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留美归国与程季淑结婚后，虽多逢战乱，举家不定，但却情感如初且久而弥笃。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的时候，“每到午后四时，季淑必定给我送茶一盏，我有时停下笔来拉她小坐，她总是把我推开，说‘别闹，别闹，喝完茶赶快继续工作’，然后她就抽身跑了，我隔着窗子看她的背影。”短时期不能见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是最容易消磨人的，但有这样一位心上人添茶，梁实秋的翻译工作一定是有滋有味的吧。梁实秋把独立译成莎氏全集这巨大的工程的功劳给一份于妻子，妻子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程季淑还是一位吃得苦识大局遇到危难有决断的人。抗战爆发，梁实秋力赴国难，“临别时季淑没有一点儿女态，她很勇敢地送我到家门口。”内战时期，形势急迫，“季淑毅然决然告我：‘急速南下，不要管我’”。而不论是以糠麸花生皮屑羼入杂粮充饥，还是梁实秋偶居官位，家中逢迎之客不绝，程季淑均能常心不改，泰然处之。大家庭的家庭关系是最难处理的，程季淑却能调理得当，“她爱说的一句话是：‘唐张公艺九世同居，得力于百忍，我们只有三世，何事不可忍？’”有这样一位贤内助，梁实秋在社会上再受多少委屈，回到家中，也会心情舒展了吧。我有时甚至想，如果鲁迅之母为鲁迅找的朱安也恰如此，甚或周作人的太太羽田信子也恰如此，鲁迅、鲁迅兄弟的人生道路当会是另一种形态的吧？人生偶然性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鲁迅、梁实秋都曾经历过二度婚姻，其二度婚姻都曾有过一番惊心动魄的风风雨雨。
鲁迅的二度婚姻来自于许广平的大胆追求和二人的倾心相爱，但在这一过程中，鲁迅却显得几番犹豫。最初是考虑到自己是有家室之人，接着是考虑到二人年龄的悬殊，鲁迅要比许广平大十七岁，然后是考虑到自己在社会上已有的声誉是否会受到影响，是否会给自己的论敌以攻击的口实。直到二人同居之后，他还将许广平的卧室设在三楼，自己则住二楼，对外人只说是给自己当助手、作校对。去杭州度蜜月时，也一定要一间有三张床的房间，让同是自己学生的许钦文睡在中间这张床上，“以正视听”，这是多么矛盾的性格与行为。鲁迅所处的时代，正是新旧时代裂变的初始，一方面离婚再娶往往被视为“恶行”，时人包括蔡元培这样宽容大度之人，就多推崇胡适顺从包办婚姻与小脚夫人和谐度日而鄙薄陈独秀因对旧式婚姻不满而发生的行为不检。
另一方面，鲁迅的同时代文人中，也多有不忌世俗洒脱率性之人，尤以创造社中人为最。鲁迅为时风所染，一方面被旧式婚姻所苦，一方面为新式爱情所动，二者的矛盾痛苦如此激烈深刻，真乃非常人所能及。我不知道许广平在“新婚”之时隔床相望鲁迅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但也真亏了许广平不以鲁迅解除婚姻为代价，不要名分不计外在舆论的大胆、果决，“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与你们无关系”。正是这种义无反顾才终于使鲁迅解除了顾虑：“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而在许广平的鼓动下，鲁迅终于“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这所谓的“枭蛇鬼怪”即指许广平。
更能体现鲁迅对爱情的深刻思索的是他与许广平定情后写下的《腊叶》。鲁迅明确宣称“《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又曾对孙伏园说：“许公（广平）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发狠，这是不能两全的，这里面有矛盾。《腊叶》的感兴就从这儿得来”。《腊叶》写真心珍惜爱护经历风霜虫蛀病叶者，将病叶保存于书中，终使病叶失去了斑斓的颜色而成为无生气无生命的腊叶。《腊叶》虽用象征手法写成，独立为文本后有多种阐释的可能，但我们结合鲁迅其时的处境，结合鲁迅对创作动机的自言，还是可以领会到鲁迅对爱情的感悟的。在鲁迅看来，没有爱情的婚姻，固然给人以痛苦，但也因此可以非常合理地拒绝他人，在拒绝他人中，保持自己的独立，他与朱安的境况就是如此。而虽然饱尝社会的侵袭、伤害、风雨（虫蛀），虽然因饱尝侵袭、伤害而渴求躲避风雨，但侵袭、伤害却正体现了人与社会的关系，构成了人生的斑斓色彩。因之，用传统的方式（书）去爱，生命就会在这种爱中死亡。鲁迅不仅对无爱有着坚忍的承受力，而且对爱也有着清醒的十足的警惕，不愿沉溺于爱河之中而失去了对无爱的人间的感应能力。鲁迅不仅是在生理上，而且是在一种真正的意义上，完成了自己的中年之爱，而世上大多数的人永远只有一种青春之爱。
