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陈垣同志遗书”六字藏章可议处在“同志遗书”四字。遗字可作遗北京图书馆陈垣先生赠书章留解。但“遗书”绝不可以作“留下来的书”解。当然在古籍中亦把“遗”读作wèi，可作赠与讲，如“遗之千金”，则“遗书”似可作“陈垣同志赠书”讲，不过，这未免太掉文绕弯，也非一般语词习惯。至于制此藏章之人，是否知此一读，不敢妄猜。且“遗书”二字，久有定义：一为人死后留下的书面文字，或述隐秘，或有嘱托，皆名“遗书”，“陈垣同志遗书”当非此义。二为学者身后存有手稿，其弟子或亲属，甚至后来人，为亡者整理梓行存稿（亦有选若干已刊着述者）成书后，多题“某某遗书”。如《朱子遗书》（朱熹）、《黄梨洲遗书》（黄宗羲）、《船山遗书》（王夫之）、《沈寄簃先生遗书》（沈家本）、《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王国维）等等。石印本《书目答问》无疑为陈垣师之捐书，而非其遗书。因此“遗书”二字当为误用。我尚有担忧者，若受赠单位果有知“遗wèi书”别有赠书一意，用于援庵师，系在身后，尚无大碍。若另有老年学者于生前捐书，而加盖“某某同志遗书”，岂不尴尬？捐书者必后悔不迭，盖因捐书竟丢掉性命。至于用“同志”二字，于我所见数百藏章中，确为特例。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方当浩劫高潮，以阶级斗争为纲，敌、我、友阶级界限分明，称呼亦各异。对敌直呼其名，甚至加上反革命、反党、反动诸头衔；对友则以先生或师傅相称；只有自己人和部分同路人，能拥有“同志”之荣衔。援庵师身具党籍，又为当代史学宗师，得此荣称，理所当然，而家人亦得庇佑。更为藏书文化之藏章研究得一特例。
近数十年，学者藏书，因无专门藏书楼（室），而居处又多欠宽敞，致时有异代散失之势。我于旧书摊或网上售书，常能见学者藏书之流散，即友朋赠书亦一并被后人清除。所以，我曾建言化私为公，捐赠图书馆，以求长期保存。我已身体力行，将大部分藏书捐赠故乡图书馆，期盼受赠方能善待捐赠。但前有巴金老捐书外流，近见援庵师捐书之加盖怪章，不禁感慨系之！深望此类情事日见其少，以至绝迹，则捐赠才得放心，而典籍当庆得栖息，不亦双赢乎？
7、闲话读书
如果从识字始，便算读书，那我至今已经读了八十年书了。在书海中翻腾这么长时间，说没有可说的经验或窍门，容易被人怀疑为不说实话，欺瞒后学，甚至是学问上的吝啬鬼，但我确实说不出什么成本大套的读书法，也不会开连自己都没有读过的书目，更不愿故作高深，侈谈经验，把后学说得云山雾罩，反而让人望书却步。因此，每当有学生或晚辈问起我如何读书时，我总是说些片言只语的闲话，也很少写这方面的专文。既承相约，只能回想一些曾讲过、说过和写过的话，略加条理，以答客问的形式说些有关读书的闲话。各人情况不同，还是因人而异为好，不要生搬硬套。我的闲话，仅供参考。
有人问我读书是如何入门的？
我很幸运，七岁以前，在祖父身边生活。祖父是位饱学之士，既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又是清末的留日生，学识渊博，着述闳富，家中也有些藏书。我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书容易有好感。祖父除要求我读三、百、千等蒙学书外，还用《幼学琼林》为课本，讲许多有趣的历史故事，诱发我的读书兴趣，逐渐养成读书习惯，所以我读书不是挨手心打出来的。如果见书就头痛，那是读不好书的。我常听长辈用“学海无涯苦作舟”来教育子弟苦读，但我认为应改成“学海无涯乐作舟”。读书的起步要乐于读书，整天愁眉苦脸，如坐针毡，那是读不好书的。
有人问我如何走上书山？
走上书山要循序渐进，不能一口吃个胖子。读书要有步骤，最好能有名师点拨。我读小学时有位张老师，针对我喜欢历史，就要我读历史故事书。高中时教语文的谢老师要我细读前四史，教我作读书笔记，并说即使日后这些笔记都无用，也是一种练习。后来我才逐渐理解这种“磨刀不废砍柴功”的道理。我最得益读书的环境是在大学阶段。我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在北平读大学的，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华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北平的大学不是改变性质成为敌伪大学如伪北大，就是与英美有关而被封闭如燕京大学，只有辅仁大学因为是德国教会主办的而成为一所形式上独立的教会学校，德国是轴心国，与日本是盟友，自当给点面子。于是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向往入辅仁。许多知名学者纷纷应聘，执教于辅仁。但他们很少专门谈自己的读书法和读书经验等，而多是以自己的行事影响学生，让学生从他们的身教中受益，如陈垣老师布置作业，让学生同读一种书，同作一篇读书札记，陈老师自己也用同一种书写同一篇示范性小文，张贴在课堂上，由学生自己观摩比照，揣摩如何读书，引导我们怎样读书有得，以此培养学生的读书、查书习惯。可惜后来再也见不到这样的老师！学生要学会从老师日常言行中去领会怎样读书。
有人问我书该怎样读，怎样处理速度和数量问题？
