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以研究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为当今中国思想界瞩目，他的治学极有其独特之处：他的文章一般都很短，一两千字的样子，少有万字左右的长篇大论，这在纷纷以长文宏论宣讲新说、构建新体系的今天，显得很不“学术”“很零碎”；同时，他的文章，从表面看来，又显得“很杂乱”，就以他新近出版的《杂书过眼录》来说吧，单单看看其文章篇名，就难免给人以“很杂乱”之感：《几本关于财政学的书》《吴宪的一本书——〈营养概论〉》《〈中国农村经济资料〉》《读三十年代太原各中学国文试题》《旧英文辞典》《“科学家集团”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贡献》《1913年的〈美国公民学〉》等等，这在“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今天，显得很不“学问”，很不“专家”；还有，谢泳的文章，大多偏重于事实描述事实判断，少作价值判断的论述与展开，这在时时“轰动”“打响”的今天，显得很不“激动人心”很不让人“情绪激昂”。
但是，明眼人却深知谢泳这些文章的价值所在，诚如朱竞所说：谢泳的“文章大都很短，千字文构成大学问”，“谢泳的文章是平稳舒缓的，但在平稳舒缓的背后却隐藏着尖锐的思想和个人的风格”。韩石山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说，谢泳的文章，看似平稳舒缓，但内里却是包含着“骨头”的。就以这本《杂书过眼录》来说吧，朱竞就对此评价说：“使一幅近百年的中国人文历史的长卷，重现在读者的眼前”。我对谢泳学术研究意义的论述，就由以上所述而展开。
别看谢泳这些表面看起来“很杂乱”的短文，忽而谈大学教育，忽而谈“科学家集团”，忽而又谈“中学国文试题”，甚至忽而又谈“旧英文辞典”，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方方面面，林林总总，总是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生存境况、思想内质、命运之义相关，而之所以“很零碎”“很杂乱”，却又能“千字文构成大学问”，又是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境况是分不开的。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自身内在危机与西方外来刺激的双重作用下，走上了一条矛盾重重的现代化之路，之所以是矛盾重重，是因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以法德俄为主体的激进思潮与以英美为主体的自由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发展与变异等等，在相互的激活与遮蔽中，各自作为“平行四边形”的“总的合力”中的一种“力”，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以英美为主体的自由主义思潮，在今天值得言说者有六：第一，如我在另一篇短文中所说：“此种思潮，代表现代经济利益，推崇现代文明、民主制度，推崇对社会现状的渐进性改良，强调个体本位，倡导个体的权利与义务、社会的有序与责任，因之，对于传统中国而言，是一种更具异质性的更具深层对抗性的存在”。
第二，由于对于传统中国而言，此种思潮更具异质性，特别是由于此种思潮是建筑在物质文明程度较高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文明形态，所以，此种思潮不为大多数中国民众所认知，只是存在于上层知识分子之中。第三，以法德俄为主体的激进思潮，更直接地代表着底层民众与弱势民族的利益与情绪诉求，推崇对社会现状的突变性变革，强调整体的力量并因之强调个体对整体的服从，重精神而轻物质，倡导忠诚、献身、牺牲、激情、受难等等超乎常人之上的超常性的精神质素，所以，与传统中国有着更强的亲和力，更易于为中国的广大民众所接受，且适应了时代突变性的社会政治变革的需求，所以，从历史事实的层面看，这一思潮曾位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潮位置，而自由主义思潮则因其与传统中国更居“异质”性，因其只存在于少数上层知识分子之中，因其疏离于时代突变性的社会政治变革之外，所以，始终位居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边缘，甚至因为激进思潮对其的长期排斥而处于被“遮蔽”的“盲区”，但如果我们从逻辑的价值的层面看，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自由主义思潮倒是更具现代性更是位居主潮位置的。
