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走向天安门》
石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前夕，我终于写完了诗集《走向天安门》。顾名思义，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经历了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征程，历史终于走到了天安门。
本集包括七十二首短诗，其内容大致概括了二十八年中重要的前进脚步。诗集尽管薄些，但我却不想人为地硬性添加。因为，我历来觉得，诗歌与散文还是以精短些为佳。宁可少些，但要好些；与其拖长，不如精缩。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主观追求，究竟是否实现了这一意愿，只能由他人去品评了。
这七十几首诗是短诗的组合，而不是长诗的章段，但如按大致时间顺序安排，亦不难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共和国诞生历程中的一些重要的“关节”。几乎每首短诗都可以独立成章，却又自行地相互联接，交错互融。我以为这样的组合较之长诗的章段读起来是另有一种意味的。
本集中的短诗，一章是在近年来的报刊上发表过的，但为了内容的完整与充实起见，最近这一时期又新写了一大章。也许能够看出，它们中在构思、谋篇与具体写法上并不尽相同，但时间的错落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其另一方面也是作者有意为之。同样是我历来认为，所谓“风格”绝不意味着千篇一律，不意味着同一作者写出来的东西永远都是一个味儿；依具体的内容、作者当时的状态，适度有所变化，不仅是正常的、必要的，对于读者，也可减少感觉上的单调之弊。当然，由于不同作者的经历、气质、心态上的不同，很可能出于同一作者之手的东西，尽管有所差异，却万变不离其宗。
如上所述，这些短诗大致是以（事件）先后贯穿排列，却也不意味只是一个纵直的线，而且还有相关的“点”，如人物。这些人物也并非是以求全为原则，而是在不同时间内由特定的感情触发写出的。其中如革命烈士中的李大钊、方志敏、杨靖宇、瞿秋白等，还有我党我军的重要人物彭德怀、邓颖超、粟裕、陈赓等，以及在特殊战线上有着特殊经历的人物钱壮飞、李克农、潘汉年等。另外，即使未做单章来写，在诗中也出现过许多位党的领袖人物，有的还在不同篇章中多次写到过。
在诗的创作过程及编后，我思考了许多相关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写此集经过充分准备，也有有利条件，故乡是解放区和我的军旅生涯使我贴近战争。
我的文学创作生涯应该说是自诗歌始。我的第一首诗《小马枪》就是1957年在大学时代发表的。“文革”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也是以诗为主。即使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下放在工厂劳动不能发表作品时，还悄悄地写诗，自己编成了描写工厂生活的《锤声集》（这些诗成为“文革”后诗集《夜海银花》的基础）。后来虽因为编辑工作繁重及从事其他方面的创作等原因，诗写得少些，却一直未曾中辍。在此期间，也出版过《当代正气歌》等多部诗集。
我自己很清楚：在内心深处，在一切文学门类中我其实最钟爱的仍然是诗歌。
本诗集所反映的内容，对我来说是做了较充分的准备的，并具备许多有利条件。我自小生活在山东胶东半岛老解放区，那里自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敌我残酷斗争的“焦点”地区。至解放战争期间，我又直接投入我党领导的对敌斗争中，成为一名未正式穿上军装的小兵，而且参加了试建时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尤其在1947年秋国民党军侵占我故乡期间，更亲历了蒋军和还乡团烧杀抢掠等令人发指的暴行，更加深了对战争本质的认识。我参军后做的是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司令部内的工作，对于战场的形势发展从宏观上有较多的了解，这便给我写与战争相关内容的诗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应该说，我在少年时代直接参与了缔造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工程。