书该怎样读，是很难说清的。速度与数量看似有矛盾，实际上可以统一。首要的问题，读书要立足于勤，要有持续不断的韧性，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能坐冷板凳，不能坐不住。范文澜老师曾说过“板凳宁坐十年冷”，坐冷板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要有决心。冷板凳坐几天容易，坐一辈子就非有坚忍不拔之志不可，许多大学问家都是坐冷板凳坐出来的。汉朝的董仲舒，不论后世有什么不同评价，他无疑是大学问家。他的学问怎么来的？主要是“三年不窥园”。三年之久，能不出书房，而且都不偷偷地掀开窗帘窥视一下窗外的风光。可想到他是多么专心致志地读书。董仲舒尝引古训“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以自律。“临渊羡鱼”是一种浮躁，揣手坐在水边为得鱼者大声叫好，羡慕人家的成绩，结果满载而归的是人家，自己空耗精神，蹉跎岁月，只落得双手空空，一事无成。“退而结网”则是坐在又硬又冷的板凳上，默默地结网，最终结成一面大网，能够从心所欲地捞鱼。我很敬佩这条古训，就以此语作为座右铭，悬之案头。
其次，要懂得分类读书。有的书是经典名着，这类书用以奠定基础，都需细读、精读，不要图速度。前人有句害人的话，说“一目十行”，这可能有益于速度，但浮光掠影，扎不稳根基，一生都难补救。因此，凡是要细读、精读的书，应该是“十目一行”，要专注精力，细嚼慢咽。基础稳了，速度自然会快，速度快了，数量自然会增。有的书则只需浏览，掌握其大致内容，如类书、杂书和前四史外的各史（专攻某时代者除外），其中某些部分等需要时再细读。有的工具书必须要熟练掌握使用方法，用时方能得心应手。分类读书可增加速度和扩大数量，但细读、精读的书一定不要图快求多。
有人问我读什么书好？
当然要读好书，尤其是青少年时期，更需要多读些好书，多接受些正面知识，以培养分辨良莠的能力。但读书万不可采取封闭性态度，设立若干禁区，要较广泛地阅读，对于所谓反面的东西，或者大家评论不好的书，亦不要排斥，不要人云亦云，随着别人脚步走。只要自己加强辨识能力，就应无所顾忌，只要这部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可从中找到某些合理部分，为己所用。或者还会从不同方向对自己有所启示，以减少或避免别人犯过的错误。至于那些低级鄙俗，甚至淫秽下流，不堪入目的书，还是节约有限生命为好，不做无谓牺牲。
至于什么书算得上是好书，我的理解是指三种书：一种是必须精读、细读的经典原着，一种是后来有价值的着述，一种是有丰富内容的杂书。古人多从原着入手，现在离经典原着时代较远，理解诠释困难较大，所以可从有价值的专着起步，踩在前人肩膀上攀登。以文史为例，我以为最好从清人着述起步，清人张之洞在《□轩语·语学》中有过一段很中窍要的话说：
读书一事，古难今易，无论何门学问，国朝先正皆有极精之书。前人是者，证明之；误者，辨析之；难考者，考出之（参校、旁证）；不可见之书，采集之。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书去其十之八九矣。且诸公最好着为后人省精力之书，一搜补（或从群书中搜出，或补完，或缀辑），一校订（讹脱同异），一考证（据本书、据注、据他书），一谱录（提要及纪元、地理各种表谱）。此皆积毕生之精力，踵曩代之成书而后成者。故同此一书，古人十年方通者，今人三年可矣！
张之洞这段话确是经验之谈，我曾依此而行，确有事半功倍之效。如先读《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和《十七史商榷》三书，再去读正史各书，确实可得津梁之助。
从有价值着述入手是可以的，但要深入到一个专业领域，还需要回归经典原着。古人从经典原着出发，从小读四书五经，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可从经典原着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阐述诠释。今人不具备这些条件，但当深入研究时，必须回归经典原着，如专攻文学，除读后人的研究成果外，要读《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如攻史学，除读名家着述外，必须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等经典原着，这些是母乳，要健康成长，应该吃母乳。他人的心得体会是他人的心得体会，那是奶妈的乳汁，终差一层血脉关系。至于一些杂书，其中有许多具体细节可启发思路，提供例证，也有一些有趣味的掌故琐闻，能愉悦身心，调节读书节奏。
有人问我如何进入专业领域？
