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社会价值的链条往往是在父子之间延续承传的，也就是说，父亲对儿子的社会价值选择、对儿子的理性、精神构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母亲则更多地作用于儿子的情感世界。我在阅读鲁迅、梁实秋的传记材料及他们各自对自己生平身世的忆写文字时，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对梁实秋与其父亲关系的记写较多，而对梁实秋与其母亲关系的记写要少得多，也就是说，梁实秋受其父亲影响较深较大，而母亲对他的影响则要小一些。这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形态的人生范型的。鲁迅则不然，鲁迅少年丧父，父亲对他影响不大，倒是母亲对他一生命运的影响不可低估，虽然这方面的记写文字也较少，这样的一种人生范型，虽然别成一途，却也有着相当普遍的意义。
梁实秋的父亲学有素养，在社会中有一定的地位，在家中宽严相济，得到家人的尊重与信任，堪称一家之主。在梁实秋的一生中，父亲的影响处处可见。
梁实秋14岁入学清华，是梁实秋的父亲“接受朋友劝告”的结果，这在当时“不是一件平常的事”，因为“在这个学校经过八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离乡背井到新大陆去负笈去学”，这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更是难以设想的事”，所以，“母亲急得直哭”。尽管这样，开明的父亲决定下来的事却仍然得以执行，梁实秋心中也没有什么抵触、不快和怨言，这与对父亲的尊重与信赖是分不开的，这种对父亲的尊重与信赖对梁实秋一生影响甚深。梁实秋在悼念亡妻程季淑的《槐园梦忆》中曾记下这样一件事：当时旧习甚浓，年轻轻的一男一女在一起“身后吹口哨的固不乏人，不吹口哨的人也大都对我们投以惊异的眼光。这年轻轻的一男一女，在公园里彳亍而行，喁喁而语，是做什么的呢？”有一次梁实秋与还在相恋期的程季淑在公园里约会，突然发现不远的一个茶桌上坐着梁父及其朋友，梁实秋的父亲看见梁实秋后，走过来打了招呼并代付了茶资。从此之后，梁实秋的父亲不时给梁实秋钱，并说：“你现在需要钱用。”多少年过去了，当初相恋的年轻的程季淑已在老态龙钟后成为古人，梁实秋仍在《槐园梦忆》中感激地忆写道：“从此父亲也常常给我劝告，为我出主意，我们后来婚姻成功多亏父亲的帮助。”算来梁实秋的父亲实在是一个在大事上有眼光的人。梁实秋在北平老家新婚后十几天，国民革命军北伐迫近南京，其时梁实秋正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梁实秋的母亲耽心局势不稳，要梁实秋夫妇暂且观望不要急急南下，梁实秋的父亲则不然，私下对梁实秋说：“你现在已经结了婚，赶快带着季淑走，机会放过，以后再想离开这个家庭就不容易了。不要糊涂，别误解我的意思。立刻动身，不可迟疑。如果遭遇困难，随时可以回来……男儿志在四方，你去吧。”“父亲说到这里，眼圈红了。”梁实秋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重亲情但绝不儿女情长而是更识大局的男人。八年抗战，离乱之苦结束后，年届七十的梁父与梁实秋团圆后，梁父仍记挂着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说：“无论如何，要译完它。”梁实秋说过：“我就是为了他这一句话，下了决心必不负他的期望。”并说自己之所以能完成独立翻译莎士比亚这一巨大的工程，主要得力于三个人：父亲、妻子、胡适。
我总认为，梁实秋绝不仅仅是在类似上述这些显在的具体事项而是在潜在的更深隐的层面上受惠于父亲。家庭的稳定，父亲在社会与家中的威信，父亲的男人风范，梁实秋对父亲的尊重与信任，使得梁实秋从小在精神上有一种稳定感，有一种精神上的依靠。在梁实秋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对他的设计顺应了时势的发展，赢得了梁实秋人生的顺利。所有这些，都会给梁实秋毕生追求用理性克制感情，以理性来追求社会的公正、有序、和谐、稳定以精神上的动力与支持。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一个男孩子，如果其父亲不能成为他精神世界的重心或者他在精神上失去了对父亲的信任，那么，他就会在精神上处于一种失重、破碎、漂流状态，并有可能在重新寻求精神重心重新整合自己的精神世界重新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文化传统、生存状态做出新的体悟与省察。
鲁迅就是这样。
