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之下，徐玉诺、师陀、冯沅君、于赓虞、曹靖华等汲取五四文化汁液成长起来的作家，无论其创作在当时的影响，还是对其创作的研究，都与李准等上述作家及其对他们的研究不能相比；王实味作为革命队伍中的“异端”，尹雪曼、李汝琳、姚拓等作为海外作家也大致如此，有关他们的史料甚至在今天也还有着许多缺失。读着书中研究他们的那些文字，不由得你不发出深深的感慨：现代的风雨洒落在这片传统的深厚沃土上，曾经孕育了多少散落的珍珠呵，那又是怎样的一种结晶，他们、他们的作品及其浮沉的命运，让你默坐桌前，不忍离去。
作品的出版，作家的成长，作品、作家意义的生成，区域文化的构成，离不开出版界、教育界、学术界，对此，该书虽然以“附编”的方式，但仍对此作了一定程度的介绍与评析，这就是“河南大学与中原文坛”“河南当代学人笔谈”及“开封出版之部分文艺刊物与文化刊物（1906-1948）”等三组文章。对现代大学、文学体制、出版机制、知识分子的研究近些年来渐呈火爆之势，这是对文学、文化研究的深入及对其疆域拓展的必然，相信这也将会为精神中原的研究开拓出一片更为广阔的天空。
漫游于精神中原，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在我们放眼世界的同时，也许我们更应该重新审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因为我们毕竟立于其上，生于其中，我想《精神中原》一书的出版，就是这样的一次重新审视吧。
个体生命日常存在的诗情
——读随笔集《女人的船和岸》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声音。当集团间相互对抗的激烈的政治革命时代成为过去，当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经济建设时代已经成为现实，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期，人的生存、存在价值也因之正在面临着重新的审视。有为集团而献身的辉煌的黯淡，有俯视芸芸众生的英雄路的荒芜，有在广场振臂一呼而再无万人齐应的失落，有玩世而非不恭的调侃，有沉溺于欲望的迷失，也有着对“新现实”世俗认可的无奈。在这样的一种重新审视中，西方的人文复兴与后现代，中国的新儒学与“旧五四”，一齐涌入我们的视野，令我们目迷五色，张口结舌。于是，我们渴望着生命的绿色给我们以心灵的滋润，希求着突破“失语”，在言语的交流中渐入生存、存在的“澄明”。在这样的渴望与希求中，我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女学人文化随笔丛书中刘思谦先生的随笔集《女人的船和岸》相遇，我愿意把自己的所感所得不揣浅陋示于大家之前，“小狗”的叫声在这种渴望与希求中也不会是多余的吧。
刘思谦先生以女性研究而名于世。女性研究近年堪称火爆，成为显学，这本随笔集中有两辑是专论这个方面的内容的但最吸引我最能打动我的，却偏偏是另外三辑中讲述个人日常琐碎生活的文字，诸如《一日三餐》《学游泳》《生气》《在美国做外婆》《行年六十》《恢复晨练》等等，并在这种吸引与打动中，引发了我上述渴望与希求中的种种思考。
我这一代人，是在对战争中壮烈牺牲的英雄的憧憬中长大的，渴望轰轰烈烈，渴望非凡，渴望在翻天覆地中献身的神圣。我甚至觉得，十年浩劫中红卫兵的狂热与此不无关系。这一切，又无不与集团间相互斗争中把个人利益、价值服从于、体现于集团的利益、价值相关，无不与把人的个体生命价值等同于、消融于人的社会价值相关。这在激烈变革社会的政治革命年代自然不无道理，但在今天的社会转型期，怎样看取个体生命的价值，怎样看取个体生命的日常存在，无疑已经成为一个关系到每个个体生命的时代命题，本文开篇所列对人的生存、存在的种种重新审视，正表现了在应答这一时代命题时的困惑，而上举刘思谦先生的各篇随笔，则给了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刘思谦先生首先对个体生命的日常生存给予了高度的价值肯定，甚至出现了某种根本性的价值位移。在《一日三餐》中，她写道：“把女人关于一日三餐的‘意识流’接起来，比黄河、长江还长；把女人往返于菜场、粮店、厨房的‘小短趟’接起来，大约总能绕地球一周。”在过去，我们总是把社会、历史的运行看得高于一切，个体生命是服务、牺牲于社会历史的运行的，但是，在刘思谦先生的笔下，二者颠倒了过来，作为个体生命的日常存在——女人关于一日三餐的“意识流”，女人往返于菜场、粮店、厨房的“小短趟”，是高于社会历史的宏大存在——黄河、长江、地球的，而生命的真正存在、生命的家园也正在这其中：“在一日三餐的循环运动中，她们一天天成熟也一天天地老去。”
