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一部左翼文学史，除了文艺思想的斗争外，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这其中，不排除个人品质上的原因，如为了权欲、文人不必要的自尊与相轻、或王蒙所说的明星意识等等，但这不是最为根本之处，纠缠、比较在这些事件中的个人品质上的高下，然后予以赞扬与批评，不是没有意义，但不具备根本性的意义，且往往在这种道德评判中，放过了问题的关键之处。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在胡乔木、周扬这些人的心目中，文艺思想与政治立场、文艺思想的分歧与政治行为的实施往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自己的文艺思想与现行的政治观点一致时，则在文艺思想与政治行为两个方面同时不遗余力地批判、排斥对方，并将之视之为理所应当之事，周扬在四次文代会上所作的自我批判，更多地也是因为认为自己在过去执行了错误的左的政治上的决定，而不是在根本上对这一方式本身作出了反省与批判。第二，当自己的文艺思想与现行的政治观点不一致时，则放弃自己的文艺思想以求保持一致。熟悉周扬历史的人都知道，周扬在多次的文艺斗争中，最初与被批判者是持同一观点的，但政治风向一变，周扬就迅即转过身来，这与个人品质无关，贾植芳说周扬：“形势紧张时，他是打手面孔”，未免太过苛刻，其实乃政治的坚定性使之然。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中，周扬在最后之所以作了自觉或不自觉的违心的检讨，也是这一惯力在起着作用。第三，因之，被批判者最为痛苦的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是自己人，却受到了自己人对自己的批判。以上三点的核心，是混淆了思想与政治的界限，并在这种混淆中，将特定的政治立场看得高于一切。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中，对周扬的检讨，“文化界有人表示‘遗憾’‘失望’，啧有微词”，而周扬本人对此“也未主动提及”“回避这问题”。但“这第三次打击更加难以承受，还不在于以他为靶子的全国范围的批判，更在于他在别人软硬兼施下举措失当，所作的违心‘检讨’而带来未曾料到的影响，他为内心的懊恼、矛盾、痛苦深深地缠绕，心灵受到了重创，郁闷成疾”。顾骧认为自己“至今还没有足够材料，有把握准确判断出他当时复杂的真实思想”，但他借周扬给《邓拓文集》写的序言指出了周扬真实思想的一个方面：“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我觉得，周扬在其时最感痛苦的，恐怕还不是自己的思想与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更在于面临着其时政治观点的并非一致，譬如当时党内某些高层领导人在诸多问题上的不一致，就是尽人皆知的，因之，文化界才会有人对周扬的检讨“表示‘遗憾’‘失望’，啧有微词”，不是纠缠于思想与政治观点不一时的矛盾，更是纠缠于政治观点本身的不一才更令晚年的周扬痛苦。直到终年，周扬也未能从思想与政治的矛盾中解脱出来，周扬，毕竟只有一个。
《晚年周扬》中有一个细节是极有意义的，可惜作者未能对此给以展开：“人们对1983年3月7日在中央高级党校礼堂开幕的纪念马克思忌辰一百周年的会，不少文章误称作‘纪念会’这是不准确的，那次会是‘学术报告会’。‘纪念会’是有的，那是在这七天之后的3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万人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大会上作报告，那个长篇报告才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思想与政治习以为常的混淆与此可见一斑，明乎此，对我们寻找在周扬一生中一以贯之的线索，也许不无裨益。
开启探寻中国当代作家命运的窗口
——读《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
中国的作家，曾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对社会变革最为“敏感的神经和触角”，通过对作家的研究，可以准确地把握住中国社会流变的丰富性、微妙性、深刻性。过去对作家的研究，一般是借助某种理论视角，通过对作家的生平、作品及与之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关系的论述来进行的，理论视角的更新，带来对研究对象意义的刷新，这没有什么不对，但不够全面，譬如说，作家与出版界的关系，作家的生存形态与作家创作的关系等等，就一直是薄弱到几近空白的领域，而这些，恰恰对作家的创作形态起着最为直接的制约作用。可喜的是，这种对作家研究格局上的缺失，最近几年有了极大的改进，对出版、期刊、大学、体制等等与作家创作关系的实证性研究，在研究中通过史料的呈现以显现意义，正在成为学界近来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邢小群的新着《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就是这道亮丽风景线中的一片诱人的风景。
