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1956年2月全国大规模地批判胡适的运动刚刚过去之后，毛泽东就说过：“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前几年，在当今中国思想界颇有影响的李慎之先生也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不论毛泽东是出于一个伟大政治家的直觉，还是出于风趣，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也不论对于李慎之的话怎样歧见纷呈，但一个公认的不争的事实却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胡适在中国内陆“行情看涨”，而且在短期内，还看不到“下落”的“征兆”。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胡适之于中国社会转型期，之于中国当今现代化之意义，就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只是到了21世纪，才蔚然成势，形成了一种话语，一种言说，而之所以如此，总有着其内在的深刻的原因所在吧。
记得王富仁先生在一次会上曾说过：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致在三种思想文化背景下构成，可以分为三个群体：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受俄苏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察考史实，此言不谬也。前两派知识分子，大抵代表底层的民众利益，因之，政治革命性强，富于现实的批判性、战斗性，常主张对社会的激烈变革，且于当政者与社会常处直接的尖锐的对抗位置。他们内部及他们相互之间，虽也时时有你死我活的冲突，却是一家子内的事，但与后一派知识分子，却始终是泾渭分明，势不两立。后一派知识分子，大抵多与社会上层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对社会多取温和的改良姿态，且与当政者与社会常处参与位置。他们内部，也多有冲突，却不你死我活，倒是多有合作，但与前两派知识分子，除五四时代外，却从未有过一致与合作。在中国20世纪的大走势中，前两派知识分子，在与外部的斗争及内部的不断清洗、淘汰的过程中，因其适应了时代突变性的社会政治革命的需求，所以，渐居时代的主潮、主导、领导之位。后一派知识分子，因其在社会政治变革层面上，与时代的突变性的社会政治革命需求相对疏离，所以，就从不曾有过哪怕是短暂的风光，虽然他们也曾一度设想并试图实现自己的“好政府主义”。那原因，我想是在于这一派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结构说来，恐怕是更具有“异质性”的，所以，他们虽不曾如前两派知识分子那样取与社会尖锐对抗的姿态，而取温和的渐进的改良的姿态，但从最根本上说，他们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却是更具深层的对抗性的。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可视为前两派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可视为后一派知识分子的代表，鲁迅，则是独立于三者之外的异数，这倒不是要抬高鲁迅才这样说，而是鲁迅的真实存在使之然，虽然鲁迅生前与前两派知识分子关系较近而与后一派知识分子相对疏离甚至始终敌对，但那实在是当时的历史情境使之然，进入21世纪，鲁迅倒是不断地被冠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名称，从而与后一派知识分子在实质上，渐渐多了一致之处呢。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在从经济基础这一最根本处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本质性变革后，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也相应地或快或慢地不断地在进行调适、调整。突变性、革命性的社会政治变革时代成为过去，渐进性、建设性的现代经济现代民主社会正在到来，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英美派知识分子浮出历史地表也就成了一种必然，那原因，我想至少有二：一是在突变性、革命性的社会政治变革时代成为过去时，与之相应的曾经产生过重大积极效用的法、德、俄的激进思潮也就面临着新的调整与转换，与渐进性、建设性的现代经济现代民主社会相应的英美文化思想则成为今天的重要的思想文化精神资源。再一个原因则是，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前提与条件，英美派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范是通过直接汲取英美物质高度发达国家的精神文明成果而间接地建立在相应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的，这使他们在历史上，一度疏离于中国的社会变革需求，但在今天，随着社会范式的转型，随着经济物质水准的提高，原有的建筑在破除物质贫困基础上的精神风范正在成为过去，对建筑在物质文明基础之上的精神文明成果的汲取已经成为新的时代之急需，正是在这种急需中，英美派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范具有了重要的研究价值。
