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在湘军建立之初，只是把它看作过去经常临时招用的练勇，并非要其担任镇压主力，而只是作为绿营兵力不足时的补充。咸丰三年至六年（1853—1856），随着清廷逐步认识到湘军的战斗力，清廷在对湘军加以利用的同时，逐渐加强了对湘军的防范和压制。
但内外交困之下，中央和地方形成了“外强中干”的局面。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清廷也只有无奈接受现实，其所能做的只有尽量减小这种局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避免地方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清廷运用仅剩的权威和权力试图将已分散的权力收归中央。
沈葆桢和曾国藩争饷至中央时，曾已经督办四省军务，且其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扩充到十二万。军事上亦有战功，相继收复苏州、杭州等重要城市，权力煊赫一时。位高权重的曾国藩显然成为了朝廷的一大猜忌。
虽然这种疑忌、压制随着太平天国的兴起和发展而逐渐减弱，但是却从来没有消除过。故而，清廷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搞汉族地主阶级之间的权力平衡制约，对“右督而左抚”的争饷做出似乎公允的裁决。然而与以往清廷满足曾国藩要求的程度相比，实际上已是对曾的裁抑。这样，既造成了沈葆桢、曾国藩关系疏远的客观事实，也达到了清廷分而治之的目的。曾国藩的遭遇，也是“位高权重”的汉族地主阶级精英的命运的真实写照。进入政权核心中，如何消除清朝贵族的猜忌而获得继续发展下去的机会，成为困扰所有这些精英的问题。
从区域主义与省份主义的角度来分析，沈葆桢绝不是故意要将自己处于曾国藩的对立面的。事实上，他非常珍视与曾国藩的这种关系，为此甚至还曾一度遭受江西官场的非议与排挤。
咸丰八年（1858）九月，曾国藩结束“守制”回营，在广信附近与已升任广饶九南道道台的沈葆桢会面，并嘱咐沈负责湘军的供应。尽管沈葆桢过去和曾有着密切联系，但同时服侍两个上司确实很难，经常是疲于应付，两难周全。起初，在沈葆桢的勉力维持下，江西为湘军办理粮台之事，并没有辜负曾的期望，曾沈二人关系也自然“情好良笃”。在曾国藩的提携之下，沈葆桢也进步迅速。曾评价其：“幼丹近亦猛进，心地谦，而手段辣，将来事业，当不减于其舅。”
公平地说，沈葆桢曾经尽可能长地顶住了清廷要求建立江西武装的压力。当需要额外军事经费时，他首先考虑收回的是输送北京的，而不是答应给曾的粮饷。江西本省资源短缺时，沈葆桢在可变通的余地内，也并没有打湘军厘金的主意，而是另谋他法。如《恭报到防日期倡捐筑堡折》中倡捐廉银，《查明九江关实在情形并筹变通办理折》提出征收船厘等。扣留曾的经费是最后一招。
因为与曾国藩的这种密切关系，一度导致了沈葆桢与江西省的官员之间关系紧张。据说当时的江西巡抚耆龄就非常嫉妒沈的能力以及他与曾的亲密关系，常常给他“穿小鞋”。这也是造成他两年多时间自动离职的主要原因。
正如同治元年（1862）李桓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分析：“江皖痕迹已深，两贤终恐相厄。”即曾国藩与江西的矛盾多年积累已深，其爆发是历史的必然，并不是个人所能完全控制的。由此可见，区域主义与省份主义的客观矛盾，也是曾沈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
（第四节）天涯成陌路，老死不往来
相信有那么一个时刻，手拿弹劾沈葆桢参折的曾国藩几次下了狠心，欲签上“照缮”二字，但最后他还是决定不发，并亲拟一封奏折，巧妙地化解了这场原本互不相让、剑拔弩张的是非纷争，这正应了老子那句名言——柔弱胜刚强。
但是，冤家宜结不宜解。曾沈二人由于“厘金之争”结下的矛盾，就像是嵌入他们友谊之树上的一枚钉子，虽然矛盾可以化解，但留在上面的感情裂痕却永远无法弥合如初了。
必须承认，在处理与沈葆桢的矛盾上，凸显了曾国藩为人处世的高明以及成大事业的气度，这显然是当时的沈葆桢所欠缺的。
