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中，曾国藩与胡林翼的合作最为融洽，以至于胡林翼死后，曾国藩哀叹：“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
说起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虽不像曾国藩同左宗棠之间那样大跌大起，曲折多变，但也颇具意味。两个人都出生于湖南，又都入了翰林院，而小曾国藩一岁的胡林翼因为早及第两年成了曾的前辈，及至投身剿灭太平军的主战场后，曾国藩反过来成为胡林翼的老板。没多久，曾胡间便发生了主从位移，这一次时日漫长，最终还是曾国藩反居其上。
细究二人间的关系，大抵有三种力作用其间：
一是敌对一方，是太平军起事这一外力将他们撮合在一起，同时又是太平军不断制造波诡云谲的战局，不仅致令曾胡的地位两次出现戏剧性变化，而且也让他们的合作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二是清廷内部，出于对汉臣的猜忌，清廷由以满制湘、到以汉制湘、再到以湘制湘，某种意义上，胡林翼有时就成了清廷用以制约曾国藩的棋子，这无疑会将二人的友谊置于炉火之中。
三是两个人自身，毕竟是不同的个体，具备不同的个性，甚至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间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
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曾与胡的相会都称得上历史性的遇合，这一遇合，不仅奠定了“咸同中兴”的基础，而且创造了清代名臣之间精诚共事、相得益彰的典范，从而令晚清那段历史灿然一亮。这意味着，在所难免的矛盾与冲突并没有影响两个人遇合的历史意义，相反，倒更加重、加厚了其间的内涵。故此，我们完全可以用“日月合璧”来称谓曾国藩与胡林翼的合作。
（第一节）途穷投故旧，老板佑护深
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十（1854年1月8日），胡林翼从贵州镇远起程赶赴湖北，投身剿灭太平军的主战场。因为太平军于咸丰三年二月初十定鼎南京后，四月十二日即举行西征。八月翼王石达开受命主持西征战事，当月二十三日，即进抵安徽省城安庆，占据了号称太平天国的第一门户；二十七日拿下堪称天国第二门户的江西九江。随后又进军湖北，倘若再拿下湖北省城武昌，那么沿江三大战略重镇便尽收囊中，由此完成于长江上游建立基地以屏蔽天京的战略转变。太平军攻势凌厉，陷黄州、取汉阳，进逼隔江相望的省城武昌，朝野为之大震。湖广总督吴文镕忧心如焚，急忙奏请胡林翼驰援湖北。
胡林翼生于嘉庆十七年六月初六（1812年7月14日），湖南益阳人；四岁，即被父亲看出资质“颖慧”，稍长，便表现出“喜多言、好跟脚”的外向特点；八岁，竟被后来做到两江总督、大名鼎鼎的陶澍“一见惊为伟器”，脱口说道：“吾已得一快婿！”当即以第七女静娟许配给他；及至成年，便有“精悍之气，见于眉宇”，遇有知音，即“纵言阔步，气豪万夫”；二十五岁，便进士及第，然后入翰林，获升迁，却也由此沾染纨绔习气，传出许多风流韵事；二十九岁，一年中竟先任京都会试同考官，再任江南乡试副主考，成为令人欣羡甚至嫉妒的红翰林，可谓春风得意，仕途顺遂。谁料正是在这次江南乡试中，因主考文庆生病、其下人携人入闱阅卷事发，胡林翼身为副主考，有失察之过，受到降一级调用的处分。事情竟是如此巧合，早在八年前，他的父亲就是以副主考的身份受到主考的牵连，被连降三级。