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将芜胡不归？在中国历史上，可能也找不出几个像沈葆桢这样热衷于辞别官场的“异类”。他不仅多次回绝过曾国藩、左宗棠等封疆大吏的举荐和邀请，而且身居高位后仍向朝廷“数以病乞退”。甚至后来的两江总督这么一个肥缺，他也推三阻四地拖拉了五个月才到任，并且在四年的任上六上辞疏。
据说，咸丰九年（1859）他离任广信时，数千百姓和地方首领要求他留下。他去世（光绪五年，1879）之后数月，广信七县的人们为他立祠作为纪念。沈葆桢的行动，由此所意味的美德，以及他和林则徐、林昌彝在道德上和实际上的联系，也使他得到庇护，甚至在日后免于受到许多保守派的攻击。
应该说，即使当初没有曾国藩的大力举荐，沈葆桢作为一个忠诚、勇敢、有奉献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最终也会荣膺大任的。咸丰六年（1856）防卫广信的成功，便是对沈葆桢的忠心、才干和能力的一次全方位检验。
这年八月，江西中部秘密会社“边钱会”的成员和太平军联合起来，向广信发起猛攻。在这紧要关头，身为知府的沈葆桢正在五十公里以外筹饷募兵。得到消息后，他果敢镇定，义无反顾地赶回广信，同时向临近的玉山守将饶廷选求援。
当时的广信只有四百守兵，由于沈还在外地，大多数官员和衙役乱成一团，纷纷作鸟兽散，形势万分危急。此时，沈的妻子林普晴显示出了“将门虎女”的不同凡响——她拒绝逃跑，率残部冒死守城，并刺破手指写了一封血书送给饶廷选。在信中，她既委婉陈词，以唇亡齿寒的共同利害关系，恳请派兵增援；又朗声疾呼，发誓要等沈回来，和他一起守城至死，以报答皇恩。饶廷选为之动容，同时出于战略考虑，毅然率部飞驰救援。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接下来的几场艰苦卓绝的广信保卫战中，沈葆桢充分显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卓越的军事组织能力，与饶廷选密切配合，合力协防，确保了这个重要的战略要地的安全。
曾国藩对沈葆桢防守广信的成功给予了全面的肯定：
沈葆桢系原任云贵总督林则徐之甥，又系其女婿，讲求有素。此次守城，吏民散尽，衙署一空。其妻亦同在危城，无仆无婢，躬汲爨具壶浆以饷士卒。沈葆桢与杨升等徒步登陴，昼夜辛勤。两年以来，江西连陷数十郡县，皆因守土者先怀去志……沈葆桢守广信，独能申明大义，裨益全局。
正如曾国藩所言，城池失守绝非因为叛军的强大，而是由于抵御乏人。
1856年这一年，江西的十四个府城中有八个，七十五个县城中有五十三个陷落，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为官员的无心恋战，或者是在敌人还未出现时就弃城而逃。曾国藩在请求朝廷下令惩罚那些失职官员的同时，对沈葆桢大加赞扬，认为他充分体现了儒家深明大义的原则。显然，在曾国藩看来，这并不只是一个个体的胜利，更是他们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胜利。
令人遗憾的是，曾沈二人之间这种互利共赢的融洽关系，并没能一以贯之地维持下去。
与曾国藩争夺厘金，绝不是沈葆桢一时的心血来潮、意气用事，而是他深思熟虑、权衡利弊后采取的“无奈之举”。作为官场中人，沈葆桢显然知道与自己的顶头上司和提携之人作对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但他甘愿冒这样的风险，确有其难言的苦衷。
客观上，同治元年（1862）以前，曾国藩的军队主要在江西、安徽一带作战。江西出于自身安全考虑，理所当然成为湘军的主要饷源地之一。但随着战争的聚焦点转变至天京，曾国藩已不能完全履行原来承诺的保卫江西之责了，江西的防务成为当时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作为维护一方平安的江西巡抚，沈葆桢不能坐视不管。正如沈葆桢上奏请留漕银折上所言：