体制、机制与作家生态的关系是这本新着所关注的重点。新的体制、机制对作家生态的影响在邢着中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作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变了，由此导致了作家身份的变化。过去的作家在“以自由和公开为基本特点的现代出版制度”所提供的生存空间中，是以稿费作为自己生存的物质基础，因之，是自由职业者；建国后的作家投身于革命队伍，以供给制、工资制作为自己生存的物质基础，是队伍中、单位中的一员，邢着对此通过文研所成员的生活境况作了生动、充分的反映。这样的一种变化是一个不可小视的根本性的变化。除思想上的原因外，供给制、工资制使文研所的所有人员，其实也使投身于文学界的所有人员，成为一个血肉粘连不可脱离的整体，其中的每一分子都必须依附于这一整体中，以这一整体对自己的认可为认可。文研所的各种运动为什么能够号令一出，所有想得通想不通的人都闻风而动相率紧跟，与这一物质基础及相应而来的身份变化是分不开的。五四、1930年代的作家作为自由职业者，有参加也有不参加的自由，相互之间的意见纷争，言词尽管可以刻毒，但却不能置对方于生存上的死地，这在作家实行供给制、工资制的体制中，在作家作为个体一旦脱离整体就无法生存时，就只能是隔日黄花了。
第二，作家的文化视野及所处其中的文化格局变了。五四、1930年代的文化格局是一种多元的存在，每一元在坚守自己抨击他人的同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人的刺激，在多元构成的张力中，保持自身的活力。文研所所处的文化格局是单一的，清一色的由根据地培养出来的革命作家，所内所外都没有其他作家的存在。从邢着提供给我们的文研所的课程表中，我们看到，其课程也基本上以讲授革命作家的作品为主，新月无光，九叶凋零，胡适、沈从文、张爱玲也基本与课堂无缘，即使对革命作家作品的讲授，由于是自己讲自己，自然也就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文研所的学员原本文化基础就不深厚，在这样的文化格局中，从课堂到身边相处之人，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同一的单一的声音与面容，自然也就限制了自己的文化视野。文化视野的局促，带来的则是思想上的局促，文研所乃到整个文学界，之所以作家作为个体，完全依附与顺从整体，除前述生存的物质基础及带来的身份变化之外，文化视野的局促所带来的思想的局促，也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同时，文化视野的局促，也带来了成长过程中接受上的“前结构”的逼仄。在邢着提供的访谈中，我们看到，文研所的学员至今仍对丁玲等人的讲课深怀好感，而对北大等学者的讲课评价不高，我觉得，这其中，除了作家学员更喜欢作家体验式的讲课之外，与北大学者潜在推崇的文学风韵、思想趣味不合学员接受上的“前结构”也不无关系。
第三，作家的队伍构成变了。文研所的领导及工作人员既然都是单一的根据地出来的革命作家，在文研所的学员的招收工作中，据邢着介绍，最初又大多是靠文研所领导及工作人员推荐、介绍而来，如此的近亲繁殖，只能使作家队伍的构成愈趋单一。文研所作为培养作家的尝试，在改变作家构成中，有两个很鲜明的特点对其后的作家培养、作家队伍构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一个，是作家队伍的文化素养更趋下降，在这种下降状态中，将生活经验意识形态化作为创作的主要方式和特征。为特定环境所限，根据地的作家的文化素养较之五四一代作家本来就颇有下滑，及至文研所时期，所招收的学员又大多文化水平很低，如陈登科、吴长英等人，最初可以说是错别字连篇。这样的文化素养搞创作，更多靠的是将生活经验意识形态化。由于文化素养不高，不会受到其他文化资源的影响，也便于将既有的生活经验意识形态化，而这，正内在地合于文研所培养作家的初衷。第二个，是将各种文化资源整合到特定的意识形态之内。据邢着介绍，文研所的学员前后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文化素养较低生活经验丰富的学员，这类学员，文化素养既低，也就谈不到对他们的文化思想进行“整合”，用丁玲的话说，这类学员，主要是发挥其生活经验丰富的优势，重在提高文化水平，以创作为主。这也是符合将生活经验意识形态化的创作方式及创作特征的。第二类学员则不同。这类学员大多来自各名牌大学，所接受的文化资源比较驳杂，“整合”主要是对他们而言，用丁玲的话说，对他们来说，在文研所，是以改造思想为主。由于这类学员生活经验不够丰富，基本上不符合将生活经验意识形态化的创作方式，所以，这类学员，是以将来承担编辑工作、理论批评为主。据邢着介绍，文研所培养的学员，其后大部分担任了国家级和省一级的文学界的领导干部，或者是国家级、省级的主要文学刊物的领导职务，可以想见，在他们的培养下所形成的作家队伍会是一种怎样的构成形态。