父亲胡达源，曾高中探花，官至四品，因为这次挫折，损坏了身体，从此一蹶不振，便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谁料儿子也跌了跟头，还居然同自己如出一辙，莫非是父子两代翰林，过于兴隆，以致月满则亏？还是儿子太过放荡，招致上天的惩罚？胡达源心力交瘁，卧病几个月后，于次年五月撒手西归。胡林翼仕途受挫，又遭丧父之痛，岳父陶澍也于前年谢世，于是心灰意冷，扶父柩回到益阳老家，在籍守孝。本来二十七个月的期限，胡林翼却从三十岁到三十五岁，一守即是五年，期间，京城及各地师友纷纷来信促他复出，他都以母亲年迈为由予以辞谢。直到三十六岁那年，才靠师友们资助，捐得一个贵州知府，重入仕途。经历了人生由巅峰而一落千丈的胡林翼，终于又在贵州六年剿匪中声名鹊起，不仅感动了当地百姓，还获得了上司的赏识，更引起皇帝的注意。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人的诽谤，被讥为“滥杀嗜杀”，况且贵州匪情遍地，只靠他一己之力无异于杯水车薪，他深知吏治腐败一日不除，匪患便一日不息，大丈夫欲建不世之功，岂能长久困于此地。他纵观天下，当世最伟大的功业即为剿灭太平军，而两湖即自己的家乡一带正饱经太平军的蹂躏，高龄老母更是思乡致病，但是他的上司总是以离他不得为由断送他一次又一次的回归机会。这一次，因为湖广总督吴文镕曾任云贵总督，深知胡林翼的才干，极力奏请，鉴于湖北形势危急，加上朝中一位御史适时举荐，终于获得了咸丰皇帝的恩准。
一旦离开贵州，胡林翼竟有蛟龙脱困之感，湖北本为兵危战凶、需要以命相搏的险地，此刻在胡林翼的心中，竟成了天高水阔、可任自己纵横驰骋的舞台，他恨不能肋生双翼，即刻飞到那里。从贵州到湖北，途经湖南常德，只消由洞庭湖西岸绕至南岸，便可亲送老母回到益阳老家，何况春节刚过，阔别家乡六年后同亲人团聚，自是其乐融融，可是他却事先给叔父写信，约好于常德境内的龙阳酉港相会，由叔父接过老母，自己则昼夜兼程径往湖北。
咸丰四年（1854）正月十九，亦即胡林翼动身的第四十天，他来到了湖北簰州镇，却被一个惊人的噩耗击呆了：吴文镕已经于四天前在黄州堵城之役中兵败而投塘自尽。原来，石达开用兵出神入化，竟然玩了一个“声西击东”
的把戏，先在湖北大张声势，吸引了清廷方面的全副注意，突然挥师东进，拿下安徽临时省会庐州，迫使安徽巡抚江忠源自杀，随后又回师两湖，杀吴文镕个措手不及。
简直是晴空霹雳，胡林翼悲愤难鸣。他知道遵义人唐树义现任湖北按察使，前不久还有过书信来往，便差人打探，得知正在金口治理水军，迅速乘舟前往。未及相会，却见唐军漫无纪律，知道不能成事，急忙移舟上游。果不出所料，四天后，唐树义便兵败自杀。太平军近在眼前，胡林翼从贵州带回三百黔勇，一路又新招三百，连忙列阵迎敌，好在太平军不明底细，不敢贸然进攻，很快退去，才侥幸逃过此劫。但是此刻“太平军已直下汉口，合围了武昌，湖北战场已无堪能一战的官军，而对大举西征的数万太平军”，胡林翼区区六百人，未免太过孤弱，而且作为来于异地的客军，军饷毫无着落，退不得，进无路，四顾茫然，无所依归，随时都可能被太平军虎啖羔羊般一口吞掉。危难中，胡林翼想到了曾国藩。
曾国藩于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夜间九时至十一时出生，当时，他的曾祖父恰好梦见一条巨蟒自空中蜿蜒而下，在家宅左右盘旋，一会儿进而进入屋中，身子盘在地上，头高高地扬起，就这样待了很长时间。曾祖父在惊吓中醒来，恰好家人来报，曾孙出生了。曾祖父闻听大喜，脱口说道：“家门祥瑞！曾氏一门，行将发达！”时至今日，相信没人会把它当真，而下面的记载则足以让我们明了这梦的来源：曾家“宅后旧有古树，为藤所缠，树已槁，而藤日益大且茂，矫若虬龙，枝叶苍翠，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