我想讲一个切身体验的例子。我在大学读历史专业时，重点放在汉、唐这一段，读过《史记》、两《汉书》和两《唐书》，后来师从范文澜老师读研究生，他让我转攻中国近代史。我在大学没有系统读过几本中国近代史的书，也没有听过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课程（旧大学的通史和断代史课程多断至清初），对近代史可谓知之甚少，如今分配我转攻中国近代史，真不知从何入手。看了一些旧的近代史着作，仍然找不到门径。在一次给范老送资料的机会，我贸然地向范老请教入门途径的问题，范老很温和地让我坐到对面说：“你是援庵先生的学生，应该懂得‘专攻一经’的道理。”我惭愧地回答：“我的近代史知识很浅薄，不知选哪部书去读。”范老想一想对我说：“你就从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入手，要随读随写笔记，以便日后使用时翻检，笔记可以不太追求文字的严整。”当时我根本不知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是何书，但又惶恐得不敢再问，唯唯而退。之后我向指导我学习的荣孟源先生请教，才从资料室借到此书。我特地买了较正规的笔记本来写读书笔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我连续读了一年半，写了三大本读书笔记，每朝一册，可惜在“文革”时，被愚昧的“勇士”们扔进火堆里烧掉，只剩下道光朝那一本，因被压在乱书堆下而幸存下来。至今有时抚读，犹感黯然，一面怀念师恩，一面惋惜我当年的辛勤未能保留全璧。但从残留的这一册笔记中，还可以想见当年的读书痕迹。
我在笔记本的首页，记下该书的进呈表（相当一般书的序）和凡例，为的是便于了解和阅读全书。这就养成我以后每读一书必先读序跋、前言和凡例的习惯。这种习惯很重要，人们往往忽略这些，每读一书，常把序和凡例翻过去，直接进入本书。须知各书的自序常是作者凝聚全书精粹之作，凡例亦是全书的统率，前人常说发凡起例，是说明凡例对一书的重要性。如读《史记》就应该先读《太史公自序》，认真一读，就全部掌握《史记》作者的情况和《史记》的基本内容，再读本书，就势如破竹，很容易通读全书。当然有些捧场者的他序，则可不读。如果一本书的自序不认真，则这本书也不会是好书，可以不去读它。因为作者对自己的门面都不顾，怎会顾读者？现在这类不负责任的书不少，要有所警惕，慎重选读，不要枉费精力。读书也要读目录，因为这是全书的总括。
我在读《筹办夷务始末》的笔记中，把原书的出处作了详细的记录，把内容作了简短提要，以便日后需用时翻查。后来我又读了《清季外交史料》，使近代史事，上下贯穿。经过如此认真细读后，我对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史实脉络，大体清楚。再读其他有关着述，就深感便捷。有时还能触类旁通，知道许多近代的历史人物及其观点论述，引发我去读更多的书。这样日积月累，自然充实和提高了自己，从而使中国近代史成为我终身从事的学术工作。从这一实践过程看，“专攻一经”不仅有奠定基础之效，且能由此延伸博览，令人有可能迈入学术殿堂。可惜这种看来繁难，实为捷径的方法，并不为一般学人所接受。
有人问我怎样才能读书有得？
我觉得只有八个字，就是：“博观约取”和“好学深思”。这两句古语是相连的，只有“好学”才能“博观”；只有“深思”才能“约取”。好学就是勤学，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有读书习惯，特别是困顿时，更应坚持不懈，才能博览群书，使知识源源输入；但博涉不是囫囵吞枣，对书的内容要深思，以定去取。这里不妨大胆地说，无论什么书都不是没有水分的，深思就是挤掉水分，所以称为“约取”，即把一本书读薄，而取其精华。在深思过程中，就会发现问题，这就是一般所说“致疑”，有疑才会不断追根究底，即所谓“勤思”，疑而后思，思而后得。所得即使是片段，也是非常可贵的，应该及时记录。人的记忆是有限度的，日久淡忘，人所难免，所以要勤记勤写。聚沙成塔，片段可以成篇，多篇可以成书。这种积累，对读书生活也是一种磨砺，因为读书易而随时记录读书心得难，因此必须要有韧性战斗的精神。
有人问我读书究竟是为人，还是为己？
我说这二者并不矛盾，读书既可使自己愉悦，增加自己的知识库存。增强自己的文化素养，也可使自己享受有内涵的日常生活。但读书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人。自己读书有得时，就应该公之于众，贡献于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讲过这样一段话：
读书是为积累知识，但却不能只入不出。而要像蚕那样，吃桑叶吐丝，要为人类文化添砖添瓦。有一位名人，读了一辈子书，知识渊博，但身后没有留下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一条笔记，这是精神生活中的极大浪费。这是个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他把汲取知识像打扑克那样作为个人的一种享受，或是说他是一个贪婪者，在尽兴地占有前贤的遗产而吝于以自己所得与人。鲁迅一生之所以伟大，学识渊博，固不待言，但更可贵的乃是他那种吃草挤扔的精神。无论什么人都应该咀嚼吸取到的知识，把它酿成香甜的蜂蜜，发之于言论、文章来奉献给当代人，或以之哺育下一代人。学以致用才是读书的真正目的。
我曾用几十年读书所积累的资料，撰成《书目答问汇补》与《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二书，既凝聚了自己几十年的读书所得，也为他人担当起铺路石子的作用。这就是读书既为己又为人的明证。
有人问我晚年写了大量随笔，被人称为“衰年变法”，是怎样一种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