第四，当今天中国社会从经济基础这一最根本处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本质性变革后，突变性的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时代正在成为过去，渐进性的建设性的现代经济现代民主的时代正在到来，在这一社会的历史转型中，相应地，在历史事实层面，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譬如在尊重个体利益的现代民主社会范型的建立上，在“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现代文化理念的呼吁上，在和谐的正常的个体人生形态的倡导上等等，如此，才有了当今学界对胡适等人介入政治的推崇，对顾准等人思想探索的看重，对梁实秋等人“闲适”日常人生价值的重新发现等等。第五，这一思潮在五四时代形成之后，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外力的因素，在压抑、排斥、遮蔽、扭曲、污染中，造成了真正的“断裂”。
第六，由于激进思潮对思想、精神的极为推重，所以，激进思潮在政治文化与文学领域里表现得最为充分，而自由主义思潮由于重视现实的实际实现，所以，除此之外，还在经济、实业、自然科学等方面有着相当充分的表现。
明乎此，我们或许可以对谢泳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的意义、方式、方法给以比较到位的论说。谢泳之所以要跨越半个多世纪在五四、1930年代寻求自由主义的价值资源，这是与前述这一价值资源在今天的“断裂”形态及这一价值资源在今天的现实意义分不开的。西方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文本的历史，历史籍文本而存在，福柯也认为：话语是权力作用下的产物。当自由主义思潮因为外力的作用，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且因“失语”而无“历史的文本”成为“不在”的历史或者成为西方新历史主义所说的“小历史”时，谢泳正是靠着极大的耐心与毅力，搜寻、打捞着自由主义的文本的“碎片”，“小历史”的“碎片”。谢泳的文章大都比较短小，是“千字文”，固然是遵循着自由主义“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治学传统，但更根本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由于前述自由主义在今天的“断裂”形态“碎片”形态所决定的。但谢泳正是以此努力力图使自由主义在历史中，从“不在”成为“在”，并以此“小历史”解构“大历史”，这正是谢泳这些“千字文”能构成“大学问”的原因所在。
如前所述，自由主义思潮除在政治文化、文学领域有着相当的表现之外，在经济、实业、自然科学等等方面也有着相当充分的表现，谢泳对这些领域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种种努力、精神风貌的“碎片”式呈现，就使得他的文章不仅仅是“小”，而且显得“很零碎，很杂乱”，但这些，又无不成为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不仅仅于这些领域的现代文明的构建有着直接的积极意义，其更深刻之处，更在于现代科学、理性、务实精神的彰显。在突变性的社会政治变革过程中，理想的召唤，激情的迸发，力量的显示，集团利益的维护，无疑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这之中，现代科学、理性、务实精神则在有意与无意之中，在不可避免与可以避免之中，被挤压、忽略了，而现代科学、理性、务实精神在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科学家集团”中，有着最为集中、突出的体现。正因此，谢泳才会对其给以格外的重视并为此作出巨大的努力。他在《一个古生物学家的回忆录》中，对自然科学家所写的人文类的回忆录给以高度的评价，同时认为：“在写回忆录方面，作家往往是最差的”。
在《“科学家集团”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贡献》中，对“科学家集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科学家集团’对时局的认识和‘文人集团’的差异也很大；‘科学家集团’对民主和专制的理解，对学生运动的评价等，与‘文人集团’也不同。40年代，‘科学家集团’在政治上的选择，与‘文人集团’的选择也耐人寻味”。
认为“科学家集团”“所体现的个人道德、专业精神，对国家民族、对民主自由、对政党以及时局的看法等等，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举任鸿隽的一段话为例：“我记得民国十四年‘五卅事件’闹得最盛的时候，某大学的墙壁上，贴满了‘打倒英国’和‘直捣英伦’等等的标语。我不晓得我们笼统搜索不满十万吨的海军，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到伦敦去”。任鸿隽的意见与学生的意见，或许可以视为现代理性与革命激情的差异的一个个例。而谢泳对“科学家集团”，对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经济、实业、自然科学领域里的充分表现的“碎片”式打捞，正因此而在“很零碎，很杂乱”的外表下，显示出了其“大学问”的深刻之所在。
从我上面讲的几点，我想读者或许可以明白，为什么朱竞会说，在谢泳文章“平稳舒缓的背后却隐藏着尖锐的思想和个人的风格”，为什么韩石山会说，谢泳的文章在平实中却含着“骨头”。