与胡林翼儿时“喜多言，好跟脚”不同，曾国藩竟是出奇的沉静：“公幼小时，状貌端重，自出生至三岁，庭户不闻啼泣声。”“每日依祖母王太夫人纺车之侧，花开鸟语，注目流眄，状若有所会悟。”五岁那年冬天，开始读书，因为“诵读颖悟”，甚得曾祖父的“钟爱”。转过年来，年逾古稀的曾祖父便去世了，曾国藩年仅六岁，“哭泣甚哀，执丧若成人”，即在丧礼上的表现如同一个成人。
在曾国藩的童年记忆里，烙印最深的是爷爷对父亲的态度。爷爷年轻时一度浪荡，后来幡然改过，克勤克俭，常年“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始见天亮”，致使家道渐兴。虽然自己务农，却最喜欢读书人，因此全力供自己的儿子读书，希望儿子读书有成，做官为宦，光大曾氏门庭。但是儿子却令他深感失望，十六次院试都榜上无名，直到四十三岁时才考得一个秀才，故此他从来都不给儿子好脸色，大庭广众就“壮声喝斥”。每当这时，曾国藩看到父亲在爷爷面前大气不敢出，连脸色都不敢变，一副恭敬而惶恐的样子，他的心便被深深地刺痛，由此暗下决心：一定要发愤读书。爷爷把在儿子身上没能实现的希望转移到孙子，父亲鉴于自己的失败，便对儿子亲执教鞭，督教甚严，肩负祖、父两代人的厚望，曾国藩读书益加勤奋。
读书之余，曾国藩会走出院子，了望家乡的风景。这里是湖南湘乡地界，处于湘中丘岗向湘江河谷平原的过渡地带，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土质多为红褐色，内杂顽石，十分刚硬坚固。具体到他的家乡白杨坪，则是坐落于由十几座山峰所围出来的盆地之中，其中正南的一座叫做高嵋山，由此日后便有了“高嵋山下是侬家”、“我家湘上高嵋山”、“高嵋山下草芊绵”一类的诗句。凝望家乡的土地与山峦，曾国藩往往会想到爷爷，爷爷“声如洪钟，见者惮慑”，甚是威重；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爷爷便成了他终生的偶像。
此后，曾国藩执着进取，不屈不挠，七试而中秀才，一试而中举人，三试而进士及第；其后，继二十一岁改号涤生，又改名国藩，确定了内圣外王的理想，进而切己体察、刻苦修砺，掌握了理学家求知与践行的方法论，从而声誉日隆，为日后成就辉煌奠定了基础。
曾国藩长胡林翼一岁，却晚胡林翼两年及第，因而迟入翰林，按规矩属于晚辈。但是仕途却不同于胡林翼的大起大落，而是一路上扬，创下了“十年七迁，连升十级”的记录，官至二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兼任除户部外的五部侍郎，相当于今天五个部的副部长，正是凭借二品京堂的身份，于母丧在籍守孝期间自然过渡为团练大臣，并借此自创湘军，进而移驾衡州，创建水师。
但说到胡与曾二人的关系，并没有很深的交往。就现存的资料来看，仅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于北京去世，曾国藩前往吊唁，并写了诔词，后来又登门询问归葬事宜，胡林翼扶柩出京那天，曾国藩还同众乡人一起送到东珠市口。有了这样的前情，当闻知曾国藩的母亲去世时，胡林翼远在贵州便写信吊唁。信到时，曾国藩已在长沙，每日与同仁一起以拯救山河相勉，便总要谈到胡林翼的“鸿才伟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因为胡林翼的贵州剿匪已令他成为家乡人心目中的英雄。于是，曾国藩便在回信中说及自己奉上谕帮办团练，并表达了对胡林翼的倾慕与渴望：“倘肯授我方略，时示成法，实为厚幸。”也许正是这封回信，让胡林翼想到了曾国藩，当即写信求救。
