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梁实秋之所以对这两个知识分子群体态度如此截然不同，双方的政治立场固然是最基本的原由，但与双方的人生倾向也不无关系。鲁迅由于自己人生经历的坎坷、多难，所以，在情感上天然的站在弱小的被压迫的一方，即使他们言行有疵，也更多地视之为与旧世界冲突的结果，并更多地看到他们反抗旧世界的一面，从而给以理解与支持。从这一情感基调出发，鲁迅对英美派知识分子时时流露出来的充满优越感的贵族气就特别的厌恶，即使他们对旧世界有某些反抗因素，鲁迅也容易更多地看到、抨击他们脱离下层实际，脱离变革现实实际的高调空谈及这种空谈诋毁实际革命的消极作用。譬如，陈源有一则《闲话》述及“两个美国兵打了中国的车夫和巡警，于是三四十个人，后来就有百余人，都跟在他们后面喊‘打！打！’美国兵却终于安然的走到东交民巷口了，还回头笑着嚷道：‘来呀！来呀！’说也奇怪，这喊打的百余人不到两分钟便居然没有影踪了！”陈源在《闲话》中对此斥之曰：“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客观地说，陈源在这里并没有为虎作伥，袒护帝国主义者，而是痛感民众的愚昧，这与鲁迅的抨击国民劣根性原有一致之处，但时值反帝的群众运动起来之时，陈源对群众的指责就有了泼群众运动冷水之意，也流露了陈源高高在上的不相信民众蔑视民众的优越感，对此，鲁迅在《并非闲话》（二）中予以痛斥，对陈源“这样的中国人，呸！呸！！！”在批判陈源错误时，将陈源思想中的合理处也一并抹煞了，这与鲁迅对陈源等英美派知识分子情感上的厌恶是有关系的，比较一下鲁迅对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的态度，区别是很明显的。
梁实秋则由于家庭教育、英美文化熏陶及人生境遇相对顺利，所以，在情感上总是偏于合乎秩序、理性、和谐的一方，这就使他不能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看到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反抗旧社会的主要的积极方面，而更多地拘执于个人的品行，从而交恶于郭、郁等人。
比较鲁迅与梁实秋各自与朋友们的交往，容易给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鲁迅与朋友甚至多年的老朋友颇多争斗，多次失和，鲁迅也每每发出被新老朋友利用、使役的感叹，有时时不得不“横战”有时时挣不脱的孤独、寂寞的悲苦：“向来索居，近则朋友愈少了，真觉得寂寞。”而梁实秋则与朋友相处怡怡，绝少硝烟药味。你看梁实秋与新月同人相处是多么随和，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与杨振声、闻一多、方令懦等人号称“洒中八仙”，又是多么潇洒。何以如此呢？
梁实秋的一生，自留美归来后，思想、情趣已趋定型，又更多地有意远离政治冲突而生活在文化学术圈子之中，所以，朋友相对稳定，与朋友相交人际冲突也相对较少，且朋友交往的社会色彩较淡，个人色彩较浓。譬如梁实秋抗战时期在重庆的雅舍时，每日胜友如云，编教科书，搞文化建设，业余时间下棋、吟诗、彻夜聊天、打麻将，但因交往内容只是因为生活情趣相投而与政治思想无涉，所以，相处甚欢，情深意笃。一次宴会后，冰心信笔题写道：“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梁实秋最像一朵花”。过了几天，另一位女诗人方令孺发现冰心题词后又在续题中称梁实秋“虽外似倜傥而宅心忠厚”并将梁实秋比为淡泊风流的孟东野，比为梨花，又称“惟梨花命薄，而实秋福人耳。”在远离社会政治的日常生活中，在大家心中，梁实秋就是这样一位“外似倜傥而宅心忠厚”“才、情、趣”俱全可以信赖的朋友。在梁实秋与朋友的交往中，即使志向变异，但也因与社会政治漩涡持一种疏离态度所以不致使冲突激化。最典型的莫过于梁实秋与闻一多的关系了。梁实秋与闻一多是最亲密的朋友，清华、留美均为同学后在青岛大学同事且关系极为密切。可以说，梁实秋人生中最美的时光是与闻一多一同度过的。抗战胜利后，闻一多介入政治生活一变学者而为斗士，与梁实秋分道扬镳，对此，梁实秋是有腹诽的，但梁实秋并不因此而给以批评与攻击，在《谈闻一多》一文中，他说：“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我所知道的闻一多是抗战前的闻一多，亦即是诗人学者之闻一多。”对诗人的闻一多的褒，对斗士闻一多的贬一目了然，但也仅止如此，绝不多置一词。至于梁实秋与朱光潜关于美学思想的争论，虽颇有激烈之词，但却纯属学术之争，丝毫不伤及个人友情。
关于朋友，鲁迅曾经称引朱熹的《论语·乡党》注，并感慨地抨击说：“朋友，以义合者也。但我们向来常常不作如此解。”对鲁迅与其朋友关系的解说，也常常被引入到私人恩怨的泥塘，落入“不作如此解”的悲剧。究其实，鲁迅一生始终处在中国政治斗争的中心、漩涡，前沿，社会各种代表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凝聚，集中于其一身；鲁迅一生都处于不断地前进之中，愈是前行，一同跟进者愈少，自然，也会有新的前进者补充进来，而这新的前进者又渐渐地落在了鲁迅的后面，于是，鲁迅与朋友之间关系的选择、变换就是十分频繁又在这频繁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时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含义了。