但我这里还想说的是，为什么谢泳要用这样的一种“平稳舒缓”的文字风格，或者说，谢泳在研究现代知识分子时，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文字风格。我觉得，此种文字风格是与谢泳将事实判断看得高于价值判断是分不开的，而谢泳之所以将事实判断看得高于价值判断，第一，由于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一向处于被“遮蔽”的“盲区”，被“挤压”的“边缘”，且又长期被“扭曲”“污染”所以，借用现象学的一句话说，将一切原有的价值判断予以“悬搁”“直接回到事物本身”，就有了将其“存在”得以“澄明”且对其“偏见”给以“解毒”之功效。第二，长期以来，由于对所谓思想性的强调，学界曾流行让“事实”服务于某种先验的思想，在此种导向下，“媚时”成为学界的积弊沉疴，所谓“媚时”，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媚政”，每当政界上层提出某种思想、观念，不论这些思想、观念怎样随着政界上层的变动而完全地不同，但学界总是可以用“如椽大笔”用种种“事实”论证其正确性；一是“媚新”，每当学界一种新理论出现时，学界总是有人能够迫不及待地用此种新理论将历史与现实改写一遍。
谢泳则不然，他强调的是，在进入对象之前，不要先先验地将对象给以价值上的是非取舍，而要先给对象以“理解之同情”，这样，才能“擦抹”去涂在事实上的各种“油彩”，使“事实”自身所蕴含的“思想”得以呈现。第三，正由于谢泳将事实判断看得高于价值判断，而事实又是可以讲述清楚的，所以，谢泳特别推崇胡适的文章推崇“科学家集团”的文章“明白如话”“无歧义”，推崇其“明白如话”“无歧义”中的“简单”，而“最简单的，常常就是最深刻的”，而他的文章则也力求这一文章风格的实现。
谢泳学术研究的深刻性及其意义效用现在还没有完全地显示出来，随着时日的延续历史的前行，人们对其学术研究或许会给以更多的重视，但我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有着某些不大以为然之处，譬如说，他在作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研究时，常常将鲁迅作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而给以涉及，就拿他主编的那本《胡适，还是鲁迅？》来说吧，单看题目，就可以看到他将二者给以对立比较的意思，而在我看来，鲁迅生命形态的复杂性深刻性及其生命形态的多义性、文章的多义性，都不是能够与胡适作简单的线性对比的，不过，这就不是这篇小文所论述的范围了，还是留待以后再说吧。
关于学术评判的片断思考
——读《文学争鸣档案》
近年来，关于如何进行科学的学术评判特别是社科的学术评判的话题屡屡为人所提及，其间因由，自然是为我们目下的现行体制所决定的，至少与我们目下的现行体制血肉相关，诸如怎样科学地评判一个大学文科教师、一所高校或者一个学科点以及一本学术刊物的水准之类的问题，诸如计量手段在社科的学术评判中的应用问题等等。学术评判中所显现出的学术机制问题不容忽视，这至少会对学术生产学术建设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在这样的视域中，我读到了张学正等人主编的《文学争鸣档案》，我想就此谈几个很具体的小问题，也许对方家正在讨论中的社科的学术评判问题不无益处。
第一，专着与编着。在各类的学术评判工作中，编着的分值一般均低于专着，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你想，专着写的都是自己多年来积累下的心得体会，编着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用了他人的成果综合而成，其中个人贡献出的学术含金量不同，分值的不同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但你若细细地认真想一想，却也未必尽然，眼前的这本《文学争鸣档案》即是一例。
这部《文学争鸣档案》归入编着类应属无疑，但其中所蕴含的编着者贡献出的学术含金量及所应得的分值是否就低于专着却是大可打个问号的。我们知道，中国的当代文学一度曾是中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风向标与感应器，近二十年来，也依然是中国各种社会思潮各种情感形态竞相展示相互冲突的凝聚体或大舞台，其间文学观念文学方法的变化可谓大矣。这种特性集中而又鲜明地体现在对当代文学作品的争鸣之中，因之，《1949-1999文学争鸣档案》的编着，意义自非寻常，它犹如一扇窗口，又犹如一幅百分比缩小了的略图，有助于我们于其中看到文学内部、外部的嬗变轨迹及时代的价值演化风云变幻。
但是，说其是“窗口”“略图”，是就其能比较忠实地再现这五十年的文学作品争鸣史实而言的。在这五十年中，大大小小的文学作品争鸣可谓多矣，哪些文学作品争鸣可以入选，哪些文学作品争鸣应予排出；哪些文学作品争鸣需要详加介绍，哪些文学作品争鸣扼要评说即成；对入选的文学作品争鸣又侧重从哪个层面、角度予以评介，这些，都决定了是否能比较忠实地再现这五十年的文学作品争鸣的风貌、形态及其实质，而这无疑是对编着者史识能力的考验，没有相当的史识能力，是不能胜任这种编着工作的。这样的编着，你很难说其贡献出的学术含金量低于专着。
第二，论文与条目。在各类的学术评判工作中，论文的重要性、分值是远远高于各种类书中的条目的，这似乎也已经是定规了，一篇当代文学方面的论文，在学术上的创见性，自然要高于譬如《文学争鸣档案》中一个条目的撰写了，但细细认真穷究下来，却也又是一个未必然。