曾国藩深知，参沈葆桢这事本身便是不妥。沈葆桢是自己一手保荐的，说沈该革职查办，岂不等于说自己荐人失察？因李元度事件，已向朝廷承认荐人有误的曾国藩，不愿再给自己的脸上抹黑。再说，催饷解金陵，虽是为了速剿太平军老巢，但一半也是为了自己的弟弟，这一点，朝野上下也洞若观火。位高权重，本已到招人嫉妒的地步了，再为军饷而参劾自己节制内的巡抚，更会给攻讦者提供口实。越是对方锋芒毕露，越是要柔弱退让，方能显出自己的理直气壮。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于是，曾国藩决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
彭寿颐等幕僚仍不甘心，但曾国藩显然拿定了主意，他淡然地说：“沈幼丹有意掣肘，我哪能不忿恚，但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百计设法以锄异己，这是权臣的行径；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为忧虑，这是圣贤的用心。我正要借沈幼丹之拂逆以磨励自己的德行。”
曾国藩提起笔，亲自动手拟了一个词气委婉的“沥陈饷缺兵弱职任太广户部所奏不实”的折子，将“奏参折”变成了“情况报告”。先叙述户部所言两湖、川、赣每月协济银十五万多两之事全系捕风捉影。四川五年来无丝毫之款，湖南今年也未解过，江西解来的九江关洋税已退还，只有广东今年解了九万两。写到这里，曾国藩不禁暗自感激老友郭嵩焘。自从去年郭嵩焘署粤抚以来，粤厘几乎没有断过，这显然与沈葆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澄清事实、讲明道理后，曾国藩笔锋一转，来了一番沉痛自责：
臣才识愚庸，谬当重任，局势过大，头绪太多，论兵则已成强弩之末，论饷则久为无米之炊，而户部奏称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广揽利权。如臣虽至愚，岂不知古来窃利权者每遘奇祸。外畏清议，内顾身家，终夜悚皇，且忧且惧。
曾国藩以四两拨千斤之力反击了倭仁奏折上的不实之数，使谣言不攻自破。接着，曾国藩开始请求给假养病，以示退避。他在奏折中说，现今“臣所居职位，昔年凡六人任之”，臣“曾经两次奏请简派大臣来南会办，未蒙俞允。
今兵弱饷绌，颠覆将及”，一旦大局决裂，“臣亦何能当此重咎？非敢预为诿过之地，实以绵力而兼病躯，自度不足扞御贼氛，不得不沥陈于圣主之前”。实际上，这也是向清廷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曾国藩在幕僚们的提示下，另辟蹊径，以退为进，再修一疏，向朝廷索要李泰国舰队的退款，以解当下天京之急。
而此时，沈葆桢也陈请开缺，以示不得江西厘金誓不罢休的决心。清廷无可奈何，只好将江西厘金一分为二，一半留本省，一半解由江督支配，并将李泰国退还的五十万两银子全部作为军饷，留在上海的二十一万立即调往金陵，以救燃眉之急，一场危机终于渡过去了。
争饷之事刚刚平息，另一个纷争又出现了。“幼天王事件”使本已裂痕斑斑的沈葆桢、曾国藩关系继续恶化、疏远乃至多年不通音信。
同治三年（1864）七、八月间，即太平天国大本营——天京被攻破之后，曾国藩上奏报捷，谓悍贼十万诛戮尽净，叛军首领洪秀全服毒自尽，他的继承人——伪天王洪福瑱自焚或已被乱军杀死。
然而，左宗棠的报告和曾国藩相抵触，左的情报表明洪福瑱逃跑了。沈葆桢的部队据左宗棠提供的幼天王已逃入湖州的情报，在追击搜捕中，于十月“得之荒谷”，并请求“将洪福瑱解省确讯”。沈葆桢的无意之举却置曾国藩于难堪境地。
沈葆桢与曾国藩的关系跌至谷底，从此二人形同陌路，多年不通音信。直至同治六年（1867）沈葆桢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时才重新建立公事上的关系，又有了偶尔的联系。但二者关系的蜜月期已经过去，再也难以恢复到先前的高度。
其实，这正是清廷希望看到的结果。通过曾沈之争，清廷至少收到了以下三项效果：第一，对当时征收厘金的一个重点地区，也是湘军集团厘金充饷的一个重要来源——江西厘金之数，有了基本的掌握，也为进一步控制厘金征收调配权打下了基础。第二，进一步了解到湘军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很多，尤其是督抚之间利益矛盾，为清廷施展这种手段提供了很大的空间。第三，清廷由此了解到自己实施的分化、钳制政策颇具成效，以致曾国藩因日感掣肘之重，而有“隐退数年，以息疑谤”的想法。