譬如鲁迅与钱玄同、刘半农同为五四文坛中人且关系密切，有一段时间，钱玄同几乎天天去鲁迅处闲聊，最初《狂人日记》的产生，就与钱玄同的督促有关。但当钱玄同、刘半农渐为“学者们”所同化而失去与旧世界斗争的锋芒后，鲁迅就毫不客气地与之分手了。钱玄同在鲁迅逝世后忆念鲁迅的文章中曾述及这样一件事：1929年鲁去北平省亲，在孔德学校遇见鲁迅，因见鲁迅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就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钱玄同意思是说鲁迅的名片不用“鲁迅”二字。鲁迅答曰：“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鲁迅所谓四个字的，是讥讽钱玄同当时以疑古玄同自居，大搞大胆怀疑，小心求证那一套。后来鲁迅在《两地书》中言及此事，说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钱玄同对此耿耿于怀，在文章中说：在五四时代“我们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民国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这正是许多人不解鲁迅攻击鲁迅多疑、怪僻、爱发脾气之处。其时，鲁迅昔日喜与钱玄同唠叨，乃因志同道合，今日“默不与谈”，乃道不同不相谋也。一切以“义合”为准绳，不敷衍，不矫饰，泾渭分明。
但鲁迅又绝非不讲情义之人，甚或说，鲁迅其实是极重情义的，且这情义更多地体现在大的方面。譬如对刘半农，鲁迅对在五四时代“很打了几次大仗”的刘半农是极为亲切的，他曾说过：“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后来刘半农到法国留学回来后陷入古书堆中，鲁迅自言：“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这正与钱玄同“默不与谈”相仿佛。但当刘半农的英名将要被俗尘所蔽时，鲁迅就挺身而出：“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但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拳拳之心，浓浓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
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信中曾说过：“现在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这种夫子自道是极为准确的。鲁迅的“略小节”，可以小至生活之事，如林语堂在《悼鲁迅》中所说：“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迫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之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鲁迅的“略小节”也可以小至对自己的伤害，如创造社、太阳社虽然曾肆意攻击鲁迅，但鲁迅仍为了斗争的大目标而试图与他们结合成一条联合的战线。要言之，与斗争的大目标相比，一切皆为“小节”皆可“略”。但世人往往专注、纠缠于“小节”，从而得出鲁迅多疑善怒脾气太大的片面印象，岂不冤哉！其实鲁迅在“取其大”上，从来是清清楚楚的，既不多疑，也不善怒，更是什么委屈都能忍受的好脾气。
真的，你如果总是以“小节”着眼，难免会觉得鲁迅脾气太大，即使对朋友也是如此。譬如有一次郁达夫请鲁迅、林语堂几个人吃饭，席间因为“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于是，鲁迅“直斥之，彼亦争持”，“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鲁迅、林语堂第二次疏离后，有一次双方的朋友徐在酒店补为婚宴“林语堂夫妇最先临，鲁迅旧帽遮颜，姗姗来迟，双脚踏上楼梯，一眼瞧见林氏夫妇，便掉头出门，终不见归”。对老朋友这样，对年青朋友也是这样，只要心中不满，则会假以厉色，譬如叶紫曾是鲁迅很看重的一位左翼青年作家，鲁迅曾为之《丰收》作序，但当叶紫问鲁迅为什么不给他回信，鲁迅回答道：“我现在特地声明：我的病确不是装出来的，所以不但叫我外出，令我算账，不能照办，就是无关紧要的回信，也不写了。”“一位旧日的学生去拜访他，正遇他下课归来，面有倦容，便关切地建议他不妨搬一张椅子，坐着上课，不料他脸一沉：
‘你说坐着讲课好，那么搬张小床去讲，不是更适意吗？’”这样的“小节”多了，又屡屡为人传言，自然给人以脾气太大的印象，甚至连深知鲁迅的周作人也会这样说：“他的个性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句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这样的“小节”，梁实秋是极少有的。