胡适之于21世纪的重要意义或许于此可以显见一斑吧？
沈卫威先生是胡适研究领域里的重要方家之一，他的《无地自由——胡适传》曾是当年胡适研究领域里的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这本《胡适周围》在思想、学术含量上，自然不能与那一本相比，但也颇值一读，不容忽视。
《胡适周围》主要记写了与胡适交往甚密或与胡适发生过一定重要关系的或受胡适思想影响较深的几位中国政治、文化、学术界的风云人物与胡适的交往之史、之情。想当年，“我的朋友胡适之”曾是一句“流行语”，记写胡适周围之人，于中正可见胡适对中国社会影响之重要，也因为将胡适置于多角度透视之聚焦下，从而得以更深入地了解胡适其人。
我想将《胡适周围》所记写的胡适周围之人，粗略分为四个部分：政界要人，学界中人，异性世界，风范之后。
第一个部分生动地呈现了胡适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影响。毛泽东将胡适作为文化思想上最危险最重要的敌人。新中国建立后，在取得政治统治权之后，面临着在实际上取得文化思想上的统治权的任务，而其最大障碍正是胡适，由此有了对胡适的大规模的批判，并以此来征服中国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则将胡适作为争取社会舆论的重要筹码，从而利用胡适竞选总统一职。无论是批判还是拉拢、利用，都说明了中国的两大政治力量——共产党、国民党，都不曾忽视胡适在中国社会政治中的存在价值。作为积极影响于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我想，胡适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虽然他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但可以说，他无时无刻不影响于中国的社会，这正体现了知识分子之于社会的力量。
第二个部分生动地呈现了胡适之于中国文化、思想、学术研究的影响。中国现代学术规范的建立，中国现代学术队伍的培养，胡适功不可没。书中所记写的胡适之于顾颉刚、沈从文等可为生动个例。而我尤其感兴趣的是，胡适与吴宓原是密友而后来竟发展成为思想与学术上的死对头；与胡适对立甚烈的茅盾，却也曾深受胡适之影响。当社会处于开放性、多元性、兼容性之时，各派文化力量学术力量可以在相互对抗中，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犹如没有“恶狼”的存在，“山羊”的奔跑能力只会急剧下降一样。在各派文化、学术力量的冲突、对抗过程中，从开放性、多元性、兼容性发展到封闭性、单一性、排他性，看似学术生态环境的纯化与净化，看似一方的胜利，实则是学术生态环境的苍白与失血，且造成了造血机能的萎缩与造血资源的匮乏。在这种萎缩与匮乏中，由于没有异质力量来调整、制衡自身的内在矛盾，胜利的一方在获胜的同时，也就开始了向自身负面的转化。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的人，从周扬派的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在“文革”中，以自身的理论、逻辑埋葬了自身的历程中，应该对此是并不陌生的。
第三个部分生动地呈现了胡适个人生活中最为敏感、隐秘、深层的部分。在五四、1930年代，与日本派、俄苏派知识分子对婚姻及个人情感的激进态度相比，英美派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往往取一种改良、妥协、稳健之姿态，胡适即如此：也曾有过对婚姻的不满，也曾有过婚外感情，也曾对男女之情有过深刻、细腻、丰富、微妙的体验与认识，但却最终归结于对社会现存状况的妥协。也许正因为对新旧交替之痛有着刻骨的个人性生命体验，胡适才会对徐志摩、沈从文的个人情感生活抱深刻的理解、同情、宽容之态度吧。顺带说一句，在英美派知识分子的婚爱生活中，徐志摩似乎是一个例外。但徐志摩看似放浪，实则不然，而是对婚爱生活取一种极为认真、磊落、负责的态度，究其实，也仍然是英美尊重个人的现代思想浸染、育化的结果。
第四个部分生动地呈现了胡适风范在胡适离开大陆后的遭际。学界曾讨论过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我想，与鲁迅人格精神相通的瞿秋白在党内的遭遇，深受鲁迅人格精神影响的胡风、冯雪峰、丁玲、萧军等人在解放后的遭遇，或许可以对此有所说明。同样地假设一下，胡适如果不离开大陆会怎样，我想，罗隆基、储安平等人建国后在大陆的遭遇，或许也可以对此有所说明，这就是我读了《胡适周围》中对储安平等人的记写后，感受颇强烈的一点。
胡适之与21世纪的中国意义究竟如何尚不能确定，但胡适之于21世纪中国的意义，却无论如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绕不开的话题，《胡适周围》给这个话题添了新的谈资，那么，就让我们继续深入地谈下去吧。
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弱势区域文学
——读《精神中原——２０世纪河南文学》