同治六年（1867），在左宗棠的三顾茅庐和极力推荐下，在家丁忧的沈葆桢接替左宗棠出任首任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其后八年，沈葆桢作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全身心地投身到了中国最大的近代企业之一的管理工作。
这期间，固然有不少有识之士极力撮合曾沈二人和解，然而，再把他们联在一起的机会始终没有出现。自此，曾国藩与沈葆桢渐行渐远，像两条平行的铁轨，再也没有交集。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曾国藩因脑溢血病逝于南京两江总督府，享年六十二岁。消息传出，天下震动。一时之间，同僚朋友、门生故吏云集南京，曾国藩的葬礼成了一场诗文大会。李鸿章的挽联后来成了千古名作：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就连当时身在西北前线、与曾国藩一生恩怨不断的左宗棠也千里迢迢地派人送来一副挽联：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左宗棠极为难得地以“晚生”自居，表达了对曾国藩这位老朋友、老对手的钦佩和惋惜之情，一时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遗憾的是，我们在众多祭文挽联中并没有发现沈葆桢的只言片语，是遗忘，还是当初的心结始终没能解开？
作为诗人林昌彝的高徒，沈葆桢的诗文能力毋庸置疑。一年后，曾经患难与共、感情甚笃的爱妻林普晴辞世时，沈葆桢亲撰的挽联就令人感到由衷的悲怆唏嘘：
念此生何以酬君，幸死而有知，奉泉下翁姑，依然称意；论全福自应先我，顾事犹未了，看床前儿女，怎不伤心。
对此，我更愿意理解为，此时正值中国造船业青涩起步、艰难爬坡之际，百事缠身、殚精竭虑的沈葆桢已无暇顾及私情了。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为借口，发动了侵台战争。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筹划海防事宜，办理日本撤兵交涉。五十四岁的沈葆桢一如当年奔赴虎门销烟的翁舅林则徐一样，临危受命，不辱使命，不仅以其敏锐的视角、果敢的作风，创建南洋海军，击退日本侵台阴谋，而且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由此，沈葆桢开始了他一生最后也是最壮丽的航程。
令人痛心的是，在光绪九年至十一年（1883—1885）的中法战争中，他一手创办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他苦心经营的马尾船厂也成为一片废墟。虽然这已是沈葆桢死后四年发生的事了，但对这凄惨的一幕，蒿目时艰、忧国忧民的沈葆桢或许早就料到了——他在晚年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之后，曾在信中写道：“不才以病躯视息江南，满目哀鸿，一筹莫展，除祈死外，更无长策。”从当初的“苦债未偿，万无死法”，义无反顾、白手起家地开创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先河，到晚年身居高位、一言九鼎却“除祈死外，更无长策”，我们看到了沈葆桢忧国忧民的深情溢于言表，也看到了他思想上承受的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几经挫折、几经蹉跎的负担何等沉重。
无独有偶，当年曾国藩看到自己艰难创办的长江水师在整个社会风气的裹挟下已经堕落成了百姓的祸害时，也曾深感“愧郁交乘”，眼看神州陆沉却无能为力，只有“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
事实上，曾沈二人以及晚清时局中的一系列精英，以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挽回传统社会积年形成的强大颓势；他们用尽一生精力换来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清王朝的命运，无论如何是不能挽救了。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失败，而且是封建王朝整体的失败，从这个角度来说，曾沈二人也算是殊途同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