比较起鲁迅在与许广平恋爱中的犹豫动摇，梁实秋在自己的第二次婚爱中就显得坚决勇敢得多了。1974年11月，年逾七十丧妻半年多的梁实秋在台北与台北红歌星小他近三十岁的韩菁清偶然相识，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相识第五天，当韩菁清试图从这新的情感漩涡中退身而声称自己愿给梁实秋当红娘时，梁实秋却直截了当地说：“我爱红娘。”
梁实秋与韩菁清的恋情在台湾及海外马上引起了地震式风波，阻力不仅来自好事者，也来自梁实秋的崇拜者、朋友及家人，产生阻力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传统偶像崩溃带来的失望。梁实秋在台湾一直被捧为“现代孔夫子”，他不仅是学贯中西着作等身的着名学者，其为人处世也一直被奉为楷模，特别是他悼念亡妻的《槐园梦忆》刚刚出版，人们正沉浸在对他与亡妻的真挚情感的感动之中，忽然传来他与年轻当红歌星恋爱的消息，于是，许多人对他的偶像崇拜就訇然坍塌了。他的许多老朋友骂他“晚节不检点”，声称因此与他断绝往来。一些崇拜他的学生甚至发起成立了“护师团”，阻挠这次婚恋。二、两人年龄悬殊太大。有人攻击韩菁清是“嫁了个睡在棺材板上的！”攻击韩菁清是“-逼着老人快死，以收尸集团”——“便得到遗产”。
三、对歌星的误解。总认为歌星对感情生活不严肃，或认为女歌星习惯被人捧着，不会关心、体谅、照顾他人。梁实秋的女儿本来一直鼓励梁实秋再寻可意人以慰晚年寂寞，但对梁韩的婚事最初持不赞成态度即是因此。
四、名人之累。梁韩均为台岛名人，而名人情爱生活更是新闻界吸引读者的热点话题，所以，二人恋爱之风一出，立即成为台岛新闻界的焦点话题。
面对社会各界及家人的压力，梁实秋表现得异常坚决，你只要翻看一下梁实秋这段时间写给韩菁清的情书，就会切实地体会到这一点。这些情书，几乎两三天一封，有时则是一天两三封，反复表达这样几层意思：第一，自己对韩菁清的情意，坚定韩菁清对自己的感情。譬如：“你笑我痴么？我是痴。我痴痴的爱你。”譬如：“我对你的爱是永久而且无限的，没有任何事能破坏我们的婚姻”，譬如：“你要信任我，别胡思乱想。”第二，对各种非议的轻蔑，鼓励韩菁清不要为之所干扰。譬如：“如今有人侵犯你，那即是侵犯我。我气得浑身发抖。我请求你，千万保重！这种闲言闲语，不要认真”，譬如：“我们的婚姻是自然的，没有任何勉强，双方自愿，干他人何事！？我今天接到一大堆信，也有匿名的，我看了气的要死。”譬如：“别人挑拨，别人诬蔑，没有用！你是我的未婚妻，我是你的未婚夫，我们现在仅只缺法律手续而已，怕什么。”第三，针对社会对歌星的偏见，反复表达对韩菁清的信任。譬如：“香港1974年十月份《大成》杂志有一篇文字提到你，副本附上一阅。无聊文人之作不值一笑，像这样的东西我已看得多了，耳闻的更多，看过就算，你千万不要介意。请你信任我，我对你的爱是至高无上的。”第四，给韩菁清减轻压力以具体办法。譬如：“我现在想到的应付方法是：（一）《中央》《中国时报》
《中华日报》，我都有熟人，我立即请他们不要发表任何有关我们的消息。（二）……（三）……（四）……（五）如果你同意，我立即赶回台北，立即结婚。（关于这里打官司的事，我可委托文蔷代表我进行和解）”我想，任何一个正在遭受飞短流长蜚语的女子读到这样充满感情、信任，又有无畏气概，又有具体办法的信，都会有一种温暖的可以信赖、依靠的感觉吧。说到底，梁韩婚姻从各个方面都是反世俗的，面对比政治压力更可怕的犯了众怒的世俗的压力，梁实秋可以说淋漓尽致地充分地展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追求个人自由的个人风采。这种举动，也可以称得上是以温和着称的梁实秋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更深层次上更具力度更为坚决的一种反叛吧。
朋友关系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关系一道构成五伦，那是因为朋友关系是作为血缘关系的一种替代、延伸，从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的。比较一下鲁迅梁实秋的为友方式为友之道，对于我们加深认识鲁迅、梁实秋是颇为有益的。