信郡地处必争，该逆（指李世贤）垂涎历有年所，宜及未雨绸缪，不当苟安旦夕。其为备患之计者：一则曰兵勇，再则曰团练。江省疮痍未复，饷绌而兵不得不单。尽躯以战，万一蹉跌，大有孤注之虞。困守各城则乡村何堪蹂躏？且彼有可掳之壮丁，有可掠之资粮。累年经月孤城亦有难搘之势。逆贼有上窜之势，景镇亟宜设防……接济军需以保完区而扶全局。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当时皖、浙、苏、江的战局中，江西承担着繁重的协饷任务，以致本省财税负担沉重，几有无法承受之虞。因此，再让江西“倾其所有，支持湘军”，确实有些勉为其难了。
主观上，沈葆桢任职江西巡抚后，一改前任无所作为的旧习，希望在江西建立自己控制的兵勇队伍，这一点与清廷企图在全国重建经制之兵的意图相符。而募勇建团之饷，至少在当时战乱条件下只能是各省自己筹集供应，经费开支自然大为增加，这也给沈在财税问题上以巨大压力。与此同时，太平军在浙江战场失败之后，大量人员退到江西，江西局面危急，朝廷不得不调原来隶属湘军的席宝田、江忠义率部入赣增援。这样一来，江西的勇丁激增到三万多人，粮饷支出浩大，争饷也实属迫不得已。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因素，就是曾国藩与江西的矛盾多年积累已深，其爆发是历史的必然。江西官场从上到下对曾都没好感。先是当年湘军在赣北擅自建厘卡收钱，截了地方的财路。后来，又查禁私盐，空了不少官吏的私囊。最后是借父丧之机，不待朝廷批准，便扔下在江西的烂摊子不管，匆匆忙忙回籍奔丧，官场一时哗然。加之曾在江西几年屡败于石达开之手，一个九江城打了三年都打不下，离开后不久九江、湖口便相继收复。所以江西官场都认为曾国藩既乏军事才能，又好利争权。
沈葆桢在江西当过多年地方官，对过去的事情当然很清楚，做了赣抚后又听到上上下下的议论，觉得他们讲的有道理。尤其是江西并不富裕，他为筹集本省军饷已弄得焦头烂额，曾国藩却像“催命鬼”似的催促江西解饷，为了弟弟的首功就全然不顾别人的死活，激怒了沈葆桢和江西全省官吏，遂一致决定和曾国藩斗一场。沈葆桢自持一身清白，无把柄给曾国藩抓，宁愿丢掉乌纱帽也绝不屈服。
当然，沈葆桢与曾国藩的个性差异，也是造成二人关系变化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今最常见的沈葆桢肖像是一张同治十三年（1874）的相片，据说是由法国人贝托摄于台湾。相片上的沈官服翎帽，神情冷峻地目视前方，一看就不是随和温顺的性格。
在《清史稿》中，沈葆桢也被描写成一个特立独行、无欲则刚的人，常常无所顾忌地直陈己见，不在乎各种俗世的恩怨羁绊。只要出于公心，纵是谬见亦坦荡磊落，绝不肯谦卑地低下头来，因为飞短流长或者左右掣肘而向别人作揖，哪怕这个人是他的顶头上司，哪怕这个人曾经有恩于他。
这或许与沈葆桢多年来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岳父林则徐的影响，不无关系。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吾辈出而任事，国家是为，岂其为朋友私情耶？”正是出于对民族前途和国家利益的关怀，他呕心沥血，“谤不敢避”。
在另一封信中他表白自己：“吾辈出而任事，嫌怨所不能辞，只求我无愧于人，何必人都原谅我，各行其是，自苦何为？”这种不畏毁谤、不惧困难的刚毅精神，显然符合儒家“见义勇为”的忠孝之道，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
连一向孤傲的李鸿章，也对此大为称赞：“筹谋深远，成竹在胸，大都言人所不敢言，发人所未及发，钦服莫名。
”
曾国藩虽然与沈葆桢一样，也是长期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有着诸如忠君、孝悌在内的许多共同点。但在性格方面，显然是有差异的。湖南人以刚烈霸道、勇悍固执闻名于世，曾国藩从小深受其祖父“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的影响，性格倔强、刚毅。而且曾国藩深信：“做事之人总有脾气，不然，亦做不成。”虽然他后期做事学会了圆通，但内心的方正却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当然，沈葆桢有时确实心胸狭窄、性子急。据赵烈文记载：“沈幼丹自三年以前争饷后，至今未通信，其人大抵狭窄。”与沈葆桢私交很好的李桓也说沈乃“急性人”。据说，与沈葆桢青梅竹马、琴瑟相合的“贤内助”林普晴，也曾试图以委婉的劝告，帮助沈矫正他的这些缺点。但据沈自己坦白，她并不成功。