鲁迅16岁丧父。但由于其父身体不好，科举不顺，有些懦弱，所以，对鲁迅的精神构成其实没有发生较大的实质性影响。代替父亲影响的，其实是远在外地的祖父给周家制定的一系列规则，是祖父的社会地位、社会影响营造的家庭氛围。所以，鲁迅的祖父因科举案入狱，鲁迅的精神世界就处在一种失重、破碎、漂流过程中，对祖父、父亲的信任被打破了，一切随之而来的变化、打击都要自己独立面对与承担，从此踏上了一条精神上的漂泊与寻求之路，你只要看看鲁迅祖父在狱中仍执意让鲁迅、周作人参加科举考试，鲁迅虽然初试获中上等成绩，但却不再继续参加考试而改入被时人看不起的矿路学堂念书，就可以明白鲁迅对祖父、父亲曾指给自己的路是多么失望了。这样的一种失望，虽然给鲁迅带来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但也因此迫使他与原有的文化传统出现了某种疏离、断裂状态，出现了某种传统文化中少有的“弑父”倾向，这自然是“父制”被迫松动导致的结果。鲁迅曾讲过一段话：“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者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这段话，一般人都认为是针对鲁迅母亲所讲的是鲁迅心中的隐痛，但如果不是过于拘泥于字面的话，用来概括鲁迅失父后的心态倒是十分确切的。
中国的文化传统，父亲去世，长子代父，鲁迅作为长子，也照例填补了父亲的位置，承担着父亲原来的职能。不要说他为了承担全家经济的重担放弃学业从日本回国，也不要说他在北京立稳脚跟后将母亲、二弟全家、三弟全家全都接往北京，我想，单是他一人独自在外苦苦求索、奔波时，那一份竭力摆脱家乡给他带来的羞辱，那一份作为长子要使自己的大家庭从窘况中挣脱出来的心境，对他就是个不小的心理负担吧。你看他要将一大家人全部迁往八道湾时，倾尽积蓄，不惜举债，亲自画图纸，亲自监工，并且在住房设计上给弟弟、侄子们提供方便，要宅院宽大，利于儿童游戏，你就可以想见他甘居一家之主的心情，你就可以想见他重新整治衰败之家的心情。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梁实秋一家从青岛重返北京，梁实秋的父亲将一大家子三代十几口人从大取灯胡同迁往内务部街二十号老宅时，“父母兴奋得不得了，把旧房整缮一新，”梁实秋则是搬家时才赶回来。鲁迅的代行父职与梁实秋的为人之子，带给二人的心理感受并由此波及对社会的种种感受想来会是很不一样的吧。看鲁迅与二弟周作人的交往，在日本时，一应外界的大小交往，均由鲁迅承担，周作人安心读书即可。迁至八道湾，设计施工，全由鲁迅一力承担，新房修成，周作人才带着全家及妻舅浩浩荡荡从日本游玩归来，而在人生大事上，不论是携带周作人在日本一起治文学，还是将周作人介绍进北京，同入五四文坛，此景此情，不知怎么，总让我想到梁实秋的父子关系，想到梁父连儿子谈朋友的零花钱都考虑在心，想到梁父对儿子前程的大节把握。有哥哥为自己遮蔽世间风雨，自有助于周作人儒雅平和性格的形成，其实梁实秋何尝不也是这样呢？而鲁迅挣扎于冷酷黑暗的世间里，你又怎么能指望他的心态不趋于冷峻激烈呢？一个人思想、性格、心态的形成，总是在自己切身的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而致的呀。
鲁迅少年失父，一方面给鲁迅以独立开拓精神空间的可能给鲁迅以以子承担父职的重负，一方面则使原本处于次要、从属地位的母子之间的情感维系在家庭中占据了主要位置。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寡母抚孤现象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人生景观，鲁迅则是这一景观中的一个耀目的亮点。
鲁迅母亲给鲁迅一生最大影响的，莫过于鲁迅的婚事了。鲁迅东渡扶桑，依惯例，是父亲职责之内而非母亲所应干预，所以，尽管鲁迅少时失父且母亲并不愿意鲁迅“将灵魂卖给鬼子”，但她对鲁迅所走之路并不阻挡。婚事则不同，这正是做母亲所应关心的。所以，鲁迅作为留洋学生，虽然早已信奉恋爱自由的思想，但面对母亲在婚事上为自己的选择也只得遵命服从。很多人都很奇怪像鲁迅这样一个激烈反传统的硬骨头，何以会在自己的婚事上如此软弱，以至于无条件接受母亲给自己的选择，以至于在婚礼过程中，尽管家乡众人皆以为他会不服从老例，并且为此绞尽脑汁想了许多对付他的办法，却没有想到鲁迅会一口答应，
“都可以的”。譬如装了一条假辫子，譬如婚后第二天，按习俗随朱安去娘家“回门”。为什么呢？鲁迅后来自辩的一个理由是以为自己革命在外，死无定期，所以未把个人婚事看得很重。许多研究者也沿用鲁迅的这一解释。我以为鲁迅事后的这一辩解未必可信。说死无定期，然而一旦在外丧命，不是只能给朱安带来一世守寡么？以鲁迅婚后怕因离婚而给朱安以致命一击的为朱安着想的考虑，鲁迅的这一辩解在情理上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在鲁迅的这一婚事中，传统思想的束缚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后面还要有所论及，而母亲的因素更是构成这一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