丁玲是文研所的主要创办人及直接领导者，丁玲的兴衰与文研所的兴衰直接相关，而这一切，又与周扬密不可分，因之，丁玲其人其时与文研所的关系，丁玲与周扬的关系是邢着所关注的又一重点。
丁玲是吸吮着五四的思想文化乳汁成长起来的，其后又自觉地积极地接受根据地的思想文化资源，面对特定历史时期所出现的时代矛盾，两种思想文化资源在丁玲身上交互作用受力不一，形成了邢着中所说的两个丁玲现象。据邢着介绍，丁玲在建国后，没有如同其他的左翼作家那样，否认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之前的创作，譬如说，她就始终没有随同其时“左”的时潮否认、批判过自己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但是，她在晚年，也没有随同其时“思想解放”的时潮否认自己曾经自觉接受的创作方式，她在晚年写了回到《莎菲》的《牛棚小品》，也写了延续《桑干河上》的《杜晚香》，但是，她在理性上又更认可《杜晚香》。丁玲在1957年时与时潮相违被视为“右派”；新时期之初，又与时潮相违被视为“左”，这都与她所接受的两种思想文化资源在其身上用力不一相关，也与她基于作家的天性敏感，对时潮内所潜含的一种倾向完全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内在危机的敏感有关。在邢着中，我们通过邢着提供的大量史料，看到了丁玲在工作与创作指导中的这样的两种表现形态，一方面，以“文艺党校”以共产党在文艺界的“黄埔军校”自居，紧随时势。从徐刚提供的文研所的运行日程表中可以看到，政治学习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而丁玲本人在文艺界也是批完这个批那个，“左”得可爱也可怕。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创作指导工作中，譬如在对《静静的顿河》的辅导中，又能自觉排除“左”的干扰，回到文学的“自由”立场上来。在邢着中，有这样的一个生动细节颇能说明丁玲的这种矛盾：丁玲在看胡考的一篇小说时，为其中的人性之美感动得痛哭失声，不能自已，但在面见胡考时，又口气大变，批评其作“缺少英雄气概”。可以说，丁玲的矛盾处，正是其时不同的思想文化资源在文学界消长起伏交错作用的集中反映。这样的一种矛盾，必然地体现在文研所的运行过程之中，文研所的兴衰，是可以在这样的一种矛盾中找到其深层原因的。
丁玲与周扬的矛盾是学界所特别关注的，为之着文者很多，对丁玲与周扬的矛盾的剖析也是这本邢着所特别着力的。丁玲与周扬的矛盾之所以成为死死缠绕无法解开的死结，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于其中，有理论家与作家的矛盾，有均予成为文坛中心的矛盾，有接受的文学思想不同而形成的矛盾：丁玲的文学思想资源来自鲁迅，周扬的文学思想资源则来自俄苏，也有为体制所限相互不能同时相容的矛盾——如在20世纪30年代，二者是可以同时对立并存的。但从根本上说，丁玲与周扬的矛盾死结则在于二者的相似之处：二者的思想经历大致相似，二者所面临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矛盾及二人对此的矛盾心态相似。周扬其实也是很懂文艺的。如果说有两个丁玲，那么，也可以说，有两个周扬，有一个懂文艺的周扬，也有一个懂政治的周扬。周扬之所以多次受到“政治上不开展”的批评，正是其“懂文艺的周扬”时时仍“在场”的原因。周扬对丁玲的至死不予道歉，其内心深层是来自于自己无意识深处的自己在理性上也不清楚的对自己的另一面、另一个的深深恐惧，丁玲对周扬亦如是。邢着讲，丁玲曾说在十年浩劫之后，说自己“左”的人，正是当年把自己打成“右派”的那些人。这些人的代表，我想周扬可算一个。二人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形态的冲突，实乃来自于两个丁玲与两个周扬在不同时代的二人各自一面、一个相互易位的相错、交错，而这相错、交错，无论就二人各自一面、一个的易位，还是就二人各自一面、一个与时代的对应，乃至二人各自一面、一个的相交，又都绝非是线性的、直接的，而是相互缠绕相互渗透的，如此，才这般地复杂，成为无法解开无法理清的死结，成为一个难以破译之谜。顺带说一句，丁玲之所以对沈从文至死都耿耿于怀，不能谅解，与丁玲与周扬的关系也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丁玲之所以对沈从文至死都耿耿于怀，不能谅解，其内心深层，正来自于自己无意识深处的自己在理性上也不清楚的对自己的另一面、另一个的深深恐惧。
邢着提供给我们可供言说的话题还有许多，譬如对当事人的访谈在揭示事件真相上的真实性，譬如个人参与的偶然性、随机性对历史事件的影响等等，限于篇幅，就留待来日再说了。
§§§第三节二十一世纪的胡适——读《胡适周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