明了了这一道理，把自己生存、存在的根维系在个体生命价值上而不是依附在社会价值上，才能够使人真正地珍惜、充实自己的生命。在《行年六十》中，刘思谦先生写道：“我毕竟已行年六十！六十乘以三百六十五天就算一天一页吧，已是一部二万一千九百页的大书了。然而天知道这书在哪里？”确实的，不要说刘思谦先生即使再大再伟大的人物，面对世界的广阔历史的永恒，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不再胶着于个体生命社会价值的大小，而执着于个体生命自身，这才能给个体生命以一个安身立命的“家”。所以刘思谦先生批驳道：“施耐庵的什么‘四十不娶不必再娶，四十不仕不必再仕’云云，是对还不到四十的男人说的，劝他们赶快娶妻赶快当官。已过四十、五十、六十的人若信了他这话，便只有等死这一条路。”而她自己则认为：“我的这个‘行年六十’跟他可不同。头一个‘行’字就很有紧迫感。既然已行年六十，那么没吃过的好东西赶紧吃；没穿过的漂亮衣服赶紧穿；没去过的好玩地方赶紧去；没看过的好书赶紧看；想说而没说过的话赶紧说；想写而没写的文章赶紧写……”这一系列的“赶紧”，都是针对个体生命而言，而不再以追逐社会的风云为目的。在论及戴安娜的悲剧时，她又说：“戴安娜的悲剧是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爱她、理解她的男人。虽然很多人爱她理解她，可她是一个具体的女人，她也需要一个具体的爱她理解她的男人。”正是这“需要”的自觉意识，体现了个体生命从对社会价值依附中剥离出来的真正觉醒。
找到了个体生命的“家”，也才能找到个体生命在社会中的位置。在《生气》中，作者写道：“由消极的生不起气到积极的不必生气而不去生气。有什么可气的呢？你又没有本事拔着那些让人生气的人和事离开地球，只是白白消耗这只有一次的生命于无济于事的生气上，实在太不值得了。”《学游泳》写作者年过五十学游泳的过程，不过，我更乐意于把它读作个体生命面对社会的态度。作者最初因为遭遇了涨潮的大海“一丈多高的大浪齐刷刷地扑过来，把我卷进去又摔出来，浪花打得我睁不开眼，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后面的浪又来了。”从而“恨死了这潮这浪，总是一遍遍地问先到这里的人：‘今天涨潮退潮？’”但后来作者终于“不再指望它风平浪静了”而是“天天下海天天游”，最终在“依然是那样高那样大”的浪涛里，感到“像是躺在一张大摇篮里一样，舒服极了”最终“享受到游泳的乐趣。”
找到了个体生命的“家”，才能处理好人我关系。这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他人、对公益事业、对社会的关心。所以，作者写了“全美连锁店”，所以，作者关心着那些“拿着白条的孩子们”，更关注着女性的苦难。再一个则是增强个体生命自觉的独立意识：“我知道孤独是我无处可逃的宿命。我唯一能做的是趁早在自己的身体里聚集起足够的力量来承受孤独，直到平静安详地死去。”这是一种真正坚强的独立的充满力量、自信的个人之声。
找到了个体生命的“家”，也才能使日常的生存、存在充满了诗意的光辉，成为生命的充盈。细细想来，作为普通的小人物的个体生命，不正是这种日常的存在成为我们生命河床中涌动着的河流么？天下的风云之事，只有成为我们的日常存在的一部分，才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存在之中，而如前所述，面对世界的广阔历史的永恒，又有哪一个人不是“小人物”呢？于是，是让日常存在成为对个体生命的世俗消损，还是让日常存在成为个体生命的实现方式，对个体生命而言，或行尸走肉，或鲜活其中，形同而神异，堪称生死攸关。正因此，作者才要感慨而又深刻地指出：“有一个我吃一日三餐还是一日三餐吃我的问题。”才要在做外婆时指出“一个‘做’字尽在其中了。”也才能够在晨练中体会到人生的乐趣，在秦淮赠衣中寻觅到美的存在……也正是在这其中，有了对人的存在的真正体认，并因为这种体认而表现出了对人的尊重与博大宽厚的人道情怀。
刘思谦先生在她的《我的女性观》中把自己的女性观高度概括为“人——女人——个人”。我对女性批评还十分隔膜，但我却分明地感到，在中国今天社会转型期的从社会理性到个体生命从远离物质大地的精神高空到从物质大地上长出精神的花朵的价值根本位移中，女性的声音，女性批评及女性文学发出的声音，无疑是一种最值得我们给以认真倾听的声音，这正是我把这本书及这套丛书推荐到大家的面前的原因所在。
前沿与边缘
——读《女性生命潮汐》
