1855）二月石达开火烧湘军水师，曾国藩欲策马赴敌而死，刘蓉和罗泽南力劝乃止。八月罗泽南从义宁赶来与曾国藩、刘蓉面商军机，决定回师攻复武昌，由罗泽南自领中军，刘蓉领左军，李续宾领右军。在蒲圻战役中，刘蓉的弟弟刘蕃被流弹击中致命，刘蓉悲痛异常，护送尸骨还乡，遂辞归养亲。失去亲人的创痛，使刘蓉深刻意识到军旅生活非他所愿，他最向往的还是宁静自由的书斋生活。其间朝廷多次下谕敦请他出山，都被刘蓉拒绝。直到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因樊燮案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提出辞职，并举荐刘蓉替代自己，刘蓉才不得不再次出山。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随骆秉章西行入川，镇压李永和、蓝大顺起义。刘蓉实掌军务，在绵州大败蓝大顺，被破格提升为署理布政使之职，同治元年（1862）实授，其超拔擢升速度之快为湘军第一人。同治二年（1863）刘蓉亲赴雅州筹划围攻由滇入川的石达开部十余万人，屡战屡胜，诱降石达开并处以极刑。随后整顿在汉中新败的湘军，乘太平军东援天京，收复汉中、城固等地。同治三年（1864）四月至西安接任陕西巡抚，在任内平定镇压多支太平军、捻军、回民起义军。同治四年（1865）三月，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参劾恭亲王奕欣，内涉攻击刘蓉“善夤缘而外任封疆”。本来对于这一类言官的参劾，只要据实回奏，表现出诚惶诚恐的态度，也就没事了。可是性格刚严、嫉恶如仇的刘蓉对此进行了义正词严的辩驳，惹得御史再次参奏他“放言高论，妄自尊大”，结果触怒朝廷，被降调革任，后又恢复要他“仍带革职留任处分署理陕西巡抚”。同治五年（1866）刘蓉因病奏请开缺，十一月新任巡抚乔松年正式到达西安上任，刘蓉仍不准回籍，受命被留陕督办军务。因与乔松年意见不合，又因军队欠饷日久，以及轻敌冒进所托将领非人等诸多因素，十二月刘蓉属下的三十营湘军在西安东面的灞桥十字坡被张宗禹所率的西捻军全歼。湘军奇才、屡立战功、军事才能出众的刘蓉，从此英名毁于一旦，命运无情地和刘蓉开了一个玩笑，给他打上其成也勃，其败也忽的悲剧烙印。然而推究这场惨败的本质原因，非刘蓉无才，浪得虚名，而是他的性格过于耿介，过于激浊扬清，不能圆融地处理官场内部的上下层关系，遵循官场的陋习和潜规则，所以一旦失去骆秉章这样的靠山以后，自己就不能独当一面了。同治六年（1867）春夏之交，刘蓉被革职返归故里，从此足不出户五年，专心读书治学，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