曾国藩此刻已经率水陆之师离开衡州抵达长沙。接到胡林翼的信后喜出望外，因为他此刻最匮乏的便是胡林翼这样的干才，以前虽深怀渴慕，但要想得到，却几乎没有可能，如今竟从天而降。马上协调湖南巡抚骆秉章“支给口粮军械”，还“派员解送火药帐棚，拨银二千两，往资接济”，本来是要与胡林翼会合援鄂，“又值贼匪窜扰岳州、湘阴，道路阻隔”，解送人员无奈“折回”，遂决定“先攻克岳州”，命胡林翼撤至湖南“岳州附近地方”。由此，胡林翼归入湘军，曾国藩也被胡林翼尊称为老板。
就在胡林翼归入湘军不久，即咸丰四年（1854）二月末至三月初的一天，曾国藩却忽然接到上谕：
本日据青麐奏称“探闻曾国藩带勇已距金口百有余里，贵州道胡林翼随同前来，现复退往上游”。贼船飚忽上窜，急须出其不意，顺流轰击。该侍郎炮船早入楚北，胡林翼何以退守？着曾国藩饬知该道迅速前进，无稍迟延！
曾国藩不仅倒吸一口冷气。他知道青麐身为满人，出任湖北巡抚，本身就负有监视汉臣动向的秘密使命。这是由清代政权的特殊性决定的。清代同元代一样，都是“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因此称为“部族政权”。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与《国史大纲》中曾指出：“满洲人跑到中国，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又再拉拢怀柔蒙藏来挟制汉人”。“清室对待汉人，无论其为怀柔或高压，要之十分防猜”。“命官则沿元代，满、汉分别，如内阁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协办满、汉各一人。而实权多在满臣”。六部“有一个中国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各省总督、抚巡，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参用汉人特其不得已”。只是这种情况后来有了改变，汉人出任地方督抚渐渐增多，不过必须有满人从旁监督，时时向皇帝汇报。譬如，吴文镕就任湖广总督，就有满人崇纶出任湖北巡抚，负责监督。
当太平军自安徽重回湖北之际，吴文镕本来是死守省城武昌以待援军，援军有二，一是胡林翼正率黔勇向这里急赶；二是曾国藩正在湖南衡州加紧组建水师，不日也会起程赶赴这里。而且吴文镕同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有同年之谊，即同一年进士及第，胡林翼属于吴文镕的年侄，加上二人曾同在贵州，更是情同父子；而对于曾国藩，吴文镕则是他的座师，即曾国藩进士及第那场会试的副主裁，在京期间，二人就关系密切，及至吴文镕出任湖广总督，二人更就四省联防、以剿为堵的战略达成默契，即吴文镕辖下的湖南、湖北（通称湖广省），以及江西、安徽四省联合防御，而由曾国藩的湘军作为机动兵力，负责对太平军的剿杀，一旦这一方略获得实施，再有吴、曾、胡三人亲密合作，东南战局必将大有起色。但是满人崇纶却上奏朝廷，说吴文镕畏战避死，咸丰皇帝闻奏大怒，严诏吴文镕出战。吴文镕无奈只好出战黄州，以致战败自杀，而这一天距离曾国藩从衡州起程仅有十三天。
吴文镕死后，荆州将军台涌代理湖广总督；崇纶也因丁忧离职，巡抚由湖北学政青麐接任，两人居然都是满人，可见督抚这样的要害岗位是尽量要安排满人的，同时，因为湖广总督下辖的湖南还有一位汉人巡抚骆秉章需要监督，更不消说又出现了由汉人曾国藩所创建的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