虽然新世纪文学似乎正在成为文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但从中国社会发展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律动考察，1990年代以来，可以视为是中国社会、中国文学发展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回首这一阶段的形成，看似是一个突然的断裂，实乃是一个必然——1980年代，社会结构的调整初步完成，相应地，精神生产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精神想像，新的物质生产及其所形成的各种结构形态呼唤着新的精神支点的支持。全球化、现代性、消费性、自由主义、新左派、后殖民、保守主义、大众文化、传播霸权、对“十七年”及左翼文学的重新审视等等，即都是因了对这新的精神支点的寻求而发生。1990年代的散文热，则是作为这一新时代的表征而出现而存在的-散文发生最深刻的变革之日，原本就是基于我们民族社会结构、民族心理结构发生最根本变化与重建之时，所以，你也就能因此而明白，为什么新时期以来至1990年代，诗歌、小说、纪实类文学、文艺理论甚至戏剧，作为中国转型期精神演化的载体，都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轰动与成就，朦胧啦、寻根啦、现代派啦、方法年观念年啦、荒诞啦，不一而足，唯独散文却是千呼万唤出不来，那实在是非力之故也，乃非其时也。由此，你也才能对这一散文热给以足够的重视。但在这一散文大潮中，学界似乎更为看重的是男性散文如张中行、金克木、余秋雨、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周涛等等，对曾经名噪一时的女性散文，则对性别的炒作、关注多于认真的阅读、研究，从传统思维定势出发的批评，多于新的学术视野中的审视。其原因，倒还不在于性别的偏见，乃在于对这一散文大潮潜伏在深隐层次的价值与意义，缺乏应有的正视与开掘。正因此，我想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的《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选读》《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推荐到读者诸君面前。这两本书，前者可以视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散文大全或者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散文面面观，后者可以视为是中国女性对自身认识的一个标高，是对学界对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失语状态的反抗，并进而是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精神问题的一种言说。而这两本书的出版，也为我们重新言说1990年代的散文以一个新的契机。
我承认，这两本书中，最引起我思想共鸣的，是筱敏及其阐释者关于德意志、法兰西、俄罗斯的批判与反思，这一批判与反思，深入了我们曾经的革命与历史的深处，显示了思想的深刻与力量，你由此不得不感叹于女性在思想与思辨的时代前沿领域里的能力与贡献。我承认，这两本书中，最令我动情的，是“高墙内外的妻子们”的命运及对这一命运的叙述，中国女性在政治的大是大非面前的坚定与情操的高尚，足可与那些体现着中国复杂、沉重的历史内容的悲剧人物相比肩。带伤的黎明”让我感到亲切，19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精神觉醒的历程，也就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历程，“穿越‘红海洋的‘个人’与对“青春无悔”的自我批判，都显示了这一代人在今天所能企及的思想高度。还有杨绛与戴厚英，一为英美现代文化之维度，一为体制外之立场，都在价值资源的呈现上，弥足珍贵。但我也得承认，历史、时代的风云际会，确实因了上述女性的别样介入而更显辉煌，或者说，这辉煌因了与我们对历史、时代的体认的同构而为我们所折服、所敬佩，但却也因了这同构，而与我们呈现出一种同步，一种互证，虽然这一同步这一互证在今天仍占据着时代的主流。
我想着重提出的，是这两本书中所显示出的另外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让我们觉得有些陌生，有些不知所措，因了我们不能用既有的价值尺度去评判，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些内容，作者们叙述、剖析得不够充分，不够成熟。但我也分明地能够感到，正是这些内容，体现了时代的前沿状态，它们不是主潮，却位居时代大潮的潮头，它们虽然位居边缘，却时时构成了对中心的挑战。这些内容最为突出的有二：一为个体人生的日常性生活，一为女性经验。容我依次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