由此看来，曾沈二人可谓针尖对上了麦芒。依照心理学中“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相互关系理论，在现实环境和不同的利益需求中，个性差异往往会放大双方的分歧，而且都不肯轻易做出让步。更何况，这里面还有清廷这个“拉偏架”的主子呢。
因此，曾沈关系由密到疏，看似偶然，其实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原因。
（第三节）鹬蚌两相争，清廷收渔利
作为“根红苗正”的名门之后，清廷对沈葆桢卓越的才干、能力和忠心是充分认可的。咸丰帝称其“德望冠时，才堪应变”，慈禧亦赞其“办事素来认真，人亦公正廉明”。
清廷之所以对沈葆桢不吝赞美之词，不仅是为了树立典型，引人效尤。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可以用来牵制和制衡曾国藩的一枚重要棋子。
从晚清政治体制的角度来分析，曾国藩与沈葆桢之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权力结构的弱点又加大了他们的分歧。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清王朝长期实行的高度中央集权不断受到巨大冲击，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淮系地方军政大员的权势明显增强，这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曾国藩、胡林翼等湘军集团首领而言，最初极力谋取统辖地方大权，首先是在战争的残酷形势下，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主观上还没有与清廷分权的意识。正如朱安东先生在《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时局》一书中所言：
自募自练勇营，则地方督抚须有统兵之权，而粮饷自筹则统兵将帅必须兼领地方。否则，他们皆难以为功，且难以自存。若非将军事、行政、财政、人事大权集于一身，遇事独断专行，则难以独当一面，也难获得成功。凡这样做、做得好的，即得以生存、发展、壮大，反之，则被革、被免、被杀。懵然无知或反应迟钝者，受到历史无情的淘汰，而遇事留心者，终于掌握了这一战争发展规律。
因此，在咸同时期，由于军权、财权及行政人事权开始由中央下移到地方，逐渐形成了军政合一的地方权力体系和政治制度。地方总督和巡抚也就成为地方一切事务的全权领导者。督抚的权力的增大，甚至出现将中央任命的布政使等官员降为督抚属员的趋势。但是总督和巡抚之间的权限却是不明确的。责权不明在实际的工作中必然引起矛盾，曾国藩和沈葆桢也不例外。
曾国藩作为两江地方权力体系的核心，与作为江西巡抚的沈葆桢在权力的分配上有着错综复杂的交叉重叠。政治体制赋予了曾国藩干预江西一切事务的合法性，而沈葆桢作为江西父母官，其管辖江西亦是天经地义。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有效的行政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治”，特别是这些人对责任和权力的理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沈的前任毓科屈从于曾国藩的权力和意志，使曾国藩能够对江西事务加以更大的控制。但毓科既无能力又无主见，显然难挑巡抚重担，理所当然地受到指责和降级。而曾国藩亲自提拔起来的沈葆桢，是有能力、有魄力的，而且具有非凡的主动性，以至于不可能成为傀儡，只为曾的目的服务。因此，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有了微妙的变化，矛盾和冲突便由此接踵而来。
从晚清时期中央与对方权力博弈的角度来分析，曾沈之间的矛盾，也是清廷采取“分而治之”政策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