鲁迅的下列解释倒是非常确实可信的：“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母亲要娶儿媳妇。”我以为，正因为寡母抚孤，深知母亲的不易，而且，母子的情感维系成为家庭中第一位的关系，所以，鲁迅对母亲的感情才要更重于常人以至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也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意愿吧。
回首五四时代，你会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鲁迅这一代从传统中挣扎而出的人，在理性上，是激烈地反传统，甚至认为两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可以用两个字而概括之：吃人，但在情感上，却往往沉溺于传统的泥塘，鲁迅对母亲的态度即如是。一方面是在文章中激昂尖锐抨击孝道，一方面在个人生活中却恪守传统孝道，也许正是因为在个人生活中深受传统文化束缚之苦，才要愈加对传统文化深恶痛绝，在文章中要一再诅咒吧。这种理性与情感的矛盾，社会批判与个人生活的矛盾，也许正是鲁迅这一代人脱胎于传统文化的母体去迎接新文化的曙光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吧。而情感的变化较之理性的变化是更深刻的变化，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较之社会变革是更具普泛性、深刻性的变革，鲁迅在二者之间的矛盾现象在鲁迅与母亲的关系中体现得最为具体、深刻，也最能体现出那新旧交替的世纪转折的特征。
在个人生活中，未成年时，父母与自己的关系最大，成年后，婚姻生活则是最重要的，也是窥探一个人人生秘密的窗口。鲁迅与梁实秋的婚姻生活，真是截然不同。由于服了“慈母……误进的毒药”，鲁迅与妻子朱安一开始即是一个悲剧。最初母亲定下这门亲事，鲁迅即去信表示反对，未果，只得退而求其次，一要朱安放脚，二要朱安进学堂读书，又未果，结果鲁迅婚后四天即离家返回日本。其时鲁迅26岁，正应该是一个热情如火的年龄，你也就应该知道，鲁迅是连最初的两性相悦也是未曾品尝过的。从日本回国后，鲁迅最初一年独身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其后返回家乡不足半年，就四处托人想远走高飞：“弟颇愿在他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一个人，想离家越远越好，你也就可以想见朱安在此时他心中的份量了。
鲁迅31岁离家去南京、去北京教育部任职，正是男性盛年的时候，但整整七年，他却是一个人独居。鲁迅学过医，深知独身对人的损害，他说过：“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但尽管如此，他仍依旧如故。鲁迅将一大家人全都接往北京后，与朱安关系也未见亲密，与他私交甚密的学生荆有麟曾做过这样的记叙：“夫妻各住一间房”，“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鲁迅房间有一只箱子，是箱底、箱盖分开放的，一边放干净衣服，一边放要换洗的衣服，这样，就可以减少与朱安说话的机会。许广平曾回忆她当学生时去鲁迅那里玩，到吃饭的时候，朱安就用一个托盘将饭菜送进去，鲁迅可口时，就多吃几口，不可口时，也就一口不动，把筷子横放在碗上，表示吃过了，这样就免得讲话，朱安也就可以将饭菜撤走了。
许广平见之，惊诧不已，深感鲁迅夫妻关系的冰冷。我想，任何人怕也会有许广平这样的感觉吧。鲁迅的认真、倔强、不妥协，于此也可略见一斑吧。荆有麟曾颇有感触地说：“倘若家庭能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同行动的话，那鲁迅先生在北平时，无论是写小说、散文、短评、论文，着重在对旧社会攻击者，与他当时的婚姻同家庭，不能说毫无关系吧？”荆有麟的话是对的，又岂止是“不能说毫无关系”，真可以说是大有关系，太有关系了。
与鲁迅的婚姻生活相比，梁实秋的婚姻生活简直令人羡慕，读过他的《槐园梦忆》的人，都无不为他的夫妻之情所感动。
梁实秋的妻子程季淑出身大家，其母在大家庭中位居长嫂，俗云“长嫂比母”，吃苦受累忍气抱屈；程季淑9岁丧父，自立自强，北京女高师毕业后即独立谋生。如此的家庭、家教，使程季淑有主见、识大体又温柔贤惠。梁实秋读清华时，开明的家庭为他介绍了门户相当的程季淑，清华学生中有异性朋友的很少，梁实秋是极少数特殊幸运的一个，他每星期日都风雨无阻地进城去会程季淑，被同学们善意地讥笑为“主日派”。梁实秋对此曾有过甜蜜的回忆：“等人是最令人心焦的事，一分一秒的耗着，不知看多少次手表，可是等到你所期待的人远远的姗姗而来，你有多少烦闷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正是二十出头的怀春年龄，家境优裕，个人前程一片灿烂，一对青年男女于花木锦簇的公园中绵绵情话，你都可以想见得到梁实秋那幸福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