鲁迅与梁实秋在交友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绝不丧失自己精神与人格上的独立性。梁实秋最乐于引用胡适的一句隐有所指的自负语是：“狮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这句话很适用于梁实秋，也很适用于鲁迅。就以梁实秋来说吧，梁实秋是新月社的骨干成员，新月社是由一群趣味相投的自由知识分子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潘光旦等人组成的文学社团，梁实秋一向尊崇胡适，以先生称之，梁实秋与徐志摩则为至友，但在筹办《新月》月刊社的时候，曾有一种动议，说是拟议由胡适之任未来新月社的社长，徐志摩担任《新月》月刊的主编。梁实秋等人立即提出异议，认为“事情不应该这样的由一二人独断专行，应该更民主化”，于是《新月》月刊改为集体编辑。鲁迅则更是这样，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都是他多年的朋友，但当思想发生分歧时，鲁迅就毫不留情地予以尖锐的抨击。蔡元培与鲁迅私交多年，鲁迅入教育部即出于蔡的荐任，鲁迅初居上海时，因生计无着，蔡作为大学院院长，聘鲁迅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入三百元，并言明是挂名差事，并不限定做什么工作，以解决鲁迅的经济来源，鲁迅对蔡的热心助人，始终牢记于心，称赞他“确是一个很念旧知的人。”
但当蔡元培1927年附和蒋介石清党后，鲁迅则多次对此予以批评，声明“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
相较之下，梁实秋的朋友圈子多是英美派知识分子，如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潘光旦、冰心、陈源、罗隆基等。鲁迅的朋友圈子则多为“五四”文坛中人、远离政治团体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左翼文化人。虽然鲁迅在五四《新青年》时期曾与胡适等英美派知识分子有过一段“蜜月”时期，但这一时期十分短暂。大体说来，鲁迅对英美派知识分子颇多恶感，讥讽之语时常流入笔端，对陈源等英美派知识分子动辄以“公理”“公正”“中立”化身自居尤为反感，一遇机会，总要不遗余力地施以攻击。譬如，当李四光、徐志摩以通信形式呼吁鲁迅与陈源停止论战时，鲁迅愤然斥道：“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遍翻鲁迅写下的文字，几乎没有片言只语说过英美派知识分子的好话，即使英美派知识分子在向国民党当局要人权受到压迫时，鲁迅也没有给以必要的同情，更不要说予以谅解或试图结成同盟一同作战了。与之相对应的，郭沫若、成仿吾等留日派知识分子虽然与鲁迅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中，笔战甚烈，甚至诬鲁迅为“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但鲁迅却能够与他们达成多次的谅解，并形成亲密的个人关系。譬如鲁迅与成仿吾：成仿吾曾着文攻击鲁迅为“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鲁迅则将自己这一时期与创造社论战的杂文结集为《三闲集》，“以射仿吾也”，但当后来成仿吾到上海找党中央不得时，鲁迅即热情援之以手帮助成仿吾接上了组织关系。这是因为在政治革命中，郭沫若等日本派知识分子是更具有反抗性的力量。即便是像郁达夫这样的与旧世界尖锐对抗的颓废型的文人，鲁迅也在感情上与之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特别是由于郁达夫更信奉个人思想、情感、行为的自由，而不似郭沫若、成仿吾那样重视团体的力量，所以，鲁迅在感情上对郁达夫较之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就更近一层，私交也就更为深厚，你只要看看郁达夫因厌倦团体生活自动自愿退出左联而当时左联的领导者周扬等人也同意郁达夫离开左联，鲁迅因之对周扬等人大有怒意就可以想见郁达夫在鲁迅心目中的位置了。
与鲁迅恰恰相反，梁实秋虽然在留美前曾因仰慕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文名与他们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时期，甚至郭沫若等人还曾拟将创造社刊物托付梁实秋负责编辑，但二者之间当时即潜伏着深刻的分歧，巨大的隔阂。梁实秋后来忆及这段交往时，曾说：“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梁实秋自美留学回来后，即鲜明地实施对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攻击，如攻击郁达夫“无行的文人中之最无行者，就是自家做下了无数桩的缺德事，然后倨傲的赤裸裸的招供出来，名之曰忏悔。忏悔云云，并不是悔过的表示，只是在侮慢社会的公认的德行，不以可耻的事为可耻，一五一十的倾倒出来，意若曰……我敢作敢当，你们平庸的人敢做这等事吗？做了敢于承认么？……于是在一片忏悔声中无行的文人就变为真诚的英雄了”。对于郭沫若，则直言宣告：“道不同不相与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