战争无疑是残酷的，但对我来说，人民解放战争是神圣的，以人民的战争对抗反人民战争是正义的，也是敌人所强加而不能不进行的自卫行动。我在诗中写到了这一点：“是真战士站过来/站在镰刀和锤子下面”“以‘八一’去回击‘四一二’/对一百天的喋血作出回应”（《南昌起义》）。
武装斗争的道路，也是在曲曲折折中碰撞而寻找到的。随后便成为最重要也是最可行的选择。“当从上海到秋收的农村/都弥漫着血腥气息的傍晚/一位留分头的气质非凡的书生/才和他的同志在岩缝间探路/终于在黄洋界找到了俯视全国的/制高点;在茨坪的窗前/麻油灯和淡淡的墨香/映出八个毛体大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寻找井冈山》）。
对于暂时还是幼弱的一方，历经艰险、九死一生是难免的。有时“只能是,以一章跃动的身躯去挡子弹/让另一章人从死神的指缝间挤过/以一章人的脊骨撑起燃烧的浮桥/使另一章人冲破吃红了眼的火网”“暂时顾不上说有几万人捐躯/重要的是突过去了几万人/有了他们，队伍就仍在前进/迤逦的脚印仍在续写历史”（《湘江之战》）。
在军旅生涯中，特别是在司令部工作，接触过一些部队首长。身经百战的高级指挥员，对他们的智慧、魄力、风采多有领略，这对我写许世友、粟裕等将领极为有利。“在苏中/一块方圆几百里的地方/将军展开手法凌厉的切割/以我方极少的兵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将成万敌军/收入囊中从来不打收条/”“一个小个子的军事巨人/一个没上过军校的指挥天才”“军事家和艺术家的完美终生/一种大写的天作之合”（《粟裕》）；“陈毅在沂蒙农家小院吟诗一首/那抑扬顿挫的四川方音/在老乡的齐鲁笑语中盘旋”（《“爬山头”的关头》）。
既然在二十八年尤其是自1927至1949的二十二年中，两军的相搏主要是战争的方式，那么本诗集的“线”和“点”便大都围绕着军事斗争而展开。但也不排斥其他形式的斗争。如秘密战线，我写钱壮飞，称之为“革命的夜行者”：“在蛇窟里周旋/在毒液里游泳/一颗心两副面孔”（《钱壮飞》）。我还写了在国民党后方的“第二条战线”，如“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在自家门口他倒下/无声手枪不容他感受家庭的温馨/着名的春城瞬间变成严冬/百年不遇的暴雪，埋葬了一个王朝”(《闻一多拍案而起》)。我还写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田垅翻开了新的篇章/叶尖上的露珠，才映出淳朴的微笑/钉界石的歌唱般的响声，谱出/属于李有才、赵玉林他们的曲调”（《解放区土地改革》）。然而，在那个大时代中，在残酷的、黑白分明的对抗中，任何的斗争形式，都不能游离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轮轨之外，都属于整个大决战的一章，这是毫无疑义的。
本诗集中也写了国民党的抗战行动，如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滇缅出击等。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任何的救亡行动都是应予肯定的，却又不能忽略一个原则问题：即谁是代表新的、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力量这一本质；更不可模糊了在时代前进的洪流中，谁能最终挽救中国的危亡并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一基本事实。否则，也就不成其为《走向天安门》，而是一个别的什么了。
二、事件的“点”不应是过程的堆砌，志士的精神才是构建大厦的骨架
一种矢志不渝的精神、一种大智大勇的品格、一种视死如归的气节、一种克服千难万险去争取胜利的信念,贯穿于全集,构成为短诗的精髓。
在这方面，最典型、最鲜明的体现则是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以宝贵的生命昭然而成的革命斗争之魂，他们中的最杰出、最壮烈的突出代表，当名垂中华青史而无愧。有他们的出现，一部革命史才更加灿烂生辉，一部诗集才更能生发出高格。
革命烈士本身就是诗魂，这首先体现在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上。今天有个说法是不相信有无私奉献精神的存在，认为非要将他们流于卑俗不可，那才能真正地表现“真实”。其实，卑俗是与真正的诗魂不能并存的。《走向天安门》中写方志敏烈士就是真正的无私精神。“又过了十四年/开国大典时/他呼吸在赣东北的一个小村/新鲜空气里/没有登上天空门城楼/但人们仰望城楼的一角/有一本《可爱的中国》。”爱国者的诗魂常在，肉躯不存，又何憾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