处于弱势区域的人，如何在物质生存、精神构成、社会存在上应对汹涌而至的全球化浪潮，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就类如河南这样的中国内陆省份而言，这种应对更是双重的：如果说，在全球化浪潮中，处于弱势的中国有一个如何应对处于强势的西方的问题，有一个如何不把他人的问题、话语当做自己的问题、话语的问题，那么，类如河南这样的中国内陆省份，还存在着一个如何应对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的问题，还存在着一个不要“错把杭州作汴州”的问题。文学是最为鲜活的一种社会与人的存在的外化、物化形态，藉文学形态的演化来理清自己的历史，梳理自己的现在，不失为处于弱势区域的人认清自己、把握自己的一条有效途径。近些年来，区域文学史、省别文学史的撰写受到了学界的普遍重视，此为其因之一，在这其中，由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的五十二万字的《精神中原——20世纪河南文学》一书，则以其独特之处尤为引人注目。这本书不是从文学的方方面面对20世纪河南文学作全面的类如“文学史”的概括，而是从区域文化精神特征的角度来选取、评判写作对象，这就使得这本书与当今现实境遇构成了某种“对话”关系，这是我对本书特别看重的一个原因。
关于河南，关于河南人，近几年来，社会各界，尤其在民间，在民间的各种“段子”中，言论纷纷，沸沸扬扬，更由于《河南人惹谁了？》等几本书的出版，一时间使河南、河南人成为了一个“话题”。“已经过世的、土生土长的河南作家乔典运，在回答外省同行‘究竟啥叫河南人’的追问时，曾慢慢悠悠地说：‘河南人就是咱中国人的妈’”。学者鲁枢元补充、解释说：“他其实是在说：这块黄河流过的山川，曾经是哺育了中华民族的摇篮”。（见本书第78页）确实，河南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主干、骨架，曾经攀上中国历史的顶峰，无限风光。但自近代以来，却从文化中心不断向文化边缘后撤，其形态的演化轨迹，不啻是中华传统文化演化的缩影。关于河南的话题在今天之所以引人注目，或许正在于那正是我们民族基因裂变、嬗变的震荡所致。如是，这是我特别看重这本书出版的另一重缘由：它既是区域性的，又是民族性的。
打开这样的一本厚重的大书，河南甚至中华民族在本世纪的风风雨雨扑面而来，而这扇风雨之窗则是由作品、作者及叙述这作品、作者的叙述者共同锻造的，这风雨之窗的向度、大小、质地，影响着我们对这风风雨雨的大大小小的具体感受。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刘增杰、孙荪分述20世纪河南上半叶、下半叶的长文，鲁枢元纵贯河南古今的长文及任访秋、赵道山对百年开封文学的述略。刘、孙两篇文章合起来堪称是对20世纪河南文学流变中精神演化轨迹的深刻勾勒，作者不仅以翔实的史料及对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特征的准确把握来证实着这种演化轨迹，而且对之所以如此的内因、外因也作了深入的探讨，譬如刘增杰认为“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在20世纪上半叶的衰落”，从外因上考察，是因为“频繁的战乱”“政治的迫害”“河南整个学术机构领导人员的指导水平，基础设施，文化氛围”的不尽如人意等等，“这种比黄河所造成的水土流失远为严重的人才流失”，“无法让学术、创作繁荣于中原沃土”。从内因上考察，则是因为“最缺乏的是对自身的反思。20世纪上半叶的作家各自为战，缺乏交流切磋。小有所获，即生一种小农式的自足。既缺乏对自身前进的必要反省，更不具备整体反思的条件”。鲁枢元的文章以生命的激情，清醒的理性，对河南的文化精神及其之所以产生的土壤作了全面的拥抱：作者一方面指出了河南所面临的危机：在今天“赶超型的发展模式中，河南有可能再次成为中国的‘锅底’”；一方面又对河南的前景充满了希望，他以河南人的口头语“中”为典型之例：“这个‘中’字，又是儒家哲学中的‘中庸’的‘中’，道家哲学中‘守中’的‘中’，这个‘中’字，其实包孕着异常丰富的哲学内涵，潜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的深厚积淀，凝聚着中原人民高度的生存智慧”，“当代河南人……对于自己深深钟爱的这个‘中’字，不应轻易抛弃，而应当赋予新的哲学含义”。任、赵的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却对百年开封文学作了高度的概括，由于开封曾经长期是河南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开封成了一个透视河南的凝聚点。这样，四篇文章就成为一个有机的板块，对百年河南的文化精神作了整体地集中地展示。
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是这本书的主体部分，精神中原种种形态就具体地存在于这一部分之中。
李准、张一弓、刘震云、李季、姚雪垠、二月河等作家的创作及豫剧《朝阳沟》，在中国文坛都曾产生过较大的反响，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相对说来也比较多，你只要大致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的创作大都以传统式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而见长，其创作方式、审美趣味也大多与传统相近。李准对合作化、公社化、黄泛区的关注及其作品中的民间隐形结构；张一弓对20世纪50年代农村的反思，对新时期农民的描写；刘震云对世俗人生的关怀及在此基础上的对政治历史的解构是如此，李季诗歌及《朝阳沟》中那政治与民间相交织的情怀、情趣是如此；使姚雪垠、二月河得以享有大名的《李自成》的政治含义、“清帝系列”的传统价值形态也是如此。看他们的作品及其对他们作品的看重，你不由得会想到那中原的深厚沃土，也不由得要想到其二者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