但你只要看看鲁迅平日的工作，平日的待人，你对鲁迅的“小节”就会有深一层的理解。鲁迅一生，可谓如牛负重，只要与事业有利，鲁迅就会不惮辛劳，不计牺牲，拼命全身心地去做。为青年朋友跑出版、看稿子、编刊物、校样清样，以至于累得半夜吐了血，也决无烦言。他的一个旧学生廖立峨自称要追随他，居然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在他家里吃住几个月之久，最后还得要鲁迅托人给他找到工作，且这工作薪金的一半是由鲁迅支付，这才心有不甘地搬出去了。为人尽心到了这步田地，如果再因此反受对方讥讽，你会如何呢？他的另一位学生孙伏园与《晨报副刊》闹翻，另办《语丝》，鲁迅倾力相助，终于使得《晨副》前来向孙伏园求和，而孙伏园得意地说：“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你想想，真诚相助却无意间被人利用作了“炸药”，你又会作何感想呢？还有高长虹们的先敬后恨，还有田汉们的以朋友自居，却“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这样的事多到了不可胜数的时候，任何一个甘于为他人牺牲任何一个极富牺牲精神的人，怕也不会心平如水吧，怕也会因此遇事要“想一想”吧，钱玄同批评鲁迅有三个缺点：多疑、轻信，迁怒。其实，轻信应该放在第一位。鲁迅表面看起来很冷峻，其实内心却极为热诚，正因为对人对事不承认大多数人承认的世之标准而是抱以极大的好的希望、期待、信任并因此用一种极高的标准对之进行要求，所以才会更感受伤与失望吧。鲁迅永远是一个文学气质很浓的人，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他永远是一个不会如一个政治家那样从政治利益出发而解释、看待人之变迁，所以，看到朋友落伍，他才不会无动于衷，更不会用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来敷衍了事，而会激愤，痛心。这种受伤与失望，激愤与痛心，潜移默化，积累到一定能量，就会在一定场合爆发出来，世人不会上溯其源，又没有能力解其深刻，遂以多疑、善怒、脾气大冠之，可哀可叹。
对鲁迅的这种“小节”，世人还往往忽略了两点，一是鲁迅的敏锐与犀利，常能感常人所不能感，发常人所不能发，如鲁迅所说：“我总觉得我也许有病，神经过敏，所以凡看一件事，虽然对方说是全都打开了，而我往往还以为内有什么东西在手巾或袖子里藏着，但却往往不幸而中，岂不哀哉”。读鲁迅这段话，常常让人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世人看不到日常行为下正常形态下掩盖的不正常，及至鲁迅挑明，乃攻击鲁迅“有病，神经过敏”，其命运正与狂人相同。
还有一点，鲁迅的这种“小节”固多，但毫不影响鲁迅对朋友们“取其大”的支持。他一方面对自己成为孙伏园“被用的器具之一”深感不满，但也仍然同时依旧让孙伏园所用：“从我这里只要能做的出一点‘炸药’来，就拿去做了吧。”他一方面大不满意莽原社的朋友对他：“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一方面还是继续为莽原社提供稿件以作支持。他一方面对周扬这位只知拿皮鞭责人做工的总管颇有恶言，一方面也仍然努力作工，共同对敌，虽然为此“深以为苦”。只看到鲁迅的这种“小节”，既不能上溯其源，又忽视鲁迅在这“小节”之后的努力，对鲁迅实在是大不公平。
如果加以细细地辨析，我们可以发现，真正能够与鲁迅构成私人友情的人，是那些在政治大是大非面前清楚，但与鲁迅政治观点有一定距离与政治态势保持相对距离又不属于任何社会势力的人，如许寿裳。许寿裳在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当章士钊罢免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务时，毅然辞去自己在教育部的职务以示抗议；在1927广州“4.15事变”中，与鲁迅共进退，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在政治动乱中，大节不亏。但相对说来，许寿裳与中国政坛的各种风波相距较远，与鲁迅的战士风骨也大异其趣，因之，不会与鲁迅形成政治思想方面的冲突，这样的一种关系，使他能与鲁迅从留学日本时代起，虽历经各种政坛、文坛风波，但却能保持终生的密切的私人情谊。如果他也如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等人成为某种政治文化思潮中人，那么，由于政治文化思潮的激烈，密切的私人情谊迟早都会受到冲击，从而使朋友之谊更多带有社会的色彩而减少了私人的成分。鲁迅与瞿秋白、冯雪峰的友谊历来为人称道，但相对说来，也仍然不及鲁迅与许寿裳的私人情谊密切，原因同上。鲁迅在和冯雪峰聊天时，曾用玩笑式的语气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掉我？”虽为玩笑，但于此也可略见一斑。
曹聚仁在评价鲁迅时曾说过：鲁迅一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这样的评价，其实也是同样适用于鲁迅与朋友的关系的。
执着于生命存在的李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